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文盲半文盲率从1983年的35.5%下降到2000年的8.09%，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3年的5.26年提高到2000年的7.7年。但是，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比较低下。2000年农村从业人员40%是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半文盲，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不足12%，而1995年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0.58年，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可能更加明显，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教育的弱势及其后续效应是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村地区贫困以及发展滞后与教育的匮乏和人才的缺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广大群众的无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复杂而又严重的阻力和障碍，从而使这些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缪尔达尔对南亚国家的研究结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振兴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此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提高中小学教育硬件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受过规范训练的合格师资的数量和质量。二是要明确青少年是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对象，这既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减缓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矛盾，又可以满足以知识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产业结构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三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尽最大努力减少辍学和留级所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但是，目前对教育资源充分利用问题的关注不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多。四是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解决农村地区发展的实际问题，真正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缪尔达尔指出：“人民必然是有条件地欢迎受教育的机会”。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教育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开设的课程具有极强的城市化倾向，许多急需要得到农村基本知识训练的人被排除在教育的视野之内，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实际意义的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严重缺乏。这些思想不仅对农村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而且对当代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的大众化教育的确已经出现相当严重的问题，一方面，诸如北京大学学生贩卖猪肉谋生等新闻在网上沸沸扬扬，毕业等于失业之类的舆论充斥大街小巷；另一方面，对大学生培育的目标缺乏准确定位，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2006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中，实施了“村村一个大学生”工程，这使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豁然开朗，在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的同时，农村获得了一批推动发展的人力资源。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不仅可以有效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矛盾，而且是培养新型农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础。
（三）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是出发点，富裕农民是关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阿婴·路易斯在1954年以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资料为依据，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着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必将缩小二元经济的差距，农村的过剩劳动力终会被工业部门全部吸收。但是，就中国而言，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发展趋势，要实现这种趋势，需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
1.加快现行户籍管理和劳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解放生产力必须解放劳动力。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城乡户籍和劳动人事管理体制阻碍和限制了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改革的深化、城乡联系的紧密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乡人口流动和农村劳动力资源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新的条件。一方面，负载沉重的土地对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较大的推力；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对吃苦耐劳的农村劳动力需求较多；尤其是城乡之间社会生活水平的落差成为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拉力。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活力的增强，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大，加之城市人口一般不愿到一些苦、脏、累、险的岗位工作，为城乡人口流动提供了现实土壤。
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落户从事非农产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逐渐成为流行趋势。1989年，“民工潮”开始涌现，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0年，各省陆续放开粮食价格，瓦解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以及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2000年，人口普查农民工已有近亿人。2004年，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4，占城镇职工的1/2。数据表明，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并且从数量绝对过剩演变为结构性短缺，正视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应对已经刻不容缓。
“民工潮”形成了对长期以来推行劳动力城乡壁垒和分割政策的巨大冲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历史现象。就农村而言，“民工潮”不仅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开阔眼界，提高素质，而且促进了城乡之间知识、技术、信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交流，有利于改变广大农村地区封闭落后的局面。就城市而言，“民工潮”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成为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关键在于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和劳动人事管理体制。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城乡矛盾、协调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民工潮”仍会持续发展壮大。城乡人口盲目流动，既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压力，又由于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对农业生产带来不良影响，还可能诱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这需要城乡统筹协调，因势利导，采取“疏导”和“分流”策略，多途径解决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就农村而言，要积极加强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加强城镇化建设，在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城市而言，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积极创造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条件，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逐步实现农民工的身份合法化和地位平等化，使其在城市安居乐业。为此，必须继续坚持“放活”思路，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和人口流动，创造平等的环境，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2.建立和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全民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社会福利功能和企业生产功能相混合的体制，逐步形成了福利性的就业制度和单位“小社会”。这种体制混淆了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本质差别，人的职业生活是后天的，具有可流动性；人的社会生活则是先天的，人有获得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人的生存权具有不可让渡性。同时，这种体制把人固化在单位之中，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影响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保障采取由国家财政和企事业单位分摊的办法，即由劳动者就业的单位承担社会福利的职责，客观上演化为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城市内部单位与单位之间，而且表现在没有单位和拥有单位的人之间。城市里没有单位的人暂时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农村居民永久不能享受社会福利。这是秉承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事实上，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只是计划体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翻版。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任重道远。对企业职工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职工而言，把原来的部分企业福利（比如教育、住房、养老）剥离出来予以社会化，“社会保障”一词的创生和使用是在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意义和背景下生成的。迄今为止，这个词的使用范围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了，由失业保障泛化为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但仍然局限于城市居民。因此，原有体制的社会福利实质并未改变，重城市轻乡村，城乡之间不仅处于一种分割状态，而且投入比例和资源分配不平衡。以卫生资源为例，城乡人口数量比与卫生资源比严重错位，城乡人口数量分别约占全国人口的30%—40%和60%—70%，而城乡卫生资源分配却分别约占80%和20%。2000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0元，市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0元，前者为后者的1/4；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其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业绩评价中，中国卫生费用的社会公平分配指标位列倒数第四。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一个共同的路径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首先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逐步建立起来。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大势所趋。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改革现行的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并只对城市居民负责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保障全民化，缩小和取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差别，建立和完善城乡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坚持城乡兼顾、单位福利和社会保险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企业保险、社会保险、社会互助和家庭个人保障等多种方式并举，逐步消除国有、非国有和个体身份不同的等级观念，缩小不同所有制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
建立公平正义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需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政府投入。目前，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稳步推进，有的已取得一些突破，尤其是城乡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在农村地区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适时推出了除城镇职工以外的非从业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200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8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为64.6%；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0.41亿，两者之和约占城镇常住人口的40%，约占户籍人口的50%。医疗保障体系是整个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对于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家立业具有重要意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同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向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稳步推进。
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有效利用土地资源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成为生产关系的基础以及社会制度的核心。土地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土地制度是农民与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都对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土地制度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是在经营权的集体化和个体化上的分野以及二者的结合度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的价值。
土地作为经济资源无疑应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者的选择是：自己经营还是委托他人经营？出售、转让还是自己耕种？种什么？这是土地制度所要涉及的基本问题。在现有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情形下，在农民公平的选择中，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趋势：土地逐渐集中到最善于使土地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经营者手中，土地转移到价值最大化的使用方向，从而土地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最大化。在美国，约占人口2%左右的农民，经营着大约28亿亩土地，平均每户农民经营规模达560多亩，规模化的生产发展了现代农业，享受了技术、流通、加工和仓储等十分广泛的社会化服务。在土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土地经营权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流动。如果社会合理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率就会产生，如果社会实现了城乡协同，则农村社会就会改变传统农业状态并逐渐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既是一种生产要素，又是最大的生存保障，既要追求土地的使用效率，又要保障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来源于土地的这种两重性制约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取向和价值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