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挺经》原典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原典精译
龙翰臣为官清正廉洁，令人敬佩。但他死后却家境萧索，没有剩下什么。所以说，不光清廉之官不好当，就是做善事也是不容易的。龙翰臣一生好学不倦，曾想著书以引导后人。我昨天赠给曾赠送百金以助其丧事，并写了一副挽联：“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也曾想登高一呼，号召为官之人要廉洁勤政，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估计也没有人会回应，也只是徒增感叹罢了。韩愈就曾说过：“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德之人常常是不能容存于世，而不贤之人却经常是志得意满。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春秋的时候，熟知礼仪、能言善辩的士大夫，常常可以使人钦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却认为繁琐的仪文为礼，这也正是被叔齐一直讥讽的一点。荀卿、张载兢却以礼为自己行事之标准，可谓符合古意，不同于凡俗。近世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
也算是大体符合了先王的本意。秦蕙田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归入“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归入“体国经野门”。对著书的体例来说，可谓是驳杂而不精练，但是对于古时的治世之礼来说，则无不包括，所以此书也不算是太差。
崇尚节俭，可以养廉。州县的助手杂役到省城当差，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如今，每月可以得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这就是不知足了。要学到廉俭二字，必须要先知足。看到各地的难民，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我们不缺衣食住房，已属万幸了，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任意糟踏东西吗？我们不仅要在利益方面做到“廉”字，还应当在名誉获取上做到一个“廉”字。
智慧解析
一、俭以养廉
曾国藩的起居生活非常俭朴。穿衣方面，曾国藩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穿绸缎衣服。一件天青缎马褂是曾国藩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时放起来，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天晚上总督府内，曾国藩办理公事，全家长幼女眷则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此都称他为“一品宰相”。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曾国藩所要求的勤俭，特别是他对子女衣着的要求特别严格，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这个年谱记载了家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从居住方面看，曾国藩反对大兴土木，在家乡修建巨宅。曾氏湘乡旧宅已有百余年历史，曾门兄弟发达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则易，搬出却难，此种作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当今世上不太平，有多余的钱财就可能会导致祸害，也不可生活的太安逸。官宦人家不易积累财产，子孙们会觉得如果一天不劳动的话就会挨饿，这样子孙们才会变得勤快，能够自己独立生活。曾国藩每次回乡都住旧宅，平生从未进过新屋。曾国藩还反对家中购置私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咸丰五年，欧阳夫人在衡阳娘家私自买田置地，曾国藩知晓后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并在家信中表达了反对置田的态度。
二、曾国藩的“三难”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国藩生活简朴与曾家良好家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他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第一是：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第二是：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怕在家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第三是：曾国藩一个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
从以上三难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不回家乡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回乡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