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川茶课税较轻，商人贩运茶叶较为自由，获利甚丰，刺激了茶业经济的发展。雍正八年（1730），重新制定川茶税制，茶税有课、封、羡、截等项目。课是征收茶农的茶课，商人凭引购茶时，在价格上扣除课金部分，随引赴地方官代为缴纳；封是茶商完纳的正税项目；羡是额外贡纳；截是茶票过关，查验相符，截角放行的项目。并且根据边引（销民族地区）、土引（销天全地区）、腹引（销内地）之分，税率略有不同。一般是边引税重，土引次之，腹引税轻。每引100斤茶叶，边引共纳税银约0.9两，土引约纳0.7两，腹引约纳0.6两。按嘉庆时期（1796－1820）的引额计算，边引11.9万张，土引 2万张，腹引1.6万张，全川征收茶税估计为银12万两以上。光绪十八年（1892），川督刘秉璋称，仅川茶销藏一项，每年有1400万斤，征银十数万两。这对于全川财政来说，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清朝末年，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支绌，各种茶业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纸朱银、脚力银、铁路租捐、茶桌捐、厘金等，茶业捐税已达到茶商无法承受的地步。
民国时期，四川边茶、腹茶每票一张，纳银一两。1915年共发茶票15.1万张，收税银15万余两。从1915－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割据称雄，横征暴敛，有的地方茶课比原额增加数倍，造成生产萎缩，茶商倒闭。1935年，四川省政府重新整顿茶税，税制混乱的状况稍有好转。1938年废除引岸制度，征收3％的营业税。1941年因抗日战争的财政需要，又对茶厂征收15％的出厂税。有的地方还有保甲捐、行费等苛捐项目。加上关卡林立，重重课税，造成茶业萧条，川茶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总之，中国历代王朝都重盐茶酒税，作为财政来源。统治阶级根据财政需要，茶税标准时有变化。一般而言，每当政府遇到财政支绌，就通过加重茶税，榨取人民血汗，影响了茶业的发展。
4．川茶与政治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它的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区，并且连接西藏、青海、甘肃的藏区和其他牧区民族。这些民族地区因自然条件的限制，不产茶叶。而当地人民肉食乳饮，嗜茶成性，饮茶成风，需要饮茶助消化，解油腻。另一方面，中国的战马又大都产于西北高寒地区，历代王朝又需要牧区战马以维持其军事和国防的需要。因此，内地同藏区茶马及其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构成了汉藏两大民族、中原和藏区不可分割的联系。川茶历来是汉藏两大民族，中原和藏区联系的纽带。所以从前有人说，川茶是“政治商品”，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它的经济属性。
自唐朝与吐蕃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四川的昌明茶、名山茶、临邛火番饼茶，就源源不断销往藏区。茶叶就开始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经济联系，赏赐吐蕃使臣的重要政治商品。
宋朝是一个军事力量远逊于唐朝的封建王朝，经常受到契丹、西夏、金朝的军事进攻。宋朝为了增强国防实力，需要用茶叶与吐蕃等族交换战马，为了同契丹、西夏政权保持和平局面，每年还要用“岁纳”、“岁赐”的名义，供应契丹、西夏大批的茶叶。茶叶在宋朝政治上军事上的作用非常重大。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韶开熙河，这一带的吐蕃部族北与回纥相通，西与青海吐蕃部族相接，产马乏茶，“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为茶，而乏茶与之为市”。于是熙宁七年宋朝在四川榷茶，建立都大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茶马事宜，开创了中国官营茶马贸易的新篇章，四川茶叶成为交换战马的专用商品。从此，“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北宋时期，四川茶叶在青海、甘肃地区交换的战马每年在15000—20000匹之间，南宋时期，在甘肃地区交换的战马每年在6000匹以上。这就解决了宋朝的战马来源，增强了同契丹、西夏、金朝抗衡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国防。同时还使甘肃、青海一带的吐蕃部族归顺宋朝，维持了民族友好关系，保障了边疆安全。
四川茶叶还是宋朝对四川境内吐蕃等族进行羁縻统治的重要手段。政府用茶叶赏赐归顺宋朝的羌藏部族，用茶叶开展边贸互市，用茶叶购买羁縻马，维持了四川地区的民族友好关系。所谓羁縻马，是指宋朝为了维持对四川羌藏等族的羁縻统治而向他们购买的马匹。这些马短小瘦弱，不堪作战，价格反比西北战马贵三倍以上。其目的在于使出售马匹的部族归顺宋朝：如果拒绝归顺宋朝，甚至为敌扰边，则停止买马。宋朝每年用茶叶购买羁縻马约5000匹，使这些部族得到不少的经济实惠。因此，他们“素效顺，捍卫边陲”。“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改善了四川境内的民族关系，维持了四川的安宁。
元朝把大江南北、蒙藏高原尽入版图。其根据地骊黄成群，战马云集，茶马贸易的需要已经消失。但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仍然与民族地区开展茶叶互市，在四川碉门（今天全）设立市场，将西蕃茶叶销往羌藏地区。
明朝统一中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大漠南北，不时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故特别重视河湟地区的战马征集。因此，明初就制定了用茶叶“联蕃制虏”和“以茶制蕃”的策略。即用茶叶与吐蕃易马，联络吐蕃钳制元蒙残余势力；吐蕃得到茶叶不能成为明朝之害，明朝得到战马又为明朝之利，又起到驾驭吐蕃不敢扰边的作用。所以明初就在西宁、河州、洮州设立茶马司，每年调川茶至茶马司易马四五千至二万匹不等。同时又在四川永宁（今叙永）、碉门、雅州设立茶马司以茶易马。松潘羌藏地区虽未设立茶马司，当地政府亦以成都地区的茶叶易马。形成了自“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此外，明朝政府为了维持对藏区的统治，还往往施用一些经济上的实惠，对藏族的土司和僧侣入贡，都赏赐大量茶叶，并允许他们归途中采购茶叶运回西藏。为此，明朝政府特在成都、重庆、保宁、播州（今贵州遵义，明属四川）设四大茶仓，以备各族不时之需。所以《明史·食货志》说：川茶销藏，起到了“用茶易马，固蕃人心，且以强中国”的作用。
清朝牧地广于前代，买马的军事意义逐渐消失。清初虽沿袭前朝旧制，先后在西宁、洮州、庄浪（今甘肃静宁）、甘州（今甘肃兰州）、河州设立茶马司，以茶易马，但买马数量不多。雍正十三年（1735）停止茶马贸易后，为了“怀柔远人”，仍然十分重视边疆的茶叶贸易。故从轻定税，招徕商人将茶叶运销西北蒙藏地区。在四川则着手经营打箭炉（今康定），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藏区。从此打箭炉民族贸易市场日益繁荣，成为四川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清朝政府还在打箭炉至拉萨南路茶道沿线设立台站，常年驻兵防守，保护茶道安全。并且取消了对藏区茶叶供应数量的限制，以满足民族地区对茶叶的需要。同明朝一样，清朝政府每年都要赏赐蒙藏上层人士大量茶叶。茶叶作为汉藏交往的礼品与哈达同样重要。历任驻藏官员赴任时，都要把川茶作为礼品，沿途馈赠给藏族僧俗人士，增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所以清末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廉价倾销印茶，企图从经济上割开西藏与内地的联系，离间藏汉民族关系，引起了西藏人民的抵制。西藏人民抵制印茶，食用川茶，成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一种斗争手段。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保卫边疆，四川总督赵尔丰则在雅安组织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分公司，打破历史上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理塘、巴塘、昌都等处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将茶叶迅速销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藏汉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在政治、军事上的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依旧畅行于川藏之间。1936年，西藏地方政府电告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请求大量供应川茶，以解决西藏市场急需。国民政府当即积极支持。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四川茶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成为内地与西藏地方重要的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和藏汉民族团结。
总之，四川茶叶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内地与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贸易的坚固基石。四川茶叶起到了沟通汉藏民族关系的枢纽作用，这是四川茶叶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5．川茶的流向
四川茶叶由于具有“政治商品”的性质，唐代以后它的流通渠道和地域，一直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
唐代四川的茶叶，因其种植和制作起步早，积累了较长的历史经验，产量和加工制作都居全国前茅。蜀茶受到人们的普遍珍重。特别是蒙顶茶被称为“仙茶”，是蜀中向唐王朝进贡最多的茶叶，为唐人普遍称誉。以致宋代人都认为唐人最喜爱蒙顶茶，说“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除蒙顶茶而外，唐代四川绵州的神泉小团、昌明茶，蜀州的雀舌、鸟嘴、麦颗茶，彭州的饼茶，涪州的宾化茶等等，都是当时的名茶。由于唐代四川茶叶质量好，产量多，加上政府对茶叶的流通地域未作限制，因而唐代四川茶叶能够畅销全国。一是通过长江航运销往东南地区。“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二是销往黎雅、松潘和吐蕃等民族地区。三是通过川陕陆路运往陕西等西北地区。四是销往四川内地。
宋朝政府为了财政和国防需要，加强了对茶叶的专卖榷禁。宋初在东南榷茶，就禁止蜀茶出境，只许商人将茶叶卖给四川居民和官府把茶叶卖给羌藏等民族地区。从此结束了川茶销往东南的历史。熙宁年间在四川榷茶，熙河买马，揭开了四川茶叶大批流入西北吐蕃等族的历史。宋朝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泾州 （今甘肃泾川）、熙州、原州（今甘肃镇原）、阶州（今甘肃武都）、通远军（今甘肃环县）、陇州（今陕西千阳）、成州（今甘肃成县）、兰州、渭州（今甘肃陇西）、岷州（今甘肃岷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设立300多个卖茶场和十余个买马场，由官府抽调土兵、民夫和招募商人每年搬运川茶 400万斤至熙秦地区卖茶买马。南宋时期，熙秦地区被金朝阻隔，宋朝只能在阶州峰贴峡和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宕昌寨买马。马源减少，马价踴贵。由北宋时期约100斤茶换一匹马，涨至1000斤茶换一匹马。买马数量减少，所需茶叶反而增多。按每年买马6000匹计算，即需茶叶600万斤左右。宋朝在西北地区用茶易马之外，还要向当地民族出售大批的食茶，加上大量的私茶踴入西北，西北成为川茶的第一个巨大市场。四川民族地区则成为宋代川茶的第二个大市场。宋朝在四川购买羁縻马，一般为350斤以上茶叶换一匹马，每年买马5000匹，即需茶叶200万斤左右。此外宋朝每年都要向沿边少数民族首领和朝贡使赏赐大量茶叶，在边贸集市出售大批茶叶，茶商还要向沿边地区走私大批茶叶。这些茶叶除沿边民族食用之外，还要远销西藏等藏区。四川内地汉区则是宋代川茶第三个市场。这个市场较前两个市场的销售量为少。这就形成宋代川茶的西北民族地区、四川民族地区和四川内地的三大流向。
元代四川茶业极度衰落，官府已不将川茶运往西北地区，四川羌藏地区成为川茶的主要销售地。当时松潘、黎雅藏区所需茶叶已形成一种新的专门品种，叫“西蕃茶”，以别于内地所饮的川茶。西蕃茶味苦涩，适于熬酥油茶，主要产地在天全、雅州、汉源，以后扩大到名山、峨眉、夹江等地。元朝曾一度设立“西蕃茶提举司”，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等地互市。由于加价过高，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其后官府停止经营，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汉藏自由互市。四川内地食用的川茶，则实行引法，由商人贩卖，其数量远不及西蕃茶之多。
明代川茶又恢复到宋代销往西北、四川藏区和内地三大流向。其中绝大部分茶叶通过西北陕甘和松潘、雅安三条路线销往民族地区，销往四川内地的茶叶为数不多。但销往西北地区的茶叶比例较宋代大为减少，销往雅安一线的茶叶比例则大大增加。
明朝为“联蕃制虏”，以茶制蕃，巩固对藏区的隶属关系，仍在西北地区开展茶马贸易。但因其以茶制蕃，贱马贵茶，压低马价，规定三四十斤茶易一匹马，故每年只调川茶100万斤，陕西汉中府茶26200斤至西宁、河州、洮州储备易马。川茶虽占陕甘茶马互市总茶额的96％以上，而实际数量远比宋代为少。另外，每年赏赐给甘青地区蕃僧的四五万斤茶亦由四川供应。为了保证陕甘地区的茶叶需要，明朝政府把连接陕西的保宁、夔州一带的茶叶，划为“巴茶”范围，归陕西巡茶御史管理，组织军民运往陕西。
巴茶以外的川茶由四川茶盐都转运使管理。这部分茶又分为供应藏区的边茶和供应内地的腹茶。边茶又分供应黎雅的边茶和供应松潘的边茶。故称“两边一腹”。无论边茶和腹茶都实行引岸制度，商入纳钱买引（每引100斤）到指定地点按引采购茶叶到指定地区出售。所以官府把明代四川保宁、夔州、邛雅、叙州四大产区的茶叶，都规定了销售的区域。保宁、夔州茶除销陕西西蕃诸卫外，部分夔茶和叙茶、邛雅茶运销雅州、碉门。灌县、安县等地茶叶运销松潘。
黎雅、碉门市场销售范围远达朵甘、乌斯藏（今甘孜、西藏）全境，边贸互市繁荣，售茶特多。明朝在碉门购买羁縻马，所用茶叶为西蕃茶，质差量重，加之本地出产，价格较低，每匹马需茶1000斤以上，需茶特多。这里又是乌斯藏、朵甘等地僧俗进贡的大道，每年进贡使臣络绎于道。他们在返藏途中都要在碉门领取大量的赏茶和购买大量的食茶。因此，碉门成为四川境内最大的边茶市场。松潘是四川第二个边茶市场，主要销往今阿坝地区和青海果洛、甘肃南部。这一地区经济落后，购买力低。加上明朝政府害怕松潘边茶流入西北，冲击西北的茶马互市，限制供应，故所销边茶不多。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川茶五万引，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行之腹里，形成腹多边少的局面。这种政策造成腹茶积压，无法销售，边茶又不能满足藏区人民的需要，私茶泛滥。隆庆三年 （1569），明朝政府被迫调整边腹引额的比例。在发行的三万八千引中，黎雅三万引，松潘四千引，腹引四千引，边茶占全川引额的89％，自此边腹相安。
清朝不需要川茶易马，加上清初四川茶业衰落，东南茶业发展，便开始招募商人采购湖茶运往甘肃销售，使四川茶叶从此基本上丧失了西北的茶叶市场，开始了四川茶叶仅销本土、西藏和甘肃、青海、陕西部分地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