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是不讲核算的自给性生产。每个农户几乎都是直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产品。他们的生活生产资料主要是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同社会交换的产品。他们所投入的各个生产要素中，现成的自然资源或不要价值补偿的因素占很大比重，商品因素不起决定作用。人们注重的是实物产量，而不是核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商品生产则不同。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同社会交换，他们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必须同社会交换。他们投入生产的要素多数已经商品化，劳动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受到社会的核算。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核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就必须进行商业性投资。井盐作坊主用大量资金开凿盐井，雇佣盐工；茶园主雇佣众多季节性的临工；花户到洛阳千里迢迢买回良种，等等。这种大量的投资，更使商品生产者不讲成本核算，不讲经济效益根本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就必须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抛弃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生产方法，采用新的耕作技术。在种茶、种花、种药、种甘蔗中用新的耕作方法代替旧的农业耕作方法；在井盐生产中用冲击顿锉的圆刃工具代替旧的锄锹等挖井工具，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总之，农村的商品生产，它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中，推动了农业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行业中，又推动了农业的另一个方面。它在一种场合下改进了一些农业技术，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改进了另一些农业操作规程，使这些技术和操作规程打破了墨守成规的生产方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的商品量急剧增多。宋朝官府和买、和籴制度的盛行，就是商品生产发展、社会商品量增多的产物。宋朝官府在四川征收的各项物资，很大部分已经不是来自实物赋税，而是来自收购。北宋时期宋朝在成都府、邛（今邛崃县）、蜀（今崇庆县）、彭、汉、永康军（今灌县）等产麻六郡和买的官布，每年就达七十万匹之多。南宋时期川陕驻军所需的军粮，也主要是靠和籴、对籴购买的。宋朝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所需的大量茶叶，更全部是靠专卖的办法从茶园户收购来的。由于商品茶叶数量过多，还曾经出现过官府无钱收买，导致茶园户围攻殴打公人，哄闹官厅，要求官府收购茶叶的事件。至于商人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大批蜀中物资，更是在四川市场收购的。总之，宋代四川能有大批官私物资运销全国，支援全国，正是四川商品生产发展、社会商品急剧增加的体现。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破坏自然经济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使国内市场、商业交通得到发展。从事井盐生产的人“所资盐井利，持易他州粟”。在大宁监（今巫溪县）专门生产井盐的地方，更是“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民家子弟壮者逐鱼盐之利，富有余资，辄以奉祀鬼神，他则不暇知耳”。“吴蜀之货，咸萃于此”。当地居民吃的穿的全靠商人运进来，当地居民生产的井盐又全靠商人运销出去。种植茶园的农户，则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所以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从流通的角度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商品生产的队伍，从事商品的运输、销售，使市场扩大，商业交通得到发展。正是商业的发展，宋朝才在四川境内设置征收商税的场务达一七六处之多，商税成了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正是大宗商业贸易的发达，使携带笨重的小额铁钱铸币远远不能满足商品交换需要，信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扩大，一交一缗的大额纸币应运而生，把铁钱铸币排挤到小额贸易领域，宋代四川才成为世界上纸币的发源地。正是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五代时期，利（今广元县）、剑（今剑阁县）之间，绵（今绵阳市）、汉之间还是虎盗出没，“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噬者”的川陕干道，到宋代已变成“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的繁华通途。川江航运更空前繁荣。“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越千里”。为此，宋朝还在夔州地区建立水上航行安全管理制度。“帅司遣卒执一旗次第立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出峡船只，每一舟入峡数里，后舟方能续发，以免水势怒急，舟船猝然相遇，不可解析。而在荆南则还有“蜀人修船处”，“沙市堤上层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
（二）促进了农村集镇的兴起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商品生产集中、地势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人口较多的地方，一批新兴的场镇集市在广阔的农村土地上逐渐形成。例如蜀州的味江镇；彭州的导江镇、蒙阳镇；蒲江场、堋口场、木头场；雅州（今雅安市）的名山场、百丈场，都是盛产茶叶的地区。涪州（今涪陵县）的白马津，开州（今开县）的封盐场，黔州（今彭水县）的盐井镇，则是出产井盐的地方。彭州的西津、南津，雅州的平羌津，泸州的绵水场，剑州的剑门关，则是水陆交通要道。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统计，北宋元丰初年现今四川境内就有场镇六九六个。其中商业贸易特别发达的场镇集市，官府还设置商税场务，征收商税。按《宋会要·食货》十六记载统计，一〇七七年，四川的场镇集市中，共设置了四十个商税场务。有的场镇商税务每年征收的商税比县城和州城还多。例如彭州濛阳镇的商税额达一万贯，雅州名山场的商税额达一万九千余贯，剑门关的商税额达七千余贯，就超过了某些州城的商税收入。在怀安军（今金堂县）则是“县二而镇九，以县而言，金堂为大，以镇而言，古城为富，方谚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嘉州（今乐山市）的苏稽和符文两镇，也是“市井繁遝类壮县”。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四川某些政治中心的城市，已经不再同时又是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场镇已成为农村的经济中心。
新兴的场镇，既是农村的商品生产中心，又是商品交换的基地。手工业者定居场镇，利用附近的原料从事商品生产；住商在场镇置铺坐卖；农民把生产的商品拿到场镇出卖，又买回所需要的商品；商贩走乡串户出售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商品，又收买乡村的商品和原料运往城市和其他地区出售。所以，农村场镇集市起了沟通城乡商品生产的枢纽作用。它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三）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川是个农业区，四川的城市与水陆交通要道的城市不同，城市的繁荣不能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上，而必须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手工业原料和各种商品，为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成都，由于附近农村粮食、蚕桑、茶叶生产的发展，乡村场镇林立，经济繁荣，成都的城市工商业也就特别发达。这里是全国著名的纺织中心，“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然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其中全国所需的蜀锦等高级丝织物，大部分都是成都织造的。宋朝官府还在成都设置官营“成都府锦院”和“茶马司锦院”，织造蜀锦以满足官府和少数民族的需要。这里的商业把唐末五代兴起的季节性贸易发展成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按月令季节售物的物资交流集市。从而使成都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娬媚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的“西南大都会”。在梓州，唐代虽然是东川节度使治所，政治地位与西川节度使治所成都相等，但经济地位则是“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可说是纯属政治中心。到宋代，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是著名的纺织基地。商业贸易也相当发达。一〇七七年商税额为五万五千余贯，仅次于成都府的商税收入。成为“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的另一个经济中心。此外，果州、遂州、嘉州、合州（今合川县）、叙州、泸州、利州、渝州（今重庆市）、夔州（今奉节县）、绵州等城市的工商业都比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促进了官府财政收入的增加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交通的发展，集镇的兴起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国家开辟了广阔的财源。加上宋朝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各类商品征收的税率远比农业税为重，并对盐茶酒等商品实行专卖榷禁。这就使宋代四川政府的工商税收成倍增加，为封建政府提供了巨额财源。据文献记载，一〇七七年，四川农业税收的物品，谷米以石计、绢帛以匹计，钱以贯计，金银丝绵以两计，盐铁以斤计，草以束计，共为二五六万贯石匹两斤束。依当时的物价折算为货币，不足二〇〇万贯。而同时四川的酒课收入为二四万贯，盐课收入为八〇万贯，茶课收入近一〇〇万贯，商税收入为一六六万贯。总计工商税收达三七〇万贯之多，大大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南宋时期，四川为了支付川陕战场的军费开支，赋税收入急剧增加，一一三七年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就说，川陕抗金战争爆发前，四川“上供、进贡、上贡，三路纲、坑冶课利等巢名钱物，共计一千五百九十九万，系四川旧额所管岁入数。其劝谕激赏、增敷役钱、助军头子钱、免支移脚米钱、秋税上出纳地理脚钱、盐酒增息等课名钱物，共计钱二千六十八万，系军兴后来所增岁入之数，今比旧额，已增过倍”。在这新增收的二〇六八万贯的税收中，“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占了各种新增税收的一半以上，工商税收仍然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十分明显，宋代四川工商税收成为官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其创造了物质前提的结果。
（五）促进了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雇佣劳动的发展和农民觉悟的提高
商品生产的发展破坏了封建社会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不能不造成居民在各地的流动，再也不能把农民紧紧束缚于土地之上。因此，在宋代四川夔州路长江以南经济落后的山区，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他们被豪民役使，皆相承数世，紧紧束缚于土地之，甚至农民死亡，妻子亦不能自由改嫁。但在经济发达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则普遍实行租佃契约制度，农民可以按照契约规定离开土地，人身依附关系不很明显，特别是井盐作坊、糖霜作坊、茶场等商品生产部门，需要大批的雇佣工人，更使农民可以走南闯北，充当佣工和小贩。于是在商品生产集中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奴役形式和人身依附形式被劳动力的这种非人身交易排挤掉了”，雇佣劳动发展起来。“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佣身赁力，出卖劳动力，“俯伏低析，与主人营作”，算索工直，一不如意，“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这种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对封建制度是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商品生产引起农民的迁徙流动，使他们见多识广，摆脱了村野愚昧无知的状况，发挥其自觉性和主动性，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先锋。井研县井盐作坊雇佣劳动者的增多，就曾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恐慌，害怕这些雇佣工人。“跳梁山谷”，“化为盗贼”。而“贩茶失职”的王小波则成为了农民革命的领袖，领导了宋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我国农民革命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农民革命战争史上建立了新的里程碑。
三、结束语
四川是地处内陆的农业区，它的有利条件是发展农业的良好基础；它的不利条件是四周为群山阻隔，交通不便，矿产也不丰富，与沿海交通要道和矿产区不同，不能主要依靠开发矿藏和商业贸易来促进经济的繁荣，而只能靠发展农业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能对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提高它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宋代四川人民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各部门的普遍发展，既使蜀中的商品能远销全国，支援全国，又使四川商品生产得以持续发展，保证四川经济的繁荣。所以，在北宋时期，当宋辽西夏鼎立之际，四川能成为陕西、河东战场的物资供应基地，保卫了北宋王朝的安全。南宋时期，先是宋金，后是宋蒙对峙，四川是两淮、荆襄、川陕三大防区之一，又依靠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独撑川陕战场，保卫了南宋的偏安。特别是在宋蒙战争中，四川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坚持抗蒙战争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基地。这就提高了四川在全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地位。故史家称“宋无巴蜀，淳、宝之际，亡形已成”。四川成为维系两宋王朝生死存亡的重要支柱。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