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本文拟对其表现、原因和特点略作考察，并试图回答这一发展又为什么难以持续。
（一）
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统一巴蜀，四川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代四川邛竹、蜀布已远销大夏。汉代成都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都市之一，并且以盛产色泽鲜丽的蜀锦而获得了“锦城”的美名。唐代，成都两次作为临时首都，有所谓“扬一益二”之称。有人甚至认为：成都“人物繁盛，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以侔其半”，成都城市经济的发达远远超过扬州。唐末五代，中原混战，四川安定，成都的蚕市、七宝市、扇市、药市、花市等季节性的定期集市相当繁荣。到了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政治性城市普遍发展成为经济性城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直到唐代，四川的绝大多数城市实际上还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封建国家在进行户口统计时，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不加区别，混合计算。政府虽然在城市里设置市官，征收商税，但商税的数目缺乏记载，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到了宋代，情况迥然不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国家在进行户口统计时已经明确地把全国居民划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所谓坊郭户，也就是城市居民。在赋税征收上，政府在城市里主要征收工商税，在乡村中主要征收农业税，而且城市的工商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熙宁十年（1077）的统计，在今四川境内，一共有四十六个州，其中有四十五个州城设置了商税务，征收商税达一百万余贯；一共有一百六十三个县，其中有八十五个县设置了商税务，征收商税三十四万余贯。可见，这批城市已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再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城市了。
梓州（今三台县）就是唐宋之际由政治性城市发展成为经济性城市的一个突出例子。唐肃宗时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梓州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政治地位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的成都相等。但经济地位则是“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完全是个政治性城市。到了宋代，梓州不仅发展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而且已有“机织户数千家”，成为与成都相匹敌的纺织业中心。梓州路的井盐生产特别发达，井盐产量为全川之冠，是成都地区食盐的主要供应地；药材贸易相当繁荣，又是川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熙宁十年梓州城商税收入为五万五千余贯，仅次于成都府城的商税收入，居四川州城商税收入的第二位。因而宋人说梓州“江山形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经济地位“与成都相对”。
至于成都很早以来就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城市，但其经济意义在宋代又有所增长。这里农业发达，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四周山区出产茶叶居全国之冠，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蜀锦、绢帛、麻布产量多、质量好，是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城郊和附近的彭县、邛崃、大邑、灌县等地的陶瓷生产发达，是四川的陶瓷集散地；造纸产量多，印刷质量好，是著名的纸张、书籍集散地。同时，成都还是当时四川的交通枢纽，通往各地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以成都为起点，水路可以沿岷江、长江航线直达东南；陆路可沿川陕驿道直通中原和西北，还可经雅州、黎州而达大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都还是宋朝西南地区的外贸商埠。全国富商大贾都聚集成都，购买蜀中的蜀锦、绢帛、麻布、药材、纸张和书籍等蜀中宝货，从而又促进了成都金融业的发展，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了纸币。这样，成都在经济上既是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它在宋代已发展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的西南大都会。
二、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普遍出现。在经济性城市大量涌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经济实力比一般城市雄厚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城市，不仅是该地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中心、手工业生产中心、交通枢纽，而且是商品交换、物资集散或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是该地区进行纵横经济联系，增强经济活力的集合点。当时堪称经济中心城市的，除成都是四川和西南的经济中心城市、梓州是川中北的经济中心城市而外，还有遂州（今遂宁市）、果州（今南充市）、利州（今广元市）、夔州（今奉节县）、泸州、戎州（今宜宾市）等。
遂州和果州是当时川中北的两个地区性的经济中心。遂州地处涪江中游和川中平原，农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又是四川和全国的甘蔗和糖霜生产基地。大的糖霜作坊雇佣截削甘蔗的工人达一二十人之多。北宋宣和末年，宰相王黼创应奉司，遂宁除常贡外，岁增进糖霜数千斤，为全国之冠。熙宁十年，遂州商税为四万八千余贯，居四川州城商税收入的第四位，因其经济发达，北宋和南宋时期梓州（潼川府）路转运司都曾一度设治所于此，主办一路的财政事务。果州地处嘉陵江中游，当水陆来往之冲，又是四川著名的柑橘和纺织基地，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其经济地位相当高。宋人说“充城繁盛冠东川”，“自号小益，不复数潼、遂”，“蜀人唤作小成都”。
利州是当时四川北部的经济中心。它地处四川北部的交通孔道，陆路北达关陕，南过剑门而入两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阆州、果州、合州、渝州而通夔州、峡州，上行而到兴州，是舟车咽喉之地，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宋人称利州“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
夔州是当时四川东部的经济中心，它扼四川长江水路的咽喉，是川东的交通孔道。吴蜀百货由此中转，商业繁荣，是宋代四川对外贸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荣促进了造船、修船业的发展。附近的大宁监（今巫溪县）、云安监（今云阳县）又是四川重要的井盐基地。在经济落后的四川东部，夔州就自然地占据经济中心的地位。
戎州、泸州则是当时川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它们都是长江水路的重要港口。戎州与“董蛮”、“石门蕃部”和“南广蛮”等“戎州三路蛮”相邻。地处今雷波、屏山、马边县的“董蛮”部族地区盛产木材，用舟船载运至戎州与汉人互市，又促进了戎州造船业的发展。泸州南部的井盐相当发达，泸南少数民族又将各类物资运至泸州与汉人交易。这样戎州和泸州又成为四川南部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都市。
（二）
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安定是宋代四川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从965年北宋平蜀到1279年四川被元朝统一的三百多年中，除宋初三十多年由于北宋统治集团的反动政策，曾经不断引起四川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战争，社会比较动荡外，到蒙古军队于1231年打进四川前的长达两百多年间，四川地区都保持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能各安家业、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自蒙古军队攻入四川以后，“蜀之为蜀，大非昔比”。四川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破坏，在反复争夺的拉锯战中，蜀中无片土安宁。战争使人民丧失了进行劳动生产的起码条件，人口锐减，死伤逃亡，十不存一。乡村荒芜，城市破坏。“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处而不被沸鼎之毒”。当时四川是沃野千里，荡然无民，残存居民，靡有定所，或离居四方，或退保山城，筑寨自保。城市破坏无遗，哪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言。所以说，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同两百多年四川社会安定分不开的。
二、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是个农业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四川又是个内陆农业区，四周为群山阻隔，交通不便。它与沿海和全国其他水陆交通要道地区不同，不能依靠外地的原料和市场来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本地区农业提供的原料和市场，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川峡四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 。成都附近出现了“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的局面。四川农业有了迅速发展。水利灌溉面积的扩大，梯田的兴建，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四川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居于全国前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改变农村的农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因而宋代四川农村的商品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纺织业、茶业、井盐业、药材业，甚至甘蔗、制糖、酿酒、水果、花卉都成为农村重要的商品经济部门。这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手工业原料和各种商品，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农村场镇集市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场镇集市是联系城乡经济的纽带，它是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在隋唐以前，乡村市镇已经零星出现，中唐以后开始大量兴起，入宋以后遍及全国。宋以前的地方志中，州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只有乡的记载，而入宋以后，州县以下的行政单位普遍记有市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统计，北宋元丰初年，川峡四路所辖现今四川境内就有场镇696个。这些场镇一般都兴建于工商业特别发达和交通要道地区。其中有些场镇的工商业甚至比某些州城和县城更为繁荣。如怀安军（今金堂县）就是“县二而镇九，以县而言，金堂为大；以镇而言，古城为富。方谚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嘉州（今乐山市）的苏嵇镇和符文镇，也是“市井繁遝类壮县”。这些新兴的场镇，既是农村的商品生产中心，又是乡村的商品交换基地。农民把生产的商品拿到场镇集市出售，又买回所需的商品。商贩走乡串镇出售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商品，又在场镇收买乡村的商品和原料运往城市和其他地区出售。农村的场镇集市成了沟通城乡商品生产的枢纽，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