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它又是很不发达的。宋代开始有了国家设置商税机关的数目和商税收入的记载，反映了这个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内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宋代四川的商品生产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商税务的数目和商税收入的数量，都在全国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四川是一个地处内陆的农业区，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在农业和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仅就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意义作些探讨。
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产物。从战国时期蜀守李冰修都江堰，变岷江水害为水利，四川就号称“天府之国”，农业相当发达。唐末、五代，中原混战，北方经济衰退，而四川尚堪安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中原和南方的分裂局面，南宋川陕抗金战争的胜利，都为宋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加上四川优越的自然条件，勤劳的人民，兴修水利，建造梯田，精耕细作，使四川的农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文献记载，宋代四川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成为宋代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已自给有余，外销荆湖等地。南宋时期，东南“诸路上供米斛，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负担川陕驻军军粮即达一百五十万斛之多，占了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南宋王朝军粮的主要供应地。粮食生产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吃饭的需要，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从九六五年北宋平蜀，川峡四路共五三万余户，到一零八零年就达到一八〇万户，一一六二年超过了二六六万户。两百年间，户数增加了五倍。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算，一一六二年川峡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了一三〇〇余万，是一七九一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前四川历史上的最高人口纪录。如果就当时全国人口分布密度讲，川西平原的成都府路和川中地区的潼川府路，都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这就形成了川峡四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成都附近更是“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的局面。人们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就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努力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
宋代农村商品生产的种类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商品生产是：
（一）蚕桑纺织业
四川纺织业，历史悠久。宋代成都地区是全国苎麻和麻布产地，也是全国种桑养蚕的纺织基地。成都的蚕市已发展到“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由于养蚕人户增多，在桑叶不足的年份，还出现了专门出卖桑叶获取厚利的农户。随着种桑养蚕在四川的普遍兴起，除成都地区之外，在梓州路的梓州（今三台县）、果州（今南充市）、遂州（今遂宁县）和利州路的蓬州（今仪陇县境）、巴州（今巴中县）、阆州（今阆中县）等川中北地区又兴起了一个蚕桑纺织中心。这里的蚕桑生产发展水平与成都地区不相上下。四川种桑养蚕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家庭纺织业和城市纺织业的发展，使四川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基地。
（二）茶叶种植业
四川种植茶树有悠久的历史，并有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随着平原和浅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更多的农民向深丘和山区进军。这些地区不宜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作物的生长，更宜于茶树的生长，使很多农民以种茶为生。正如吕陶所说：“九峰之民多种茶，山山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因此，四川茶叶遍布二十余州，年产茶叶三千万斤以上，超过了宋朝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是全国产茶最多的地方。茶叶远销西北，与吐蕃等族进行茶马贸易。
（三）甘蔗种植和制糖业
宋代四川甘蔗产于遂州、汉州（今广汉县）、资州（今资中县）等地，尤以遂宁所产为多，是全国著名的糖霜（冰糖）产地。宋代出产糖霜之地唯福唐（今福州）、四明（今宁波）、番禺（今广州）、广汉、遂宁五郡，四川居其二，“独遂宁为冠”，产量多，质量好，其余“四郡所产甚微，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下者”。当时遂宁涪江东西两岸地跨小溪（今遂宁县境）、蓬溪（今蓬溪县）、长江（今蓬溪县）三县数十里内，种植甘蔗的土地占十分之四，很多农民都以种植甘蔗为业。仅糖霜作坊就达三四百家，大的糖霜作坊雇有工人一二十人之多。
（四）药材采植业
宋代四川是全国著名的药材产地，品种多、产量多。川芎、大黄、枸杞、巴豆、羌活、黄柏、天门冬、当归、黄连、红花、半夏、贝母、麝香、羚羊角，黄蓍、天麻、何首乌、附子等都是当时的名贵中药材。仅《政和本草》记载的蜀中各种药物就达一八〇余种，绘制成图的药物近七十种之多。这些种类繁多的中药材，有的是农民采集的，更多的是农民种植的，出现了不少专门采药、种药的衣户。其中彰明（今江油县）更是驰名全国的附子生产基地。据杨天惠《附子记》载，彰明农民积累了种植附子的丰富经验，“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收获亦倍称之”。其中廉水、赤水、会昌、昌明四乡五万二千亩田地中，种植附子之田十居其二，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以上。全国各地的药商均纷纷入蜀购买，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致“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
（五）酿酒业
农村粮食生产的发展，也就促进了酿酒业的兴旺。宋代的酒是专卖品，分官酿和民酿两种。官酿由官府直接经营，民酿则由官府规定课额，由民户扑买承包经营，向官府缴纳酒课。南宋初年赵开为了刺激酿酒业的发展，又行隔槽酒法，罢官府卖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设官主之。曲与酿具，官悉就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从而更刺激了农村酿酒业的发展，官府的酒课收入亦随之大增。
（六）井盐业
宋代四川卓筒井的产生，提高了开凿盐井的功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故私家小户均能开凿，盐井数量急剧增加，到南宋初期，四川盐井已达四九〇〇余井之多。乡村富豪拥有一二十井，富裕农民也有七八井。他们雇佣工匠四五十或二三十人，兴办井盐作坊，从事井盐生产，一般农民也能开凿一两个盐井，作为家庭副业，亦农亦盐，从事多种经营，因而在出产井盐的地区，都是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
此外，水果和种花也开始成为商品生产。盛产荔枝的叙州（今宜宾市）就是“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岁收百五十斛”。宋人黄庭坚“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诗中的王氏、廖氏，就是世世代代专门种植荔枝致富的巨族富豪。盛产柑橘的果州，每到秋冬季节，就是霜后秋香树树橘，果山仙果透天香，处处圆金树树黄的景象。这些柑橘除在四川销售，还远销境外，并作为贡品运至京师供皇室享用。盛产牡丹的彭州（今彭县）更是花卉商品产地。据陆游《天彭牡丹谱》记载，这里的牡丹品种达百种以上。种花的农户很多，“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北宋崇宁中，花户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花户杨氏，都从数千里远的洛阳买花回家种植。花户对牡丹的选种、育苗、嫁接、整治、管理等种植技艺已有很高水平。“大抵花户多种花子以观其变”，“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花户还对重要的种植技艺严守秘密，以谋专利。其中“祥云”初出时一株能卖七八贯，“双头红”初出时一株能卖三十贯。南宋时天彭的李家、毋家、苏家，都以种花特多，养花致富，修盖楼亭馆阁，成为遐迩闻名令人瞠目的花户。
上述农村商品生产各部门中，除纺织、井盐、酿酒等工业生产外，养蚕、茶叶、药材，甘蔗、种花等，本身就属于商业性的农业部门。它的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表明了农村中部分农民正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农村商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二、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意义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部发展、壮大起来的商品经济，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宋代四川社会的发展起了如下的积极作用。
（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商品量的增加、商业交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