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1900—1974），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史家。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宣统三年（1910）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高师文科专修班。
“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民国十一年（1922）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1925年毕业。
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充满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卷葹》和《春痕》，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冯沅君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自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修订《中国文学史简编》；并与北大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55年任山大副校长。并任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名家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主攻学术，旁观运动
陶希圣回忆民初的北京大学：“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京城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进入北大预科
陶希圣生于湖北黄冈，父亲陶炯照系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即将他除名。因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其他考生的功名，亦全部作废。
陶炯照随即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进旅汴中学学习，成为清末第一代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的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大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有《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刘勰的《文心雕龙》、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并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
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自己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地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陶希圣在预科期间，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升入法科系
1918年，陶希圣升入北大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由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
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的《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日后，他更将《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了两本好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英国人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后人花大力气去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在北大上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
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后，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上世纪20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名刊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四”的点滴回忆
陶希圣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回忆，是从1918年5月北京大专以上学生的“民七请愿”说起。谈到这个“五四”的“前奏曲”，陶希圣虽不动声色，却提供了新资料。他说，学生在见到大总统冯国璋以后，又前往国务院向总理段祺瑞请愿。学生在国务院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可后者全然没有拨冗接见之意。这与罗家伦对“民七请愿”意气风发式的描述，仿佛大获全胜的结果，显然不同。
不过后面的这个小挫折，对学生情绪的影响的确也不大。学生通过请愿，找到了直接影响现实政治的方式，也获得了自信。这也成就了后来的“五四”。
参加“民七请愿”时，陶希圣还是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1年后，即1919年，他已于上年9月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本科，成为法科大一新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渐次传到北大后，学生们纷纷集会，发表演讲；而陶希圣则在同学们的邀请之下，四处旁听演讲。他写道：“那些演讲的人们，没有北大的教职员，也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我听见的演讲，以湖南口音居多数。”
这对于陶希圣，当然算是纪实。因为新文化运动老师辈的成员，如胡适、李大钊等，的确都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而陈独秀也是直到6月11日才开始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支持学生。但“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一句，却也有“虚”的成分。
陶希圣对“五四”回忆最想突出的地方，是强调“五四”的自发性，这一点倒与国民党官方曾经的说法，如“五四”与民族意识、政党政治的关联性大有区别；但也与上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争夺“五四”话语权时，极力撇清“五四”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一致。
也可能是对国民党官方有所顾忌，或另有隐情，陶希圣同时对自由主义或曾经倾向自由主义的学生领袖，亦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就不再是纪实了。
如“五四”当天游行请愿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陶不会不知道，他却只字不提；反而对傅斯年辞职后接任的另一学生领袖段锡朋，竟大加表彰。而对于游行当天手中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他也只是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著名长句，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至于宣言作者罗家伦——这位陶本人在台北主持“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副手——的大名，则根本就不予理会。而傅、罗两位，恰也是陶上面所说“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中学生辈的代表。
陶希圣记错了5月4日当天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北京大专以上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不应该是他所忆的上午9时，而是下午2时。因为上午10时，罗家伦还到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协调；而《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完成是在他开完会回北大之后，宣言的印刷则持续到了差不多中午1时。
陶希圣跟随学生队伍来到赵家楼，有学生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进后，看到“有一位白色学生装的高师学生，满手是血，因为他进了曹宅之后，用手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受了伤”。这一句中，前半句是实，后半句是虚。因为陶自己说过，他挤不进去，仍留在赵家楼大门之外。他在外面，又如何能看到这位学生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呢？后半句自然只是推测了。而按照陶的描述和当时的情景看，此君最可能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不过，匡当时不是“打破客厅的玻璃门”，而是用拳头砸向赵家楼院墙上的窗玻璃，将手划伤的。
一般都以为，学生因火烧赵家楼被捕之后，当晚即开会决定，第二天全市大专以上学校总罢课。但陶希圣提供了一个新的细节，即北大法科学生5日上午仍在上课。讲刑法的先生，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张孝簃，对学生行为的评价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而讲宪法的钟赓言先生，干脆“声随泪下”，引得“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这自然是纪实。但他随后所写“司法总长朱琛（应为朱深）听说张先生说了那八个字，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显然不属亲见亲闻。
不过，陶希圣叙述的“五四”期间，天津学生代表刘家麟为学生运动奔走而不幸病逝一事，给他简约、冷峻的回忆增添了一丝苦涩的幽默：
当湖北同乡学生去慰问刘家麟的父亲刘成禺时，这位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的老革命党人，竟流着眼泪说：“他为爱国而死，我要继承他的遗志。他不是我的儿子，他简直是我的父亲了。”
陶希圣的回忆文集《潮流与点滴》在大陆出版之前，早已有大陆作者据此书之台北传记文学版所记，撰文介绍陶希圣的“五四观”了。其实，陶希圣有关“五四”的点滴回忆，也并非全是纪实，其中的虚实夹杂，非有参照、辨析是不宜全信的。
关于《新青年》与《每周评论》
陶希圣回忆说：“《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与周作人的说法，并无二致。
随后他又说：“当时的学生青年们对于学派或者政派之类不甚敏感，尤其社会上未曾发生什么分派系、谈内幕的风气。至于北京大学，那是一个各种学派兼容并包的大学。学生们喜欢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在当时，没有哪一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一个青年可以读几种思想的书刊，也可以接受几种思想作为谈论的资料。”
这个轻描淡写的议论，可能不仅是想阐明“五四”时期学生及其运动本身的单纯性，而多少也是想把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多元的一面呈现出来。
陶希圣并不是一个“五四”学生运动热情的参与者；他是属于被学生运动裹挟的“大多数”学生中的一员。他一边旁听学生激情澎湃的爱国演讲，一边潜心研读《罗马法》的“奇特”经历，自然也不应属于“特例”。因为它反映的，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名家小传】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湖北黄冈人。法学、政治学著名专家，国民党高级官员。
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的父亲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6岁（1915年）考上北大预科，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人，课本有《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心雕龙》、《日知录》、《国故论衡》与《十驾斋养新录》等，并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
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政治学。1927年初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1929年以后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等校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人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教授之余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