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外缘：一是1912年冬他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他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父亲于1913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他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11个名额中，他和舅父的大儿子，即他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他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他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4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
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了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了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清华中等科的教育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4年，大学4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5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4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8年之中，前5年或6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2年或3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2年毕业后，再留3年读研究院。
潘光旦回忆说，他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1925年才开始的。1929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他已经离开多年了。
当时，中学拖长到6年，大学只有最初2年。而在那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2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圣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八九，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2小时。每晚还有2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5－6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4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4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
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女士。
潘光旦回忆说，自己后来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他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他回忆说，当时汉文课程的光景却很惨淡。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3－4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1至4时，4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是太多了一些。潘光旦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45分钟之内，历史老师竟插上了46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
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
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的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人们不禁要问，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吗？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吗？当然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曾提到，距此不过10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70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
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他们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
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潘光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不能对国学没有研究。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
这两种时间，潘光旦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他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3个整月的暑假和1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他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1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7－8个暑假，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潘光旦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倘若潘光旦没有在国学上下一番苦功的话，很可能他就成了所谓的“食洋不化”，学术上也难有什么大造诣。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
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潘光旦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2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2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2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
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
潘光旦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之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之所以特邀梁启超等有名的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之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还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5门或6门，每周上课15至18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6－7门，20多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3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
以潘光旦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二年，他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他“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缩，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潘光旦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他灌上大量的“米汤”。
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而潘光旦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