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申叔）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侃）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说钱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间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罗家伦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群言堂”与“饱无堂”
《新青年》诞生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人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后来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北大的学生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他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罗家伦3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代收西书的书店）去定买外国书。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他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之义），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
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来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
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罗家伦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
学生界的思想，在那时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们，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罗家伦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书社报效一点款子的。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而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俩房间里的不速之客。他们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人物杂居一处的情形以及学术自由的空气。
创办《新潮》杂志并产生巨大影响
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罗家伦回忆说：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
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几个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最初负责编辑的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
罗家伦说：“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
顾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着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
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的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的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的胜利，反而学术界因此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了。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罗家伦，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五四运动的鼓动者与领导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运动的3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在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罗家伦一气呵成了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2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在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的记者，目睹了当时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以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1个小时后，3000名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名家小传】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之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而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蒋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大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
潘光旦与清华学校：校方教学有缺陷，必须自己另努力
1912年，潘光旦从“两等小学”毕业后，次年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制为8年。当时，这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考取清华学校
19世纪末年与20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潘光旦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他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
但短短的不到20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1913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北京清华学校，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11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200余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
就潘光旦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ExcellencyPan”之类，潘光旦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