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以医国人
鲁迅的学业，似乎一直是以国家为前提而选择的。18岁那年，他抱着强大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因为实业救国的风潮，他转入陆军矿务学堂，希望能发展中国的工业，并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但是，矿务学堂只教了鲁迅他们这一批学生，就撤销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毕业后的鲁迅迷茫了。在矿务学堂里所学的东西，竟然没有用武之地。自己的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朝廷由于一直饱受屈辱，似乎也知道了改革的必要，于是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望能够强国。而留学生们去得最多的，就是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日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长达数千年，近代却忽然间崛起，反而把这个它昔日的“祖师爷”踩在了脚下。相通的文化环境、类似的政治形式，让日本成了中国想强国的最好借鉴。
再三考量之下，鲁迅决定去日本留学。
弘文学院内的革命潮
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官费派遣5名矿务学堂学生去日本学习，1902年3月离开南京，乘坐日本轮船“大贞”号途经上海，4月抵达东京。他进入了弘文学院。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日语速成学校。课程设置以普通科为主，所学为日文和普通的科学知识，以便为以后升入正式的高等专门学校打好基础。学校同时还设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用日语上课，教员身边配有翻译。其学习年限各有不同，普通科为2到3年，速成班有6个月、8个月、1年、一年半不等。
由于弘文学院专门为清政府培养中国学生，学校的规章中有很多奇怪的规定，例如尊重国体，言下之意就是不要革命造反；孔圣诞辰，晚餐需敬酒；避讳清朝皇帝的名号等。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许寿裳。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当时是由浙江省派往日本学师范的。他1902年9月也进入了弘文学院。他和鲁迅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特别是谈中国为什么积弱、其病症到底在哪里等困扰着他们的问题。许寿裳后来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回国后，在同一个学堂教书，经常见面或通信，探讨学问，交流对人生的看法。
鲁迅、许寿裳等人还报名参加了学校里的柔道学习。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柔道运动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弘文建了柔道讲道馆。从这项体育运动中，鲁迅体会到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注重对顽强斗志的培养，而且做事有一种认真的劲头。这点和中国人当时的马马虎虎、萎靡不振形成鲜明对比。鲁迅一生都认为，中国人有很多方面要向日本人学习，其中办事认真是首先应该学习的。
在学习柔道的时候，中国学生对辫子的厌恶加重了。因为柔道练习中，有很多需要扭打的练习，大家都要将辫子一圈一圈地盘在头顶，开始还能坚持，到后来辫子总会散落，就不得不停了手来整理。这种尴尬，让剪辫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日本，本来就有很多留学生支持革命；而弘文学院里各种莫名其妙的迂腐规定，又让大家的不满情绪更高涨起来。由于多年的强权政治和残酷屠杀，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习惯了顶着象征臣服的辫子生活。但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感受却十分明显，经常在国外被人嘲笑为“披克台儿”（猪尾）、“赛维基”（野蛮人）、“锵锵啵子”（拖尾奴）。加上国外相对宽松的环境，那些敢于明显表示支持革命的留学生，都会剪去这个象征被奴役的标志。
从辫子上很能反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态度。保守派会将辫子视为命根子、清朝的标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有的将辫子“盘在脑门上，上面扣上学生帽，显得很高，鼓鼓囊囊活像一座富士山。还有的将辫子解散，盘成平平的，一摘下帽子，显得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这种打扮，让鲁迅看了非常恶心。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一来到东京就剪去了辫子，鲁迅也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是班里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剪完后，鲁迅的心情极为兴奋，马上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里。许寿裳表示祝贺，说：“啊，壁垒一新！”在示范作用的影响下，又有不少人也去剪去了发辫。
鲁迅到达日本后，接触的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跟自己贫弱的祖国相比，巨大的反差让他心里非常沉重，更加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重任，也更肯定了革新的必要。于是剪去辫子后，他照相留念，并写了一首七绝。鲁迅在50岁的时候，还重写了这首少年时的诗作：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句，不知激励了多少热血的中华儿女！它是鲁迅表明为国家献身的宣誓，也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浙江籍的留学生成立同乡会，大家创立了《浙江潮》杂志。这个杂志是鲁迅的第一个文字阵地。正是在这里，鲁迅打响了自己以文字救国的第一枪。他署名“自树”，在《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斯巴达之魂》的文章，描写的是在德摩比勒之役中，斯巴达的勇士们誓死抵抗外敌、浴血奋战的故事，借歌颂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这篇在外文材料的基础上编译的文章，是鲁迅第一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后来许寿裳接任《浙江潮》主编，鲁迅又陆续在该刊发表了《说》（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以及翻译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地底旅行》前两回。正是这些文章，打下了鲁迅之后弃医从文的基础。
1903年3-4月间，弘文学院留学生们举行了一次罢课抗议。学生一直对弘文学院的设施及课程设置不满，屡次反应无效。留学生们和学校的矛盾逐渐尖锐。当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12则时，大家终于爆发了出来。学校的态度却很强硬，拒绝学生提出任何意见，声称3日后立即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决不强留”。如此一来，大家只有集体罢课抗议了。
从3月底开始，不少学生就陆续离校了；鲁迅和许寿裳、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人都在其中。大家聚在一起商议，确定了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几项要求。
学校最初置之不理，但离校学生越来越多，达到了50多人。弘文的校长嘉纳终于沉不住气了，答应和学生谈判，几次交涉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次罢课行动才告结束。
在仙台医专的日子里
1904年，鲁迅完成在弘文学院的课程之后，可以选择专业的学校了。老师建议大家选择医学。他解释说，日本医学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很高了，可以与世界医学一流的德国媲美；而且学校又多，容易考取。本来，按鲁迅以前的专业，他是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工科竞争很激烈，他最后决定了学医。
他的选择，除了老师的建议外，还有更深远的原因。一个是曾经鲁迅父亲的病，在庸医的治疗下日渐沉重而终于去世，在当时年幼的鲁迅心里埋下了阴影，从此再也不相信中医；另一个是他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是从发展西医开始的，中国要革新也应该如此。中国人一直被称为东亚病夫，学医就可以帮助国人强壮体质，国人强壮了就有了强国的基础。
基于这些考虑的人，在当时恐怕还不在少数。到日本“医学兴国”的青年中，还有像孙中山、郭沫若这样未来的重量级人物。
鲁迅便向清驻日使馆申请。他没有和别的同学一样选择东京这样大城市的学校，而是选择了一个小小的乡间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公使杨枢向仙台医专校长形仲艺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学。5月23日，该校校长复函曰：“关于贵国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志愿入本校学习的照会已悉，准予该生免试入学，并请于本年9月初旬来校报到。”
仙台学校对鲁迅可以说是非常照顾了。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就读。学校不但批准他就读，还免去了他的学费和入学金。他在仙台地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好几家报社争相报到了他的消息。《河北新报》报道周树人将入仙台医专学习的消息；《东北新闻》专门报道周树人的到来和他正在寻找住处的消息，并介绍“周树人操着流畅的日语，是一位愉快的人物”——后来又报道了鲁迅已经找到了住处的消息。
鲁迅第一天上课时，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亲自陪同鲁迅进入教室，并向同学们做了介绍。他还为鲁迅做了入学担保。因为按照仙台医专的规定，新生入学必须填交在学保证书，证书要由市长和在仙台居住的人盖章。田总助次郎就为在仙台无亲无故的鲁迅做了担保人。
学习正式开始了，鲁迅和学校的师生关系相处得也还不错。他很快就与班长铃木逸太郎成了好朋友。有次鲁迅生病没有上课，铃木逸太郎还和另一同学一起，来到鲁迅所住的佐藤屋公寓看他。
有位老师关心他的住宿问题，因为佐藤屋和监狱毗邻，兼管监狱犯人的伙食，住在那里不合适，老师总是劝他搬离这里。鲁迅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搬到了另一处旅店。佐藤屋的老板很照顾中国留学生，对鲁迅也很好，临行前还把一把自己随身配带的“白壳短刀”送给鲁迅做纪念。鲁迅为了表示对这位热心老板的尊敬，一直把这把刀放在身边裁纸用。
学业还算顺利，但是课程安排非常紧张，没有休息的时间。物理、化学、解剖、组织、德语等各门课程，搞得鲁迅应接不暇。组织、解剖两门课的名词都是用拉丁文；德语更是让他头疼，每天回去还要复习。幸亏他日语还算可以，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以后不至于成为杀人的庸医。
解剖人体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能够等闲视之了。刚开始学解剖的时候，他只觉得心里作呕，脑子里一直浮现着解剖的场景。所幸下了课回寓所之后，面对饭菜居然胃口不减。这门课是由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两位教授分任的。藤野先生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他一直很关心这个中国学生。每个星期，他都检查鲁迅的课堂笔记，帮他补充遗漏甚至纠正日语的语法错误。他希望鲁迅成为一个好医生。他还常常询问鲁迅学习中的困难，给他作个别的辅导。后来鲁迅写的名篇《藤野先生》，就是为了向这位老师致敬。他满怀敬意地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当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但是没过多久出现了一件事，使一直在日本朋友友善的照顾下学习的鲁迅，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
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鲁迅的成绩在142人中排第68名，属于中等水平。而解剖学才得了59.3分。就这样普通的成绩，还被几个学生认为是藤野先生事先给他透露了考题。他们似乎认为，弱国的人就应该智商低下；只要是中等水平以上，就肯定有作弊行为。这些学生以此为理由检查鲁迅的笔记，拿一些冷言冷语讽刺他，甚至还有人写匿名信骂他。这时候，藤野先生坚定地站出来反击，保护这位中国学生。这件事使鲁迅十分愤慨，更加深刻体会到让祖国强大起来的重要性。
在仙台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功课繁忙，鲁迅的文学创作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原计划翻译一些书，也常常因为没有时间而搁浅。
一件偶然的事，把鲁迅彻底地推上了从文的道路。那是在一堂细菌课上。当时讲微生物课，都是教师用幻灯片放给学生看。有时候讲完学习的内容还没下课，教师就会放一些风景或者时事的图片给学生看。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时事图片大部分以日俄战争为主。日本学生每每看到本国打胜仗的地方，就会欢呼、喝彩。而鲁迅作为中国人，看到日俄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心里本来就十分难受。有一天，片中居然还出现了中国人。他被捆绑着，即将要砍头。一群中国人围在一旁观看。
原来，这个中国人是俄国的奸细，侦察日本的情报被抓获，所以要被砍头。这个场面深深地震撼了鲁迅。他发现，无论被砍头的还是围观的中国人，看起来都身体强壮；但是他们脸上麻木的表情，像一把利剑狠狠地刺进了鲁迅心里。他忽然醒悟了，国人需要被拯救的并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再强壮也不过是行尸走肉。一群行尸走肉，谈何强国？谈何振兴中华？
回去之后，鲁迅考虑了很久，这次刺痛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治疗灵魂只能以文学为武器。鲁迅完成了他的蜕变，走上了属于他的文学救国之路。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振聋发聩的“呐喊”，希望能够唤醒那些久已麻痹的人们。
鲁迅终于确定了自己的道路，决定离开仙台到东京去学习文学。他不想惊动太多同学，没有告诉班里，只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要好的杉村宅郎。杉村宅郎与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为鲁迅举行了话别会，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
办完退学手续，鲁迅便去找藤野先生辞行。藤野先生感到很是遗憾，送了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照片的后面写着“惜别”两个字。这张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自己北京工作室的墙上。
鲁迅回到东京，来看望自己的好友许寿裳，告诉他自己放弃学医而从文的决定。许寿裳起初很惊讶，认为鲁迅见异思迁，因为他已经几次改变自己的志愿了。但是当他听了鲁迅的理由，不由得沉默了，他清楚鲁迅说的是对的。两个人相对苦笑。
就在鲁迅刚刚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准备沿着这条道路努力前进的时候，却收到了来自家里的信，通知他回去结婚。原来，鲁迅的母亲早就给他选定了一个名叫朱安的姑娘。她之所以匆匆催他回国完婚，没有等待他完成学业；是因为家里传言，鲁迅已经在日本结婚了，娶了一个日本女子。更夸张的还有人说，看到过他们夫妻俩领着孩子在神田区一带散步。家里很着急，担心传言是真的，那家里的朱安就可能嫁不出去了。何况这时候鲁迅已经26岁了，那个姑娘比他还大3岁，不能再等了。所以，鲁迅的母亲开始频繁地来信催他回家完婚。
在新式学堂上的学，后来又出国留学，接触的都是新思想、新事物。鲁迅不愿意接受这种旧式包办的婚姻，但是他又不愿意违背母亲，只好闷闷不乐地返回国内参加这场婚礼；虽然婚礼是为自己而准备的。一场注定是错误的婚姻缔结后，鲁迅第四天就带着弟弟周作人回到了日本东京。
到东京准备从文
在东京，兄弟二人一起住在鲁迅以前住的公寓伏见馆。既确定了方向，又有弟弟可以相互照应，还能一起谈谈文学，鲁迅因此很快就忘记了回国完婚时的不快，投入到了自己新的学习、生活当中。他决定，这次不再进学校学习了，主要靠自己买些书籍自修，方向是德文。他把自己的学籍挂靠在东京德学学会办的德语学校，名义上算是在为到德国留学做准备。因为鲁迅虽然还有不少剩余的学费，但是作为留学生，没有学籍是会被遣送回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