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鲁迅从矿路学堂到仙台医专，一直都在学德文，所以完全不需要去学校上课。因此，他可以充分自由支配时间，来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鲁迅学德文，是希望通过它了解更多国家的文学，像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等，都是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了。鲁迅也很希望能够了解到相关情形，并把这些勇敢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自己的国人。
这段日子里，鲁迅不是在窝在寓所中，就是出外看书、买书，晚上常常读到很晚。兄弟二人平时最喜欢逛书店，把他们寓所周围的书店几乎逛遍了。
他们最常去的是丸善书店，门面是不大的旧式楼房，然而店里的摆设极为方便顾客。四壁都是书架，中间放着长桌，桌上摆满了新书，读者可以随意翻阅。穷学生有时候一直翻看，也不会有人吆喝。有时选好了书，叫伙计算账，都是叫半天才有人来收钱。这种轻松气氛，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不像很多书店，柜台后的掌柜总是目光炯炯，留学生们曾将其形容为静踞网上的大蜘蛛，捕捉他们自投罗网的学费。这很叫人不自在。
但是，鲁迅要买的大量德文书，因为读者数量不多，很多书店都不会购进。鲁迅只好列出单子，托丸善书店帮忙订购，往往等待几个月才能从欧洲运过来。
他还经常逛旧书摊，买些旧文学杂志，以便搜集出版信息，按图索骥去购买书籍。有一次，他在摊上用1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的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连钉书的铁丝都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把它视若珍宝，重新装订了一番。他还曾以16元的大价钱，买得谢来尔著的德文本《世界文学史》，虽然因此可能又生活拮据了一些，但只要心理满足，穷书生的日子也可以是惬意的。
鲁迅的一个大计划，是想办一个杂志，杂志的名称从回东京前就已定好，借用但丁的名作《新生》的 名字，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预定写稿的人，有鲁迅兄弟和许寿裳、袁文薮4个人。袁文薮要去英国留学，去之前他答应鲁迅，他一抵达英国就会寄稿件过来，结果他走了之后就音讯全无，本来寄予最大希望的人却不能指望。
后来谈好的资金也出了问题。虽然稿件大家可以凑出来，但印刷费用却怎么也筹不到。大家一般一年都只有400元的津贴，在朋友中间筹款的可能性不大。《新生》杂志的计划就只能流产了。
虽然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新生》杂志暂时搁浅，但鲁迅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依然悠哉地进行着他每天逛书店、灯下夜读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以另一个方式完成了夙愿。周作人在南京认识的朋友孙竹丹来拜访他们，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总编辑是刘申叔，写稿件的人手不足，希望他们能帮忙。大家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任务，都着手写了起来。鲁迅写的最多，有《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他在《河南》月刊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主要介绍了欧洲文学，介绍了欧洲这些最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平和重要作品。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鲁迅把他想在《新生》上表达的东西，都在《河南》上说了出来。虽然晚了些时间，总是可以慰藉自己的。可惜好景不长，《河南》很快就被查禁了，因为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辞激烈”为由，要求日本政府查禁该刊，只好停办。
很快鲁迅又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跟随同为浙籍的章太炎先生学习。章太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爱国学者，知识渊博，极富热情，经常组织各种革命活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非常喜欢看他在日本主编的《民报》，对他的十分敬仰。
章太炎先生开了国学班，授课地点在神田大成中学校。鲁迅等几个人得知后都很高兴，想去听课，但是授课时间总是和大家的其他安排冲突。后来，他们托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向先生请求再开一班。章太炎答应了，讲课地点就在报社他的住所——牛入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时间定在星期日。
来听讲的学生不多，除了鲁迅兄弟、许寿裳等人外，还有龚未生和钱夏、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几个，都是原来在大成的学生，也跑来参加这个班。屋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
章先生开始讲的是《说文解字》，从一大早一直讲到中午，经常几个小时不休息，逐字讨论每字的本义，引经据典的同时还会发表新的见解，让这帮学生受益匪浅。后来章先生又讲授《庄子》，大家也听得兴致盎然。
章先生的脾气出了名的不好，尤其是对官僚和富人，从来不假以辞色。但他对学生却永远和蔼可亲，从不发火，耐心讲解。而且，他还经常会在课余给学生讲些笑话。学生们自然也都喜欢这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在课上热烈讨论。钱玄同是最活泼的一个，总是积极发言，也不老实坐在位置上，被鲁迅笑称课上总是“爬来爬去”。
章太炎和鲁迅几个人在授课中逐渐熟稔了起来，大家对章先生也更加敬仰和钦佩了。章太炎一直有想学梵文的想法，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潜心佛学，想去印度钻研佛经。但是费尽力气才找到一个梵文老师，却因为学生太少，不愿意授课。
章太炎为了能够听到梵文课，赶紧给鲁迅兄弟写信，请他们俩来一起上课。虽然最后鲁迅有事没有去成，周作人才听了两节就觉得梵文太难而放弃了，但是，章太炎的求学精神，让兄弟二人深受感染，以致后来鲁迅也转而研究起佛学了。而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用心钻研，光《嵇康集》就校对了10几遍，这也是源于章太炎对魏晋文学的推崇。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为了帮章太炎译书，兄弟俩差点打了起来。
章太炎找了两本佛学的书籍，想请周作人译出来。一本是德国人著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周作人觉得德文的书太难了，就去找了本英译本。本来想口译，章先生自己记录，因为有事儿耽搁了。后来周作人一直比较懒，不想自己笔译，就放在了一边。鲁迅看他如此懈怠先生交给的任务，很生气，就一直催促他。但是周作人始终没有动手。有一天鲁迅忍不住了，挥起拳头，把周作人打了几下，幸好被许寿裳及时拉开。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章太炎的尊敬之情了。虽然他听章太炎讲学只有几个月，可是他后来在写作时的很多习惯，都明显有着章太炎的痕迹。他一直到晚年，对这位老师都十分尊敬。
1909年2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虽然小说的销路并不好，但是鲁迅终于在他的朋友、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下，完成了自己给国人介绍小说的愿望。
同年8月，鲁迅踏上了回国的路，继续着他以文字为战场的生涯。
【名人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918年5月在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始以“鲁迅”为笔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为东北大学）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于上海。绍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日本等地先后建立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他一生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6部。
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读者。
丁文江：始于日本，结于英国
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了我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却因为支持改良维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使他的学术成就被尘封多年。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曾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由衷地称赞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从日本转去英国
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丁文江早年接受的也是私塾教育。1901年，他报考上海南洋公学，按规定需要地方官推荐。当时的泰兴知县龙璋想考察一下这个少年的学识，便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的文章使他十分赞赏，就将14岁的小文江纳为弟子悉心栽培。第二年，在龙璋的帮助下，丁文江负笈东瀛，来到了日本。
可是，不久日俄战争就爆发了。日本国内多去关注战况，留学生们也都无心读书了。丁文江没有进学校攻读，却在这里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关系最为要好的，是李祖鸿和庄文亚。大家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写文章，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1904年2月8日，日本进攻旅顺港，在日的中国学生无不气愤填膺，不少人都想回国，在日本读书的心思就更加淡薄了。这时，庄文亚经常收到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好友吴稚晖的来信，信中常常耻笑在日本的留学生“吃中国饭，不读书，终日开会谈政治”；还提及苏格兰生活费用多么便宜，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了。
丁文江天性好学，又一直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听到吴稚晖描述的情况，他便产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
庄文亚也一直有去英国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丁文江索性就搬来，与庄文亚和李祖鸿兄弟同住。他常常和庄文亚谈论去英国的事。听得多了，自然就影响到了李祖鸿，三人决定一起去英国留学。
然而，去留学语言是一大难题。不用说在英国，就是办理去英国的手续时也得用英语。而丁文江的英语一点儿基础也没有，甚至还不如庄文亚和李祖鸿。但是丁文江毫不在意，经过2个来月的苦学，丁文江的英语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庄、李二人。到了办理手续和购买船票等交涉的时候，都只好由丁文江出面办理。丁文江的天资和执着可见一斑。
三个人毕竟年轻，勇气可嘉，但是顾虑不足。身上总共只有十几个英镑，就想去英国留学。他们从日本到上海的路费，只有李祖鸿家里寄给他和弟弟李祖植半年的学费300 元。日本的邮船虽然便宜，但因日俄交战停航，就只能改乘德国船。而乘德船，三等舱的票价每人就要300 元。他们没有想太多，便上了船。也许是年少不知愁，几个年轻人一路上仍然花钱游玩。直到上了船，丁文江听人说爱丁堡离伦敦还好远，每人的火车费又要好多钱，一计算，身上剩余的钱还不够去见吴稚晖购买车票的，这才着急起来。
但命运之神还是挺眷顾这三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的。他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姓方的福建人，时常来找他们聊天。船到新加坡时，这位方先生邀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先生请他们吃饭时，谈起了康梁变法，说康有为就住在槟榔屿，在船途经那里时，可以去看一看这位维新领袖。
三个人对康有为的盛名如雷贯耳已久，能够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他们也听说过康有为的爱才，也许他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槟榔屿。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逃亡到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暂住。他见到了这几位前来拜访的年轻人。他们拥护维新，让康有为很高兴。他也担忧他们困窘的经济状况，并送给他们10个英镑；还写了一封信，让丁文江他们带到伦敦后，寄给他的女婿罗昌。罗昌收到康有为的信之后，也寄了20英镑给他们。在这位维新领袖的帮助下，丁文江一行终于得以顺利到达英国与爱丁堡。而后来罗昌寄来的20 英镑，则使他们在英国维持了不少日子。
英吉利的七年
1904 年夏天，丁文江他们3人终于抵达了英国伦敦；当夜就乘火车往北，前往爱丁堡见吴稚晖。吴稚晖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
由于庄文亚家境贫寒，无力供他留学；吴稚晖就只好带他到利物浦求学，在那里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生活虽然过得艰苦，至少可以维持求学。丁文江和李祖鸿两个人的家境稍为宽裕，还能得到家里的部分资助；他们怕利物浦的艰苦生活影响读书，所以两个人决定留在爱丁堡。
他们来留学的第一关，还是语言问题；要补习英文，否则无法应对以后的学习。丁文江无意中遇见了一位曾在陕西传过教的医生约翰·斯密勒。这位医生知道他的经济比较窘迫后，就给了他一个较好的建议，劝他们到乡下进中学读书，这样可以节约很大一部分费用。
于是，丁文江便同李祖鸿一起到了约翰·斯密勒的家乡——东部的司堡尔丁镇。这是一个只有几百户的小镇，生活费用很低，只要60 先令就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合当时的中国币不到30元。这样，连学费、书本费等计算在内，一年下来，100 多元也就够了。丁文江从中学一年级开始读起，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一年跳了3级，2年后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约翰·斯密勒是当地的绅士，由于去过中国的缘故，他对丁文江十分关照，经常在周末邀请丁文江到自己家做客。而他的这种亲切，使约翰·斯密勒的亲友们对待丁文江也很友善，把他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这就使独自在异国求学的丁文江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也有机会深入了解英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恬静、祥和的小镇，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还结交到了不少朋友，他已经完完全全融入英国的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