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都是代表当时最高艺术成就的文学体裁。清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大概会让所有文学史家都很为难。很难说哪一种体裁足以称作清代文学的代表，因清代文学似乎各种体裁的创作都十分繁盛，可以说是前代各种文学体裁的集大成。正如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高潮之后，无论古文还是骈文，到元、明时期都呈现出衰弱的趋势，既很少出现领袖群伦的大师，也缺乏雄视千古的宏文大篇，但到了清代，这两种曾经在斗争中彼此消长的文体都重新振兴起来，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清代初年的文人学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去寻找明亡的历史教训。在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的倡导之下，此时的散文重新回到唐宋古文追求“载道”的传统上来，把经世致用、振兴民族作为古文的重要社会功能。所以像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生员论》、《形势论》等作品，政治色彩都比较明显，内容充实，重在揭露时弊，言辞也比较激烈。但他们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散文理论，对于古文如何在艺术上取得进一步拓展，还缺乏明确的认识。随着满清入关日久，社会形势逐渐稳定，民族对立情绪逐渐淡化，经济开始趋向繁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掌握政柄都达六十年之久，他们本身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也注意运用适当的文化政策笼络、利用知识分子，故而在康、乾盛世的背景之上，古文的文风也趋于平和，古文创作和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桐城籍作家为核心所形成的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派，名家、名作辈出，绵延二百多年，影响极大。从空间上说，桐城派的传人遍及全国；从时间上说，直到清末民初，仍然有桐城派的传人和文风在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打倒“桐城谬种”的口号，虽然不无过激之处，却也足够看出桐城文派影响的深远。
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强烈冲击，骈文不能说一蹶不振，但是已经退守到公文领域，完全失掉了魏晋六朝时期独步天下、一统文坛的强劲姿态。清代初年的文人“朝花夕拾”，重又把骈文作为才情和学识的寄托，从而拉开了骈文复兴的序幕。到了乾嘉时期骈文大盛，甚至一度出现把骈文再次推为文章正宗的态势，骈文创作居然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分庭抗礼的局面。
一、桐城派：用总结替代创新
清代统治者在1644年定鼎中原以后，为了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一方面用严酷的刑法惩治他们认为在文化或者文字上冒犯了他们的人，不管人家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是杀头就是满门抄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恐怖的手段震慑一般的文人，警告大家不要在思想上同朝廷的意志相抵触。康熙元年（1662），庄廷□因为撰写《明史》犯了清朝的忌讳，各级官吏又从中挑拨或者深加罗织，形成所谓“瓜蔓抄”，就是说像顺藤摸瓜一样，抄了当事人的家不说，同当事人有所关联的人也抄家，甚至同这些外围的人沾上关系的人也被株连进去，这样一下竟然拿获了七百多家。
为了有效地控制思想，清朝统治者还通过比较柔和的方法，转移文人的注意力。比如提供更多做官的机会，吸引知识分子把心思用在科举上；或者提倡考据学，鼓励文人们把精力投入到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当中去；要么就是大规模地编修文化典籍，如乾隆时代用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编纂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这些做法对于保存古代文化遗产当然有重大的意义，但清朝统治者也有另外的考虑，他们借着编书的机会删改、禁毁了不少他们认为不利于维持统治的珍贵图书。有人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禁书总目》等资料统计，当时毁书共三千多种，六七万部之多。
在清朝统治者的恩威并用之下，散文创作一改清代初年锋芒毕露的风格，变为平缓柔和，散文家的理论也很注意从严酷的现实中总结、吸取教训。桐城派作家的创作和理论大致就是这个特点。
桐城派的先驱人物戴名世就是文字狱的一位牺牲者。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安徽桐城人。他所著的《南山集》里面有一篇《与余生书》，用了南明小朝廷的永历年号，还引了清朝视为罪人的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清朝当局就说他大逆不道，以“语悖逆”的罪名下狱腰斩。戴名世五十三岁中举，那一年他写了一篇《蓼庄图记》，感慨正人君子在当时特别容易惹祸上身，动辄就会有性命之忧；他还说自己早有避世隐居的想法，可惜人间并没有什么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不过他后来还是选择了积极入世的道路，五十七岁的时候参加了会试和殿试，考中了一甲二名进士，就是所谓的“榜眼”。尽管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文章里面有很多愤世嫉俗的话，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统治者的屠刀。
早在青少年时代，戴名世的古文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他说他酷爱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继承他们的精神，主张写文章就要把弘扬儒家之道作为目标。他的散文行文自然而又文笔严整，不加雕琢而情意深长。后来，桐城派作家所共同遵循的“雅洁”的义法，大抵就渊源于戴名世的散文艺术。另外，戴名世的被杀，给后来的桐城作家提供了一个血的教训，写文章都很小心，唯恐越了雷池，犯了忌讳，清初散文提倡经世致用的精神也就销声匿迹了，桐城派散文平和温柔的风格也因此得以形成。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老年自号望溪，有《方望溪全集》。戴名世被处腰斩那年，方苞四十四岁。他和戴名世的交往很深，当时有人反映他曾经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过序，于是被牵连进了监狱。一年之后，由于达官贵人的多方营救，康熙皇帝给予特赦，并把他编入汉军旗。照当时官方的话说，这是一种优待，实际上就是进了给满洲贵族做奴才的汉人的集中营。从此以后，方苞潜心研究《周礼》、《礼记》和《仪礼》，因为文章写得好，康熙皇帝十分看重，让他担任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
方苞提出了著名的“义法”理论，这是桐城文派的标志性理论。所谓“义”，就是要言之有物；所谓“法”，就是要言之有序。往细处说，就是文章要阐述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对清朝当局的一种迎合；表达上要注意结构、条理和语言风格等形式方面的“雅洁”，就是语言典雅、古朴和简约，避免使用前代各类文章中的成语、套语和俗语。这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散文写作所提出的要求。从方苞的创作上看，他那些为程朱理学卫道的散文，多半摆脱不了前人的陈词滥调和迂腐的味道；倒是那些记事或者抒情的小文章，很能看出他所主张的“雅洁”特征。比如方苞在受株连下狱之后，把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狱中杂记》，将康熙盛世中各级官吏的丑恶面貌揭露得淋漓尽致，是一篇具有很强纪实性的散文。文中说，监狱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毫无人道可言；狱卒收纳贿赂之后就会给死刑犯更换头颅，屈枉无辜，放过坏人；判了死刑的人也要给狱卒行贿，否则就会遭到“先折筋骨”、“四肢尽解”的残酷折磨。种种罪恶，都让人不寒而栗。方苞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处处为当局说好话，其实这种细致周详的描述本身，笔笔尽是酸楚，字字都是血泪，已经无异于不留情面的揭露和批判。这才是方苞散文中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文字，才能同他所主张的“雅洁”的“义法”相一致、相吻合。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又字耕南，号海峰。他是桐城派中承前启后的一位作家和理论家。
刘大櫆年轻时就喜欢写文章，只是还没有什么名气。当时方苞是大家公认的文坛领袖，很多后辈学者都请方苞给评定文章，但是方苞从不轻易许可，很少说别人的好话。刘大櫆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方苞求教，没想到方苞非常赞赏，竟然说：“同这年轻人比，我方苞实在不值一提！我们桐城的这位小老乡才是了不起的人物！”从此刘大櫆名声大振。但是这位被方苞看重的才子在科场中却颇多坎坷，直到六十四岁的时候才被人推荐到黟县担任过教谕。他晚年回到家乡授徒讲学，为培养古文人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桐城派能够形成一个古文流派，主要就是靠刘大櫆等人所发现、挖掘、培养出来的那些杰出的桐城籍古文作家的共同努力。
刘大櫆的散文理论，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等要素。这些东西，乍看起来好像有些神秘，实际上并不难理解。神、气，就是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精神气质，音节、字句就是词句的音调和节奏。音调节奏比较外在，比较明显，精神气质就比较隐蔽，不太容易把握，所以刘大櫆还提出了著名的“因声求气”的说法，意思就是通过体味字句的音调节奏，来抓住作者体现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这样就为探询方苞所提出的“义法”找到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
从方苞到刘大櫆，桐城派的古文写作在延续，理论思考也深入了一步。所以说，任何有价值的学问都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一代人只能做一部分工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学问才有了规模，有了境界。一代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往前推进了一步。刘大櫆在方苞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后来姚鼐在刘大櫆的基础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终于把桐城文派的影响推向了高峰。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书斋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曾跟随伯父学习经学，跟方泽学习理学，刘大櫆则是他的古文老师。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三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曾经在《四库全书》馆担任过纂修官。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辞官回乡，先后在江南紫阳、钟山书院授徒讲学四十多年，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尤以江苏、浙江、湖南、广西、江西诸省为多。姚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乾隆盛世度过，没有过方苞遭遇文字狱的经历，也比刘大櫆走过更多的地方，所以他虽然大体上仍然继承方、刘的衣钵，但是眼光十分通达，学习传统的眼界很宽，对古文艺术体会既广泛、又深入，而且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超越了桐城古文的先驱。
姚鼐在散文理论方面有三个主要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密切结合。在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同时，吸收了乾嘉考据学的长处，讲求实证精神，避免空谈。所谓“词章”，实际上就是文辞之美，姚鼐比桐城前辈更看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他的第二点贡献，就是在刘大櫆“神”、“气”、“音节”、“字句”的基础上把文章的要素总结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要素，比刘大櫆的理论更全面、更系统。此外，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把散文的美学风格从整体上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强调两者的适当结合。为了体现他的散文理论，并提供古文写作的示范，姚鼐专门纂辑了《古文辞类纂》一书，选录了从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直到明代归有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的古文共七百多篇，分为十三类。这部书被桐城派古文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在被众多古文爱好者阅读、使用。
姚鼐的散文偏于阴柔美，在桐城派作家中成就最高。《登泰山记》一文完美地贯彻了他的理论主张，富有文采和意境，长期被作为中学教材使用。文章对登山的途径和沿途景物写得简洁明了，文辞典雅，干净利落，对红日喷薄而出那一刹那的光景变化勾勒得极为细致、生动，仿佛处处都可以看到优美动人的画面。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作者对相关的历史、地理细节给予详细考证，然后加以加工提炼，自然而然地融入景物描写的过程当中，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考证，增加了文章的知识含量和艺术韵味，很容易唤起读者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
姚鼐说，文章要“雅洁不芜”，还要“以考证助文之境”，这篇《登泰山记》，就是考据和词章的完美结合。
像北宋文豪欧阳修和苏轼一样，姚鼐在散文创作上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门生弟子，其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使桐城派的影响日渐扩大。姚鼐为此作出的贡献也在桐城派其他作家之上。晚清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甚至把姚鼐同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并列，可见景仰到何种程度。由于方苞、刘大櫆和姚鼐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后人把他们称为“桐城三祖”。
桐城派在清代中后期影响极为深广。清末民初的刘声木曾经写了一篇《桐城文学渊源考》和《补遗》，统计到的桐城派作家竟有一千二百多人，这个创作群体实在堪称浩瀚。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江苏阳湖人恽敬、张惠言、陆继辂、李兆洛、董士锡等人形成了阳湖文派，他们虽然力图突破桐城家法、纠正桐城派的弊病，但毕竟同桐城派存在师承授受关系，实际上是桐城派的一个分支。道光末年，湘乡曾国藩及其弟子创立了湘乡派，一度颇具声势，其实质乃是桐城派的余波。晚清桐城人严复、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著作，严守桐城家法，虽然受到不少欢迎，还是未能挽救桐城派乃至整个古文的颓势，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桐城谬种”的口号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二、清代骈文：在复古中寻求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