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象恢弘、异常绚丽丰繁的巨大空间容量。所以，力图描述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承传生新、消长盛衰的进化现象，探究那凸显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潜注贯通的艺术特质，以给出较切实恰当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评判，由之认定它在寻觅、确立民族—国家的灵魂或自我精神面貌上的标志性意义，换言之，即尝试着为文学编写撰作总结性的“史”的工作也相应而生——这同样可谓是渊源久长且古老，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拥载了悠远史学传统的国家。
不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固然也汲纳兼融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史因素，但本质却是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于学理观念、把握方式方法与目的关怀等诸方面，主要接受并实践着由日本转道而来的西方理论。难怪那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竟然出自西洋人翟理士、顾路柏和东洋人古城贞吉之手，而不是中国人自己。之后由二十世纪初迄今，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习林传甲与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的两部同名《中国文学史》开山，国人的文学史研究热情方才高涨。近百年间踵起迭出，分别立足于各自视点取向及不同题材、文体、断代、民族，而详略简繁歧异的著作，已陆续面世达千余种之多，蔚成学术文化界的一派盛景大观，实亦无甚不可理解者。
不待赘言，作为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要构建成分，文学史在张扬“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①的本体意识之际，已同时认定了它的期望和追求：根基于特殊学科品格，就那些已然是历史存留的过去文学现象予以考辨清理、去伪存真，经过重新编排分析，描述出其时空中的发展嬗变过程，最后再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论断；或者说是在外部社会历史文学环境的观照里，来复原文学的真实生存状况，揭示那种识别自我的审美性标记和它相互间交流、浸染而成互动的复杂局面，却绝非只是一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并民俗风物等的平面铺陈表叙。总之，所有这些都只存活在鲜明生动的文学历史画卷上，又因这画卷而获得蓬勃热情的生命动力。
当明白了上述或许带着几分学究气息的基本原理以后，下一步要解决回答的便该是形而下的两个具体问题，即面对已然问世的纷纭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之林，我们这部新的书还想写些什么？到底又该怎样写？
这里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在许多研究家的心目中，文学史应该是一项精深专门的学术课题。而于诸般可见可知的文学现象背后，准定隐伏、贯穿着某些很难加以明示的，抽象的，但又确实起到决定性影响及支配作用的深层规律，他们的任务当然是发现与揭示真相，进而阐明意义。那么，因为学术性使然，相关著作有些奥博乃至趋于枯燥的证论风格就不可避免，甚或是必然的了。
上述认识无疑有道理。不过，本书所关注的却是最广泛的读者大众，那便需要别样与之相适合的把握尺度与叙述方法，为其认同，也能够增加阅读乐趣。所以说，中国文学史不能仅是历朝历代作家作品的析论和时代背景、相互关系的评介。在我们眼中，它同时甚至首先还是一个悠久美丽的故事，由若干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编织成——现在的书名已预先清楚地提示出这层构想命意——并通过畅朗流利、简洁生动的文笔从容讲述出来，轻浅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深奥晦涩。
大致而言，中国文学经历了由泛杂而转向专纯、自混沌渐进入自觉的演变发展过程。其间产生与存留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简直如烟海般浩渺无垠，任何文学史著作也很难做到巨细无遗皆尽鉴评，所以必然要善加选择，确立自我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使它们成为被研究、讨论的对象，这其实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双向互补，主观认知和固有事物或个人意图与客观公论的协调交融的结果。不过，这一切却都是根源立足在文学首位的本质特征——审美之上，以文学最重要的审美愉悦功用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并最终归宿于此。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便只能精选那些最具价值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那些耀动着恒久创造精神的优秀作品来论述。因为这才是导引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河奔涌前行的主流，是描绘出斑斓华美的中国文学历史图册的最炫目色彩，是层垒代积成的中国文学历史大厦的辉煌标志……这种“并非意在面面俱到”，而力求“更具完整、均衡的组织性”的情形，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约翰·玛西的话来说，便是本书“就如同一幅内容并不细致的素描，合乎条理地勾勒出了风景的整体轮廓。这一整体印象犹如从掠过风景上空的飞机上鸟瞰，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显著的特征，是高耸的峰峦和广阔的草原。我们无法停下来精确测量一下山峰的高度，仔细眺望广阔的草原。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只停留了十五分钟——尽管真正理解他也许要花上十五年甚至五十年”①。
下面再回过头去说说第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究竟应该包含些什么，有怎样的内容？说到底，它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关联，不宜截然分割而互为因果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头，给横向的断面研究提供了理论，因此，划分时间阶段便是一项最基础的结构范式，以往的许多种中国文学史也惯常据朝代作为叙述单元。确实，不同朝代都自有代表了其最好文学业绩的体裁样式，例如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散曲、杂剧）、明清之小说等，早已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它们再与当时的其他诸文学现象共同构起了复杂而独特的时代风貌，展示出自己那片绚烂的文学天地。
但是，这样做往往会使得各种独立的文体也随之割裂为几个区段，而一总给综合到相应的共时性断面上，因此被消解掉本身生成、发展、繁盛乃至衰歇或变异的完整形态，那样对本书的旨趣、意向就显得不太适合了。所以，我们才另从纵深线形的审察观览角度，取用了历时性条向的结构范式和叙述方法；换句话说，即是以文体为本位来建构起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大纲——从对特定文学体裁样式全部生发嬗变过程的描述和相互间的参比映照中，清晰简要地勾绘出那些错杂交织的主流脉络，因以再现其全幅历史图景。由是也确定了本书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史传文学五卷一体的编撰内容。
具体地看，如果用人类整个生命途程去作譬喻的话，那么，中国诗歌则经历过孩童、少年、青年、壮年至暮年的五个不同阶段。先秦孩童时期，民众集体吟唱的《诗经》，与文士首次个体独立创作的《楚辞》作为文化—文学原典，以及两汉的乐府民歌可谓源头，共同哺育着文人诗，使之成为其后勃勃生长的催化剂。魏晋南北朝属于少年形成期，在文学自觉进程的推动之下，走出了苦苦求索的艰辛磨难，中国诗歌终于寻觅到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发展之路，确立起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精神，并为通往唐诗的极顶辉煌作出不可或缺的准备。那耀动着永远的生命活力、充满激情和朝气而最为开阔健朗的盛唐气象，则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它所陶铸出来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是后世所永远难以企及，也无法踵继再造的艺术巅峰。
壮年时期表现了中国诗歌的转折和极度成熟。先是中唐因盛极难踪而开始谋寻变通，以求奇尚俗为新创，再发展至有宋一代的多种美学理想追求，最终建构成与“唐音”并称楷模的“宋调”；另外是由于音乐的介入而出现的传统诗歌变体别制的词和曲，因其高度繁荣发达，竟分别成为宋、元文学胜境的象征。已步入暮年时期的明清两代，长久笼罩在对过往的回顾、总结里。它每常徘徊游移于宗唐宗宋之间，但无论怎么花样翻新，也还是未能超越唐宋这两种审美范型。至此，都显示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热情已消耗殆尽，剩下所唯一能够做的，便只有等待“五四”新文学大潮为之带来的涤荡与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