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非常重视德教。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幺女，按照湖南话，大家都叫她“满小姐”。在曾纪芬出生时，曾国藩已经是礼部侍郎，地位很高了。但曾国藩一点也不偏爱这个小女儿，从小就培养她艰苦朴素的品性。住在北京贾家胡同的曾纪芬穿的都是姐姐们留下来的衣服。
曾纪芬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所以，她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
曾国藩只要跟纪泽、纪鸿等子女在一起时，总是精心指点做人之道。他曾对纪泽、纪鸿说：“泽儿天资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针对纪泽“语言太快、举止太轻”的缺点，要求“力行迟重”，即“走路宜重、说话宜迟。”
曾国藩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
然而，现在有些父母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却不关心孩子的操行。其结果是孩子不但不能成才，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父母忽略了子女们德行的教育。其实，这一方面的教育比学习还重要，因为品行会影响人的一生。具有良好品德的人即便其学习不尽如人意，将来也不会误入歧途；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指引，即便有再好的成绩，将来也未必成才，甚至还会做出有违社会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像曾国藩那样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
当孩子面对困难或者痛苦的时候，常常会去寻求父母的帮助。但是，人生是一场时刻面临困难的“漫长战役”。孩子要学会独立面对挫折，培养坚强的品格。有时，当孩子遇到挫折麻烦的时候，父母会代替孩子去解决问题，其实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
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作为领袖，她对印度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妈妈，她是孩子最好的导师。
甘地夫人认为，生活中有幸福，也有坎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个性，使他们以后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作为母亲，她必须帮助孩子平静地接受挫折，提高自我克制的能力。
甘地夫人的大儿子拉吉夫12岁时，因病要做一次手术。面对紧张、恐惧的拉吉夫，医生打算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安慰孩子：手术并不痛苦，也不用害怕。
可是，甘地夫人却认为，孩子已经懂事了，骗他反而不好。所以，她阻止了医生。随后，甘地夫人来到儿子床边，平静地告诉拉吉夫：
第一，手术后有几天会相当痛苦；
第二，谁也不能代替你受苦，你必须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第三，哭泣或叫苦都不能减轻痛苦，可能还会引起头痛。
手术后，拉吉夫没有哭，也没有叫苦，而是勇敢地忍受了这一切。
这样一次经历，将会永远铭记在孩子心中，这种品德也将融入到孩子以后的生活中。
另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在现在看来非常容易，但在当时，人人都想自己的子孙能够在官场上有所作为，能够飞黄腾达。处于曾国藩那样显赫的地位，给自己子孙做官的机会，真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要求子孙们。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能有所作为，就不愁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则取决于自己。
孩子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白事理。所以，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注意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塑造。
当长子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用说去学洋文了，而曾纪泽竟然在32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潜心研究西学。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这是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而谈判的成功，得益于曾纪泽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十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
在当时那个社会，父亲的命令是不得违抗的。如果曾国藩一门心思让儿子读书、做官，曾纪泽可能就会在书本中痛苦度日，而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不能发挥他的特长了。如此看来，曾纪泽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子有方的表现。
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也在父亲的指导下，学有所长。但他同样没有像父亲那样做官，而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自然科学，他精通天文、地理，最精数学，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
曾国藩思想开明，懂得因材施教，能够让子女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真是难得。
孩子要学习的有很多，作为父母就应该像曾国藩那样，首先是培养孩子优秀的品德。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保证不至于走错，不至于误入歧途，这是教育的根本。然后，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因材施教，让孩子学有所长。这才是成功的育人之道。
现在，很多家长本末倒置，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略了孩子心理变化。殊不知，学习成绩并不是孩子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要想让孩子在社会中有所成就，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品德，品德教育才是育才的根本。要多与孩子沟通，成为他们的朋友，了解他们的想法，纠正他们错误的想法。要多通过身边的事情教育孩子。同时，父母还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自己一定先做到。
另外，有些孩子也许真的不擅长学习，没有关系，他有什么特长就让他发挥出来吧，也许他的特长会帮助他成功。
留财产不如教谋生本领
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
——曾国藩格言
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通常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比自己好，希望给儿女们多留些财产。但曾国藩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做父母的要想儿女真正有出息，就不应该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钱。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人的本性中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如果父母蓄积足够的钱物让子女花销，那子女为什么还去吃苦呢？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如果“一无可恃”，则逼得子女们去奋斗、去谋生、去立业，结果才能成大器。所以，曾国藩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
他曾经明确规定，嫁女儿的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白银。曾国藩的前三个女儿出嫁，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办的。到第四个女儿出嫁时，欧阳夫人仍然按照这个规矩来办。曾国荃听说这件事之后，不敢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他再三感叹，以为实在不够，便又赠送了四百两。
嫁女如此，娶媳妇亦如此。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派人送家信和二百两银子回家，以其中的一百两作为曾纪泽的婚事之用，另外一百两作为侄儿的婚事之用。这么大的一个官，办个喜事用一百两，确实是太难得了。
曾国藩还曾在给弟弟的信中指示说：
“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
虽然曾国藩不留钱财给后人，但曾国藩曾从自己的俸禄中省下一千两银子寄给家里接济亲戚。之前给子女的花销与接济亲戚的这笔钱相比较，显然要寒酸很多。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他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依靠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钱财不是家庭兴旺的根本，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最终要取决于人。他常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这里的“自树立”之人就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因此，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后代的自立能力。他常说：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所以，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曾国藩让弟弟国潢设法把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做元吉公的祭田，或捐做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常使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就会有饥寒的忧患。懂得这个道理，子弟们也就会以自强自立来勉励自己学习谋生技能了。
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告诫说：
银钱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也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别说过去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他们认为，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他们不能自立也不至于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会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有很多成功人士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很多财产，就是为了后代能够自立，以免过多的财产贻害后代。
微软创办人盖茨把全部财产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
巴菲特的长子霍华德并没有继承父业，他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农民生产更多的农作物。巴菲特每次去看他，通常是去要租金。
李嘉诚把两个儿子送到美国读书，每月仅给他们够日常衣食开支的钱。有其他花销，需要零用钱，他们就要像其他同学一样，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李泽楷每逢假日就到高尔夫球场做球童，背着装满高尔夫球棒的大皮袋，在球场上满头大汗地跑，他足足做了三年。
别人家的孩子上学，父母给他们买汽车，李嘉诚给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辆自行车。有一天，李嘉诚在9楼公寓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在雨中的车群中“之”字形穿梭，险象环生，那个骑车的就是他的儿子，到家已经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英磅重的东西。他这才决定让两个儿子去学车，给他们买一辆汽车。
这些成功人士和曾国藩一样，看似没有给后代留下财产，其实，他们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是任何时候都用不完的，认真使用这笔财富，他们的后代就不会有衣食之忧了。
曾国藩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这是因为，钱多就易骄横，就容易奢侈，就容易淫逸，就容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要狠下心来，让他们独立做事。只有他自立了，他才拥有在社会立足的真正财富。
钱财是身外之物，安身立命之本还在于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个人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比拥有财富本身更重要。做父母的一定要意识到这点。
联姻不必讲究富室名门
选择有勤俭家风的人家，不要跟官宦之家联姻。
——曾国藩格言
在那个时代，门第观念在联姻中表现突出。权贵人家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一直是很低下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渗透于整个社会。妇女在家庭中几乎没有地位，没有婚姻自由，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封建社会里的婚嫁制度造成两家的结亲往往不是出于子女的感情，而是某种利益的互补。嫌贫爱富、讲求门当户对是现实中生存的需要，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婚姻和家庭。
曾氏家族贵为湘乡第一显赫门第，按理说，所结的亲家不说是豪门显族，也至少是达官贵戚。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没有利用儿女联姻来为自己寻求权势，而是从子女未来幸福的角度考虑，提出“不与骄奢人家结亲”这样开明的想法。他考虑儿女的婚事时不从门第上去权衡，而是从家风和生活习惯上去考察。
他提出品德为上，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曾国藩并不乐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就连他家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败坏曾家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咸丰六年（1856年），曾纪琛13岁。有人做媒，配罗泽南次子罗兆升。罗兆升因父功勋，钦赐举人，内阁中书，赏戴花翎，特授陕西孝义厅抚民府，诰授奉政大夫。曾国藩与罗泽南为患难之友，生平志向相投。按照常理，两家结为儿女亲家是好上加好。但曾国藩认为罗兆升有“官宦气”，故表示不中意，在家信中写道：“罗家结亲的事，先暂时缓一下。近来人家一当了官，便滋长骄奢的习气。我深深以此为戒。三女儿找女婿，我的意思是选择一个节俭朴实的耕读人家，不必一定是富家名门的。”
关于其子曾纪泽的婚事，曾国藩在给父亲的信中也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