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相处的重要一条就是要有宽容心，古人都能做到“让一让，三尺巷”，如今的我们更要以和为贵，切不可“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要知道，你对别人的过错能够宽容谅解是一种美德！因为邻居家庭环境、性格脾气、社会阅历、文化素养存在着差异，对其显露的缺点或不当之处应加以宽容，这样才能保持邻居相处长久和睦。整天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不留恩德，损害邻里，遭人怨恨，总有一天也会遭到邻里人的报复。反之，邻里关系处理好了，自己也会心里舒畅。更何况，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孟子说得好：“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他描述的邻里之间的那种友善相处、相互扶持，很让今天置身于钢筋水泥之中的人们神往。现在，一扇门、一堵墙、一幢楼，就像一道鸿沟，隔断了邻居的来往。楼道里遇见，别说问候，淡淡一笑也成奢望，并且邻里之间常常因为一些小利益而相互抱怨。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已逐渐失去了邻里间的热情与和睦。
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已不能随意地选择邻居。当你购房时，你可以选择地理上的环境，却无法选择人文上的环境。在邻里关系处理上与其干着急、乱抱怨，不如换个思维，既然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你何不去主动适应环境呢？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邻里氛围。
兄弟和睦才能万事兴旺
家和方可万事兴。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庭和睦。在他看来，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从军从政才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说得起话来；只有家和，才能“福自生”。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庭和睦，也为家庭和睦费了不少心力。然而，前期他一家几代同堂，人口众，矛盾多，要“家和”还真不容易。弟兄们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愤”者有之；兄“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者有之。但越是不容易，就越要努力调节家庭关系。
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是使家庭关系和睦的关键。曾国藩非常重视兄弟之间的情谊，并尽力用一片赤诚维系兄弟之间的关系。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老师，他都一一给出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
“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曾国藩还先后让几个弟弟到京城在自己身边读书。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曾多次说：
“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生活中，弟弟们的确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曾国藩一一虚心接受。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制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多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侧耳细听。
曾国藩是兄长，是大官，但他没有以势压人。只要对方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家兄弟对其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认为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对弟弟说：就算是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还担心墙倒众人推，事情办不好呢，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外人的千万指责我都能承受，难道就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请弟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太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但思来却不无道理。因为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你将来即使所说的全是真话，也会被人怀疑。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然而，历史上也有过兄弟之间因为利益相互残杀的例子。比如，隋炀帝杨广杀了哥哥杨勇，唐太宗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曹丕对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与其拉拢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还不如与自己的兄弟保持和睦关系，毕竟血浓于水。兄弟之间应该是互相帮助的，以对方的成就为荣，而不应狭隘地嫉妒。
曾国藩再三提醒家人，要防止别人妒忌我们兄弟间的关系，试图在我们兄弟之间打开缺口。他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曾国藩是位好兄长。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并且相互帮助，逐渐壮大了势力，其中，九弟曾国荃还为攻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兄弟之间交往，要有宽容的心、理解的心，要相互帮助，用赤诚之心相待。不要因为一些小的利益而发生矛盾，要相互谦让，以和为贵。正是兄弟齐心，合力断金。总之，不可小看兄弟间的关系。
节俭作风才是持家之宝
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出身贫寒，以并不超绝的资质完成了伟大的功业。他的家书、日记、书信、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成名的人物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曾国藩确实是中华历史上少数具有强健人格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比如说，胸怀大志、清正廉洁、淡薄功名、知人善任等。而他的勤俭节约之品德，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
曾国藩非常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所以，虽然他的官越来越大，但他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儿媳妇所做。
三十岁时，曾国藩曾置办了一件天青缎马褂，家居时从来都不穿，只有到庆贺、过年过节和会见亲朋时才穿。所以，这件衣服30年后，依然像新的一样。
他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只有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当时的人就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另外，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把谷子里的米吃了。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小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
曾国藩不仅自己节俭，还屡次告诫其家人、属下、朋友也要节俭。如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弟为余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为了使家中子弟能达到崇尚勤俭劳苦的目的，他为家人制订了一套具体的尚俭课目。课目规定，男子是“看、读、写、作”，女子则是“衣、食、粗、细”。规定女子织麻纺纱，中午为之；烧茶煮饭，扫抹房舍，一早为之；缝制衣服鞋袜及刺绣，下午及晚上为之。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每日还要织麻纺纱，不得间断。
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曾国藩对待儿子，更是不厌其烦地悉心教导，反对他们浪费奢华。在他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勤俭自持，习老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之气。”还曾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另外，自己的亲戚中有奢侈的，他也会严加教训。
曾国荃在巡抚任上，因家中客人和子孙增多，旧屋不够用，就新建了一座房屋，花费三千串钱。曾国藩听后大怒，遂驰书责骂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此后，终其一生未进新屋一步。病故时，仍在两江总督住所。
曾国藩以“俭”字行之终身，就是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夜间与儿子详谈，讲求节约之法。
节俭向来是一些成功人士的生活作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一个节俭的人。
陈嘉庚曾经慷慨地捐出上千万元来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兴办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在集美损资建造了一百多幢校舍大楼，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在集美只有一座小小的住宅楼，其工作室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两个式样不同的沙发，一张在旧沙发上搭块木板改装成的办公桌，他使用的被子、蚊帐和穿的皮鞋都是补过的。他冬天穿在身上的那件棉背心，是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从南洋一直穿到福建，到北京开会还穿着它。他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该花的钱，几千几万都得花。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苏东坡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
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贬官来到黄州时，生活窘迫。为了渡过困境，他订出一套特殊的节省开支的办法：把所有收入分成12份，每月一份；然后，又将每份分为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他把每月分好的每小份钱挂在屋梁上，每日清晨挑下一包来用，准余不准超。剩余的钱，他另用竹筒保存，以备意外开支。
后来，他在朝廷中做了高官，但仍注重节俭，从不讲究奢华。他自订每餐只能一饭一菜，有客也只能增加两个菜，不许铺排，否则就拒绝用餐。一次，苏东坡的一个老友与他重逢，请他吃饭，他嘱咐朋友千万不可大操大办。几天后，苏东坡应约去老友家赴宴时，见酒席准备得相当奢华，便婉言拒绝入席，告辞而走。苏东坡走后，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他如今身居高位后，还这样节俭。”
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勤俭节约这样的小事情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值得重视。时代发展了，多花费一点无可厚非。殊不知，节俭并非小事。对于个人来说，奢侈助长贪欲，当我们生活过于奢侈，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物欲，就可能走上歧路。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过于奢侈放纵，即便再富有的家庭，也会有穷困的那一天。
节约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抠门”，节俭是一种理财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教会人们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金钱，在与财富的长久、良性的互动中获得永续的“恒财”。在该节省的地方就要尽量节省，力争把每分钱都花在该用的地方。
总之，节俭是一种品性，一种修养，一种富而不奢自我克制的最高境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曾国藩为榜样，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节约，把节约养成习惯。这个习惯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也会培养我们的德行，确保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享乐主义在滋生，很多人攀高比富，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不吃最好吃的，只吃最贵的”。这样只能败坏人的品行，助长人的贪欲，对个人发展没有好处。我们应该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以德育人为本因材施教
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曾国藩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