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着对艺术犹如宗教信徒般的狂热和虔诚，带着一种末日论的激情，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打造着对艺术的一片赤诚。不止一个人回忆，他们当时读书时，无时不感到这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似乎都怀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把肩起明天的太阳当做自己的责任。时日不多，时不我待。书读完一页，就撕掉扔进壁炉里，大有灭此朝食之气概。如果一个人吃得饱、穿得暖倒也无所谓，须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当时是饿着肚子在搞学问。许多人，例如曼德尔施塔姆常常饿得昏过去。食品短缺、燃料紧张、饥馑严寒、鼠疫横行，这就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外在环境。
俄国人对美的崇拜和热烈追求最显著的例子，恐怕得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时期。这次战争的残酷性、艰苦性已经为人所熟知。饥饿、严寒、围困、死亡；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战争初期整个西方面军的全军覆灭……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所有参观过列宁格勒900天围困纪念馆的人都知道，把当时的列宁格勒形容为人间地狱绝不是夸张。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勇的苏联艺术家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依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背着大提琴从前线赶回来，为的是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有的人就是在赶回城里的路上，永远地倒下了。大家也许还记得大型纪实性影片《世纪悲剧》中这样一个镜头：赶到前线的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通过电话线向前线将士播送他们的歌声。许多战士就是听着他们的歌声冲向敌人，并且永远地倒在雪地上的。简短回顾一下《第七交响乐》的创作过程就可以令我们想见当时的情形。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写完全曲是在1941年12月的古比雪夫。1942年的3月5日，在古比雪夫文化宫举行首演式。1942年3月末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首演式的情形：
首演式于午后举办，因为在1942年那个惊恐不安的春天里，莫斯科的音乐会大都在白天举行。演出进行中市里响起空袭警报。演出将要结束时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指挥身边，竭力想要让音乐会停下来，但没人前往避弹所，交响乐仍在进行；在长达18分钟的结尾部分演奏完后，穿军装的人再次出现在舞台上，面对台下的观众说了一句那时人们的惯用语：“空袭警报响了。”场内回答他的是一片喊声：“我们知道！”与此同时，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一次国内战争。如此多的苦难，却未能打垮这个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人民内心，体现在民间口头文学，东正教，俄国哲学、文学、音乐和绘画里。俄国文化表现了俄国人民的道德力量，俄国文学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全部财富。诚如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性格》里所写的那样：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俄罗斯性格！表面看他们再普通不过，可是一旦严峻的灾难降临，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身上都会焕发出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性之美！
而一个追求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用智慧征服世界“不能”这个词只有在愚人的字典里才有。
——拿破仑十岁时被点心、二十岁被恋人、三十岁被快乐、四十岁被野心、五十岁被贪婪所俘虏。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只追求睿智呢？
——卢梭我活在这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雨果一、启蒙思想：照亮了一千年的黑暗人人生而平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
所谓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一统天下，封建君主的权利是神授的，人民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权利。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欧洲人提出用人权代替神权，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现实社会的创造者，就应该是现实的享受者。启蒙思想家把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看成是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强调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
倡导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1694-177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法院的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伏尔泰生活在法国封建王权鼎盛的年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逸，专制独裁。法国表面上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而实际上国库空虚，僧侣和贵族同广大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面对专制的王权，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被捕入狱。在巴士底狱，他以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乱伦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悲剧《欧第伯》，来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乱伦丑闻。该剧的上演不仅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使伏尔泰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伏尔泰尽管成为了名人，但是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有一次，他因语言顶撞了一个贵族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并被放逐出法国。
伏尔泰在英国住了3年，深受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他体会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比法国的专制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和两党政府轮流执政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非常羡慕英国中产阶级在英国议会中的地位和在辉格党中的作用；同时，他向往英国人在君主制下获得应有的自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法国所缺乏的，法国君主专制的后果是：“人民死于饥饿，农业停滞，工业凋零，官员腐败，商业都遭到破坏，法国成为一个大医院。”
18世纪后期，法国政治的宗教气氛相当浓烈，一方面天主教会大肆迫害新教徒；另一方面，天主教中的不同派别也争吵不休。只要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法国处于一种无法律的控制中。
1762年法国一个新教徒的商人之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他的父亲，把他的死说成是因他打算改奉旧教被他的父亲谋杀。法国土鲁斯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商人全家逮捕，严刑拷打，判处商人死刑。伏尔泰对该案件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向欧洲各国控诉法国法院的不公。在欧洲舆论的影响下虽然法国政府为该商人平了反，但是商人的人头已经落地。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伏尔泰，使他更加渴望一个法制的国家。在君主与法律的关系上，他认为法律是治国的关键，美德和罪恶仅仅是一种宗教的判断。他说：“对我而言，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人类都必须遵守的自然法。”
伏尔泰作为君权神授时代的思想家，虽然他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但他不反对君主制，他理想中的君主应该是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善良的。君主应该是自然法和人民权利的保护者，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者。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资产者起主导的作用，他们的理性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宗教的狂热，使劳动大众得到安定的生活。同时，伏尔泰也提出自由、财产和受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原则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们在法律面前要一律平等，主张消灭封建等级的差别；同时他也强调了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成为国家不安定的因素。
法的精神法国革命前的另一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贵族阶层反对封建专制的代表。他的家族原是达官显贵，其伯父继承了他祖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之职。孟德斯鸠受过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对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后来他专攻法律，成为了一名律师，并继承了家族的封号——孟德斯鸠男爵。严格地说，他是一个“穿袍的贵族”。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的封建专制由盛转衰的年代，他目睹了法国专制带来的战争和灾荒，以及上流社会生活的淫荡和奢侈。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借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讽刺了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权贵和卖弄风情的荡妇。
他在《（波斯人信札》中的描写潜移默化地表现了他的爱和憎。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他对路易十四的刚愎自用、专制霸道、对奸臣和情妇的轻信重用以及对路易十五利用苏格兰人琼·劳为财政大臣，滥发纸币，造成的财政混乱极为不满。
他对专制做了这样的比喻：“路易安那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孟德斯鸠反对天主教会，主张教会改革，他斥责教会的特权和偏执，揭露教士的放荡、贪婪和虚伪，他说：“教会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这是一帮吝啬的人，他们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孟德斯鸠憎恨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独占了全国的财富，他们是法国不繁荣、不强大的根源。
他在游历了欧洲诸国后，形成了对政府管理的独到看法。他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不同的政体具有不同的特点：“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定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共和政体的准则是美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依靠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法国最适合的政府形式是君主立宪制度。
孟德斯鸠深受洛克的影响，提出了政府权力互相钳制和互相平衡的理论。他认为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应该分立，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个权威变成专制权力。分权是保障自由和社会成员自然权力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如允许其中的任何两个或更多一个的部门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那自由就完蛋了。防止暴政的唯一办法是使每一个政府部门对其他两个部门进行钳制，如行政部门有权使用否决权来约束立法部门的越权行为。反之，立法部门为了约束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弹劾。最后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去抵制来自立法和行政的独断行为。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实质是用“权力制衡权力”。
孟德斯鸠的启蒙作用还表现在对法制的追求上，《论法的精神》是他的代表作。他认为人类的法就是人的理性，而理性是奠基在人的权利之上的合理的理论，法的本质是保障人权的工具。他说：“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
他认为，各国的法律和各国的地理条件、天气、土地面积、居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人口贸易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关系，而政体对法律的影响最大。这些综合的因素构成了“法的精神”。在谈到法与自由的关系时，孟德斯鸠认为，法是自由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可言，如他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自然神论卢梭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早年丧母，饱尝人间酸苦，后来他到巴黎谋生，与狄德罗相识。他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考察人民生活疾苦和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他的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在政治主张方面，他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但又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他宣扬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力图维护小私有制。
他抨击君权神授说，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人们彼此缔结契约，主张“主权在民”。他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统治，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理想的国家政体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统治者应是人民推举的。如果统治者损害了人权，人民有起义和革命的权利。卢梭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治的要求。他的政治主张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影响很大。
卢梭在哲学上也很有见解，他主张认识来源于感觉，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而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卢梭大声疾呼，要打破教育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传统。此书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他的祖先于16世纪因改信加尔文教而遭到迫害，流亡到日内瓦。贫穷、寄人篱下和受虐待使卢梭深感下层阶级的无奈和无助，这决定了他以后形成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追求共和政体的强烈愿望。
16岁时，卢梭流浪到萨瓦，投奔到轻佻、富有、年轻的华伦夫人那里。在与华伦夫人同居期间博览群书，并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离开华伦夫人后，卢梭靠家庭教师和音乐的创作维持生活，同时他周旋于富有和有名望的巴黎人中间。在这种疏远和不平等的关系中，卢梭感到了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就是贫民和贵族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表述。卢梭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社会下层的人，但又希望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分子。即使他已经与旅馆的女佣人黛蕾丝·勒·瓦色同居，仍周旋在一些贵夫人的身边。他对社会阶层的亲身感悟，使他对社会的平等有一种特别的追求。
《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反映了他对法国社会的根本看法。他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的状态是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的侵犯，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人类罪恶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的，当某一个人在一块土地上立了桩，声称这块土地是他的时候，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就产生了，于是“欺骗的诡计”、“傲慢的炫耀”和“贪得无厌的野心”就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由于掠夺和强者对弱者的压迫而日益加深，并随着社会的出现而受到法律的确认。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人们追求安全的惟一希望是建立社会契约，根据契约，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使每个个人和个人组成的全体达成协议，这样国家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