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执中本来还要下令让王安石就任,但他家里却出了一件事情。一个叫迎儿的丫环被活活打死了。陈执中怕因此事给自己招惹麻烦,于是上书请仁宗派官员来查自己的案子。不久此事就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各种流言蜚语也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受到牵连的陈执中心情原本就十分的烦躁,再加上王安石的屡次辞职,这对陈执中来说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心里愈发的不痛快,就把王安石的辞职信往桌上一扔:“这个王安石,简直就是倔到家了,别人想进集贤院还进不了,他倒好,一个劲地推辞,晾他几个月再说。”
王安石就这样被晾在京城里了。
恰就在此时,海门县令沈起前来拜会王安石。
沈起是鄞县人,王安石在鄞县工作时兢兢业业,给沈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沈起借进京的机会特来拜见王安石。
沈起告诉王安石,他学习王安石在鄞县兴修水利的作法,正在海门通河疏水筑堤防潮,想请王安石前去指导一下。王安石一向赞成兴修水利,听了沈起的话,十分感兴趣,此时朝廷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于是他就随沈起一起到海门去了。
王安石在海门,先参观了沈起修的几处水利工程,又看了看临海大堤,对沈起的工作很满意,特意写了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表扬沈起,并希望其他地方官员都能向沈起学习,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从海门回来,王安石顺道去了一趟褒禅山,并写下了一世名文《游褒禅山记》。褒禅山地处安徽含山县,相传唐代有个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山上,可能这个和尚也有点名气,这个山就被命名为褒禅山。
《游褒禅山记》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王安石这种平实的写法,需要人潜下心来去体会,用心去和作者进行一番心灵上的交流,才能从他的文章中,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而且文中一些词句的用法,初看时,平淡无奇,但如果静下心来慢慢体味,才知王安石用字之精妙。王安石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思想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结果不遂人愿,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就可以了。
假使以这种观点来衡量王安石变法的结果,那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未免不是一种成功,王安石虽因司马光尽坏新法而郁郁而终,但是王安石已经尽力了,他也没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了。王安石从褒禅山回来,仍在京城待命。这时欧阳修帮了王安石一把,他对陈执中说:“王安石既然不想做集贤院的校理,干脆就再提他一把,让他做群牧司判官吧。”
陈执中一想也好,老把王安石晾在京城也不是个事,于是便再次下命,委任王安石群牧司判官之职。
欧阳修也担心王安石还会拒绝,就亲自给王安石写信,并让王安石的好友韩绛前去劝王安石不要再拒绝朝廷的任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他今后的仕途。
韩绛见了王安石,先拿欧阳修的信给他看,然后对王安石道:“你不要再一味地固执下去了,胸怀天下之人,从不拘泥于小节,凡事都要慢慢积累,你先在这个职位上好好干,以便等待更大的时机来施展你的抱负。”王安石思索良久,最终默默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群牧司是真宗朝所设,专管全国马政,直属枢密院,一般情况下由枢密院副使任一把手。王安石所担任的群牧司判官是在群牧司下设的判官厅工作,职务比集贤院校理高一级,而且待遇比较优厚,这样就可以帮助王安石解决经济问题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也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去了。
但任命刚刚下来,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有一位馆阁校勘名叫沈康,在朝廷已经是任职多年了,听说王安石被破格提任群牧司判官,一肚子不高兴,就直接找到宰相陈执中,希望能够任命自己为群牧司判官。
陈执中因之前种种不快而耿耿于怀,恰巧沈康在这时撞到了陈执中的枪口上,陈执中当然不会客气,便指着沈康道:“王安石辞让集贤院校理,故朝廷优与差遣。而且,朝廷设馆阁,为的是优待天下贤才,就当以德为先,你却直接来抢,和王安石比,情何以堪!”
一通话,让沈康惭愧不已,沮丧地退了下去。
王安石到群牧司任职之后,认识了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人。他比王安石大两岁,早两年中进士,也许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样,北宋时代的两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身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似乎两人天生就应该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才华横溢,从小都博览群书,文采都相当的出众。当时他们只是觉得相见恨晚,彼此非常欣赏,因此很快成为了挚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讨论国家大事,若有几日不见,彼此都会觉得落寞不已,似乎少了点什么。
虽然有这样的益友为伴,王安石的群牧判官生涯还是十分痛苦。因为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觉得自己正处在大展宏图的好时光,可以为百姓效力,却不得不在这里蹉跎岁月。而且他感觉和这些京官在很多方面上都格格不入,在官场上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远没有自己在做地方官时的自在与洒脱。
在任群牧判官期间,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这个官职也没多大实权,王安石不愿干这些琐事,因此,写了一封《上执政书》,仍然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并说自己一直要求外放,希望朝廷能派他到地方去做一点实事,可以“少施其所学”。
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作了许多诗来表达自己的苦闷心情。
寒堂耿不寐,辘辘闻车声。
不知谁家儿,先我霜上行。
叹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
推枕欲强起,问知星正明。
昧旦圣所勉,齐诗有鸡鸣。
嗟予以窃食,更觉负平生。
在这首《强起》中,王安石说自己整夜都睡不着,一直想为百姓做些什么,可是他能做什么呢?他有的只是叹息自己在浪费百姓的粮食,碌碌无为。在这个清闲的位置上,即使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又能怎样呢?
他经常回忆起自己任地方官时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个时候自己整日忙碌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却很充实。他对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情都太深了,他做梦都想回去。
因此,在任群牧判官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要求外放为官。他不满于在京城无所事事,他觉得应该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至和二年,他在答《钱公辅学士书》中提到,中个科甲,当个京官,只要不傻,谁都可以做到。读书之人,重要的是行道,能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于百姓和国家。这才是读书之根本。如果不能行道,即使贵为天子,拥有天下,亦无所用。
在请求信中,他当然不能写这些内容,他只能继续以家庭为借口,请求朝廷准予外放。过一段时间之后,王安石又说自己身体不好,这在某些程度上来说也是实情。王安石学习时,经常苦思冥想,用脑过度,导致头昏失眠。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庚禄赐之入,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
在这封信里,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太盼望着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了。
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嘉祐二年,36岁的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五月离京,七月到任。消息传来,王安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随即赋诗一首:
二年相值喜同声,幷辔尘沙眼亦明。
新诏各从天上得,残樽更向月边倾。
已嗟后会欢难忘,更想前官责尚轻。
黾勉敢忘君所勖,古人忧乐有违行。
§§§第四节空负报国之志,难遇知音明君
王安石于五月处理完公事,和京城里的几个朋友简单道了别。梅尧臣见王安石仍如此朴素,非常敬佩,曾写过一首《送介甫知毗陵》送给王安石,对王安石简约的作风进行了赞扬。
……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拥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陪泥乌;欵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麤。曾肯为众异,亦罔为世趋。学诗闻已熟,爱棠理岂无。
梅尧臣在诗里抨击了那些只知向老百姓逼钱催租的地方官员,讽刺了爱摆架子喜好前呼后拥的庸官俗吏,称赞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一身清风明月,光可照人,实为当世之师表。
王安石在奔赴常州路上生了一场病,有一个儿子也夭折了,一路伤心,走走停停,七月才到常州任所。
到常州以后,王安石还是和鄞县的时候一样,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经济。当时的常州是江南富庶地,渔米之乡,农民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王安石并没有在常州推放青苗钱。
王安石了解到,常州地处江南水乡,特点就是水多地低,常州要发展,还是应该大力整顿水利,开挖运河,这样不但可以将多余的水排走,解决一直困扰这里农民的涝灾问题,还可以将大量的洼地腾出来变为良田。
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判断也相当科学,所以王安石在稍作准备以后,就立即着手筹备开挖运河的工作。但这一次,王安石算是初步偿到了改革的艰难与阻力。
说干就干,王安石开始立刻筹划建设。但是这条运河却很长,要穿越好几个县,工程浩大,如果按照在鄞县时那样,靠老百姓义务出工是行不通的。这需要和各县的官员共同协商。
然而,出乎王安石的意料,大家都不同意这个计划,官员们说,开凿运河是常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凿了以后会使一些河流改变原来的流向,是利是害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义务征调百姓,牵扯的事情太多,不利于与农民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安石并没有以官压人,勒令大家服从,而是做了许多的工作,大部分知县架不住王安石苦劝,同意出工。只有宜兴县知县,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此人和司马光一样,都是头脑一根筯,出了名的倔,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不管你是何许人,他也绝对不服从。对于王安石这一套,司马旦一直拒绝配合,宜兴县绝不出工。巧合的是,王安石也是个倔脾气,他并没有受到司马旦的影响,也没有再去和他罗嗦,与其做一些无谓的工作,还不如争取时间多做点事,于是他决定立即开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工程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各县的官员动员不力,并没有多少老百姓愿意义务出工,每个县派出的仅仅只有几十名百姓,而且多数还是老弱病残。司马旦做的更绝,干脆一个百姓也不出,恰好在这个时候又赶上了连日下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工程只好暂停了下来。
对于诗人而言,颇有诗情画意的江南绵绵细雨,却着实让王安石忧心忡忡,奈何老天不帮忙,他也只好等待。因此开凿运河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没有进展,待到天气放睛的时候,又到了农忙的季节了。
但王安石并没有放弃,他准备等庄稼收完以后,再行开工。但是天不遂人愿,王安石调任他处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这次的任命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因此王安石在常州的这项工作只好半途而废了。
这时,王安石接到了刘敞的一封信,说起这个刘敞,他也算是王安石在京城的一个故交。在这封信里,刘敞劝王安石到了地方以后,没必要和自己的上官闹的不愉快,有时清静无为,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官。
王安石给刘敞回了一封信,即《与刘原父书》。在信中,王安石首先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情,对开挖运河失败表示“愧恨无穷”。王安石继续说:“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安石所不能,则论安石者之纷纷,岂敢怨哉”。这是王安石深深的自责,他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所以没有仔细地考虑到天时人力,以致于才有此一失,受到大家的批评,但我王安石并无怨言。
但是,王安石对刘敞责备他“初不能无为”,则不以为然。“此非安石之所敢闻也”,王安石指出,“今方万事所以难合而易坏”,也就是说天下的事情,之所以败坏到如此程度,就是因为有些人常常以“无为”自居。应该说,王安石对刘敞观点的辩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对北宋社会的看法同样是有一定的见解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为官之人的一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