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鄞县任上的第一年，王安石组织全县乡民投入到了兴修水利的工程中去。各地乡民听说新来的知县要兴修水利，都感到异常高兴，他们纷纷主动报名，工作也十分卖力。他们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利益干活，一旦建设好了就再也不用担心旱涝灾害了。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为了纪念王安石的功绩，乡民们把其间修建的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海塘命名为“王公塘”。自此之后，鄞县县民再也不用一到旱天就发愁了。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他还施行了青苗法。众人皆知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当政时曾在全国推行过青苗法。熟不知早在他担任鄞县知县之时就已经对此有了成熟的想法，并加以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王安石很早就发现一到灾荒之年，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款度日，进而就要忍受地主的重利盘剥，最终只能卖房、卖地、出卖劳力，甚至最终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剧，人民为此苦不堪言。在鄞县任上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更让他揪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安石决定在全县推行青苗法。
所谓青苗法，即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由官府开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有效解决灾荒之年农民的境况。这一方法一方面缓和了日趋紧张的社会局势，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次成功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也为他在多年以后主持的改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好学的王安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自然毋庸置疑，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要振兴国家，首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全在教育。王安石的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王安石作《慈溪县学记》，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一句。
他打破传统，大胆地把鄞县供人祭拜的孔庙改成县学，并四处找寻名师任教。王安石得知慈溪有一人名为杜醇，字台石，此人在当地道德学问名声颇佳。于是王安石便亲自去见杜醇，与杜醇详谈之后，他认为：“而吾所见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为了能够请到杜醇出山，王安石先后两次亲自写信给他。在《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中，他声称：“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己关。不适于义向惟谤是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最终他的真心打动了杜醇，杜醇答应了入县学任教。因为王安石的重视以及名师的教导，一时间鄞县县学异常繁荣，人数多达二百余人。县学的开办为鄞县培养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风气，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可谓功德无量。
在醉心于工作的同时，王安石没有忘记一件事：父亲王益还没有正式下葬。于是，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抽出时间回到了江宁把父亲下葬。已经去世九年的王益此时正式安息于牛首山，据说此地是他生前就已经选定好的。安葬了父亲后，王安石还请挚友曾巩为父亲作了墓志铭。这样，多年萦绕在王安石心头的一件事以了，他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了。
在鄞县任上的三年，王安石兢兢业业，以富民强县为己任，短短数年间鄞县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对提高，在浙江一省犹如一枝独秀，令人赞叹。这时我们在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益。王益早年为官之时总是能够做到一心为民，所到之处几乎皆有政绩，这对早年的王安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的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终于可以对着父亲的灵位诉问心无愧地说一声：“爹，我终于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多年以后，鄞县地区的百姓在鄞县“东八十步”修建了荆公祠，又名实圣庙，以纪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祠内一直香火不断，至清朝仍存。鄞县地区现在还有安石乡等与王安石密切相关的一些名称，可见王安石在当地的影响之深。
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已满，他回乡探亲并等待朝廷的任命。第二年，即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朝廷的任命状下来了，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加殿中丞。其实就在这一年，王安石还是有机会任馆职的，但是他仍主动放弃，赴舒州上任去了。
舒州，即现在安徽省潜山一带，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闭塞，但却有种当年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味道。当时王安石坐船而来，上岸以后，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路两旁的繁花野草争相斗艳，树木郁郁葱葱，蜿蜒立于小路旁。远处雾气迷漫了整座青山，好似进入了仙境一般。虽已初夏，却有丝丝凉意，王安石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气，顿觉沁人心脾。
王安石来舒州时，是以“殿中丞”的头衔来此赴任的，当时，“殿中丞”是从五品。而通判却是正六品，只比县令高一品。当时的舒州知州，有人说是蔡襄，但据记载，蔡襄曾在中央历任一些重要官职，在地方做过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却并没在舒州做过官。
如果说蔡襄做过舒州知州，王安石肯定会在诗文中有所记录，但王安石在给他弟弟王安国的一首诗《到舒州次韵答平甫》中却说：
只愁地僻无宾客，旧学从谁得指南。
如果有蔡襄在，王安石一定不会有此感叹，因为蔡襄当时无论文学还是书法，均属大家风范。
《姑苏志》里的一条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在1051年到1053年之间，舒州知州是王琪。
说到王琪，肯定很少有人知道。据记载，当年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写出来以后，自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下句来，就是王琪，无意间说了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
三国时小乔的丈夫周瑜就是潜山人。王安石一到，便兴高采烈的到处询问，周公谨故居在哪里？但当地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都说不认识，只有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瞪大了眼睛听王安石问了半天，终于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他急忙拉着王安石衣襟向前指点道：“这里我年龄最大，见识最广，你算是问着了，除了我知道，没别人知道。前面再走三里路，转过山梁，那棵老槐树下面，就是周公井，水好着呢。”
王安石在舒州，毕竟不是一把手，做什么事情总是要请示一下上级，自己不便越职言事，所以，王安石就偶尔抽出时间去山里转一转，写了不少诗，今录其一首《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王安石在游玩的同时，还四下走访，了解山中百姓的生活，发现他们都很穷困，王安石曾感慨作《感事》长诗，诗中写道：
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
这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当时百姓的穷困现状相当担忧，并进一步描写农民的凄惨情况：农民们如此穷困，官吏们却为所欲为，到处敲诈勒索。而农民们田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肚子都吃不饱，更拿不出钱来，他们一味地哀诉乞求，得到的往往是官吏的鞭打棍敲。冬天天冷少粮之时，许多老弱病残者就会悲惨死去。但官府的粮仓却紧紧关闭，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安石来到这个荒凉落后的州郡为知州的副手，大事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替百姓分忧解难，心里常常惭愧内疚。虽然对农民有哀怜同情之心，却又拿不出十分有效的办法。
诗的最后，王安石提出，希望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尽力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诗写的平淡朴实，虽然没有“大江东去”狂放与豪迈，但却是王安石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面对农民窘迫的生活情况，王安石向知州王琪提出在舒州放青苗钱救民，但却一口被拒绝。
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官府不愿出面，王安石又想到了另一条途径，就是请民间有能力的富豪大户出面借钱救困。因为各地大户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良田美地，应该有这个能力。
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政策很明确：“本朝不抑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往往“富有弥望之田”，而穷人则越来越穷，“贫无立锥之地”。
王安石在地方工作多年，对这一现象了解很深刻，曾作《兼并》一诗。王安石在诗中建议必须对兼并之家加以制裁和打击。在《兼并》诗成之后，王安石还写过一首题作《寓言》的诗。
在《寓言》中，王安石说：如果谁家遇到婚丧嫁娶却无钱操办，政府就应该借给他钱以解除其忧愁；如果谁家无钱种地，政府也应借给他粮食种子以帮助其度过危机，等到万物丰盈时，再收回本利，物质缺乏时我再拿出来帮助百姓，如果做官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空谈抑兼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此可见，王安石抑兼并的本质就是救困、扶危、养民。
为了能向大户借钱救困，王安石到处奔波，但并没取得什么结果。有一首题为《发廪》的诗，记下了王安石所发出的感叹：
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
就是说，我到处请人出钱用来救济鳏寡孤独之家，但却因这里的人都很穷，没有人能出得起钱。
然后王安石继续大发感叹，说看到有人抛弃挨饿的婴儿，怎么能不痛心疾首，究竟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我个人而言，只能是多爱护百姓，就在王安石为了百姓到处忙碌之迹，鼓励农民多种粮食，让他们自救。突然有一个人来访，这个人竟然就是后来名声不亚于王安石的沈括。原来沈括回老家钱塘为父亲沈周办丧事，此次是专门来请王安石为父亲写墓志铭。
当时人写墓志铭，都要请社会名流，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的王安石官职虽不显赫，但才情却早已名满天下了。现在看来，没有沈括和王安石首次见面的一手资料，但沈括不可能如此冒昧的直接找上王安石，所以，极有可能是王安石在游钱塘时，就已与沈家相识并相知，因为也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娶沈括的表侄女为妻，结果王安石倒比沈括晚了一辈。不过这也正说明，王安石与沈家相识已久。
王安石除了四处察访民情外，其余时间也没有闲着，而是忙于整理杜甫诗集，把自己收集得到的一些少为人知的杜诗重新加以编订，编辑为《老杜诗后集》，并亲自作序。对于杜甫诗的发掘和保存起到了相当有益的作用。
一天，王安石正在书房写字，突然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地方官员。王安石在各县察访时见过这个人，正是舒州治下丰南县知县陈圣，已经做了十几年知县，曾经因夸大水灾冒领救济款而受过处分，所以一直没能得到升迁，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任满一届后，就要进行相应的考核，陈圣便花了很多钱，把全州上下的官员们贿赂了个遍，力争能有机会再升一级。
陈圣见到王安石之后，小心翼翼的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王大人，在下见王大人刚到敝地，生活上颇缺少照料，这是本县的一点心意，还请王大人笑纳。”
王安石当时便对陈圣道：“陈大人，我们为官之人，应当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黎民百姓，你这样做，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百姓呢？”
陈圣点头笑道：“王大人说哪里去了，王大人整日辛苦，在下表示一下心意，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下这点心意，不单是我一个人的心意，也是我们舒州全州百姓的共同心意啊，请王大人千万笑纳。”
王安石看不惯官员们的这种贪污腐败，对陈圣冷脸相对，把陈圣骂了出去，后来在陈圣的考核评语上写了四个字：“行为有缺。”
陈圣再一次升官梦破灭。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找王安石开后门。
在王安石科举高中直至任舒州通判的这些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情是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他的好友曾巩虽然两次科举落第，但是他的才华深得朝臣欧阳修的赏识，两人的关系较为亲密。王安石中科举后，曾巩就曾向欧阳修推荐过他，曾巩称：
巩之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欧阳修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常理分析，欧阳修赞赏曾巩的学问，而曾巩又如此抬高王安石，欧阳修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在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有一个叫陈襄的官员本着为国求贤的目的，向朝廷呈上《上荐士书》，书中推荐的人才中就有王安石。陈襄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世。”
至和元年，王安石在舒州的任期已满，在即将离开舒州赴京之时，他没有了卸任时的轻松之情，有的只是无限的遗憾与感慨，临别时还赋诗一首：
皖城西去百重山，陈迹今埋杳霭间。
白发行藏空自感，春风江水照衰颜。
不难看出，王安石对舒州一任，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自己没有实权，基本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所以才会“白发行藏空自感”。
§§§第三节短暂京官，屡求外任
刚到京城，王安石就接到了朝廷任命，让他任集贤院校理。这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清要”之位，通常要经过大臣推荐，并经过严格考试才给以任命。一般人在京城候职往往会等上很长时间，有人等了一年也等不到一个官职，王安石却一进京城就出任此职。其他候职的人看了，难免心生妒忌。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担任馆职，需任满一年以后才可以转任他职，换句话说，一年之内还可以升官，这无疑是最大的恩宠了，换做别人早已受宠若惊了。现在朝廷却向王安石许诺，可以不需要干满一年，就可以调任他职。
这就等于暗示王安石，先在集贤院里工作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有大用。这无疑使他人的嫉妒心更重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王安石却拒绝出任集贤院校理，写了《辞集贤校理状》，说自己“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请朝廷收回任命，把他放到地方去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了一个月，中书再次下发任命，内容与上次相同，仍然要求王安石出任集贤院校理，被王安石再次拒绝。十几天后，中书再下任命，并附了一个附件，要求不得再推辞。此次，众人对王安石的嫉妒之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也期待着王安石对此会采取何种态度。
王安石却再上一封《辞集贤校理状》。说自己确实是为生活所迫，如果朝廷非要如此任命，“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就是说，不但让我王安石难办，而且还让政府难办，长此下去，若有人借此机会投机取巧，败坏朝廷，那就是我王安石的罪过了。
但是王安石此举，令天下文人大受刺激，“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王安石数辞集贤院校理之职，宰相陈执中也为此甚感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