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看罢王安石的回信，怒气难平，火向心生，因为政见的不同，以无法以书信方式再谈下去，随当即写下了《奏弹王安石表》，这也标志着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的彻底绝裂！
在《奏弹王安石表》中，司马光直接开篇点题说参知政事王安石是一变而为“妄生奸诈，荧惑圣聪”的奸诈之徒！说安石“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朋党鳞集，亲旧星攒”。读到这里，不禁深感可惜。本来两个文坛巨匠，却因政见的不同而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惜可叹。
在司马光笔下，王安石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制福威”的奸臣，使得“人心动摇，天下惊骇”！如果不及时制止他，则必将“为祸不小”。
司马光说神宗，对王安石尊重太过，“以安石有师保之尊，故旧之恩，俾为相臣，使预政事”。让王安石有机会“妄使改为”，现在如不“正其罪恶，亦难以顺乎众意”！
所谓“正其罪恶”，就是请斩王安石！
司马光对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发下了狠话：“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所以我才冒死谏言，但是我“心既为国，宁复爱身”，是不会怕牺牲的。就算今天陛下你今天因为我直言进谏而处死我，我也毫无怨言，也比以后死在贼臣之手要强的多。
可惜司马光，终究虚惊一场。
司马光最后请神宗“独奋乾刚，专行绝决”，做事要狠一点，独裁一点，“一遵祖宪，无用邪谋”，最重要的是，要“诛逐乱臣，延纳正士”，换句话说，就是请神宗把王安石等人干掉，让他们一伙上台，这样就会“上以顺皇太后之意，下以慰亿兆人之心”。
司马光在弹表中最后两句话是：如果陛下能够废除新法，铲除异己，我也宁愿“退就诛戮，亦所甘心”。
后来司马光贬知永兴军，拒不执行新法，被神宗皇帝一通训斥之后，再也不吹嘘什么“退就诛戮，亦所甘心”了。
司马光对变法的百般阻挠，使得王安石变法之艰难，处境之险恶，人心之难测。
后世攻击王安石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司马光和苏轼划下的圈子，没有什么创见，也没有多少值得理性的与之探讨的地方，多半是弄一点史料，一知半解，兑点臆测，以为自己就可以对王安石评头论足，殊不知其可笑可怜，实为悲剧。
神宗当然不会把司马光的弹劾当一回事，有一天，他单独对王安石提起司马光：“司马光甚怨卿”。
王安石问：“何故”？
神宗道：司马光自诩在京城无立足之地，前日上殿说愿意外放为官，还说现在时局复杂，是非淆乱。
王安石只是劝神宗皇帝，说道：“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
好一句“以事实验之”！
神宗略有担心，问王安石：有人说朝中存在勾结朋党现象，拿汉朝的党锢之事来与今天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王安石沉静以对：“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积朝廷”，才有可能形成党锢之祸。但现在国家政治清明，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只是有时显得“刚健不足”，所以不能统一认识，所以这些异论纷纷不止。如果我们“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时间一久，大家理解了变法的目的与本质，人们的想法自然而然的就能改变了。
神宗确实可以算是一代明主，王安石批评他“刚健不足”，他也并没有任何反感。
经过这些变更，司马光深知阻止变法也无可能，便上疏神宗说：“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
神宗故意问：“相反者何事也”？
司马光答：我说“条例司不当置”，请罢四方使者，“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
神宗还是很有耐心的和司马光解释：新法在执行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可以慢慢改正，比如我们现在就强调散青苗钱时，不能强行摊派。司马光以偏概全，狡辩说：“虽不令抑勒”，但下级官员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仍然一如从前。“如开封界十七县”，只有陈留县县令姜潜把告示贴在县门口，“听民自来请则给之”，但是却“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抑勒也”。
诚然，任何一种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破折，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不足之处。如果就以一个县的情况，就可以代表十六个县的情况，以一否十，也多少有点牵强附会。此外有一个县令，即山阴县陈舜俞，嫌放青苗钱费心劳神，贪图舒逸，不肯奉行，还别出心裁的移状自劾，说当今百姓，手头没钱用，愿意贷钱的人有很多。可是我偏不贷给他们，因为这些人就像孩子一样不懂事，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制止这种行为，决不能让他们想贷就贷，这不是行王道的做法。
神宗劝了他一句：“王安石向来对你很友善，你何必要自己进行怀疑呢”？
司马光回答神宗说：我以前和王安石关系确实不错，但自从他当上参知政事，我们之间不同的意见就很多，道不同不相为谋。
神宗说：可是，青苗法确实是有很好的效果。
司马光根本不听：“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在这里，司马光强调了“安石之党”。
神宗见劝服不了司马光，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的身份，出知永兴军。
出京以前，司马光去向神宗告辞。神宗叮嘱司马光：“你到了地方以后，如果得知民间利病，应该告诉我一声。”
司马光人刚到陕西，立刻上疏皇帝：“谨奉诏，惟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
神宗很奇怪，责问司马光：“陕西根本没有行助役法，助役法惟独实行于京东、两浙这两个地方，没开始实行你就说是陕西之患，是不是过份了点？”司马光自知理亏，不便再说什么。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上，依旧阻挠新法，上书请罢永兴军一路青苗法，并继续攻击王安石：“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奸”。
司马光说自己承乏两制，逮事三朝，视君臣犹若骨肉，但就是容不下王安石，看到王安石专政以逞其匹夫之勇，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作为一个元老，为了宗庙社稷，不怕“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还是要“上书对策，指陈其失”，就算罢官去职，也无所顾虑。
当时宋朝和西夏关系紧张，夏集结大军二十万于边境，大战在即，陕西首当其冲，司马光作为陕西地区的最高官员，却抗枢密院军令，拒不备战，反而连上《谏西征疏》、《乞罢修复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疏》和《乞不添屯军马疏》，摇动士气，败坏军心。
神宗终于拍案大怒：大宋天下，合当行大宋之法，司马光负忠谏之名，屡与朝廷为敌，难道是在欺朕不能杀人吗？
其实，神宗绝非软弱之君，实则是一大有作为之君。如果王安石不以圣人之心辅之，而常灌以刑杀之说，劝神宗大开杀戒以清洗政敌，当非难事。但以王安石之儒，以神宗之明，北宋并没有在这一非常时期陷入到滥捕滥杀的深渊里去。在大力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却没有出现血雨腥风，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可悲的是，这并没有成为王安石和神宗的一条优点，反而被后人一再指为缺少果决手腕，影响了变法成果。
而事实上，也似乎正是如此。
可悲可叹！
不久，司马光遵诏移知许州。
自知阻挠新法无望，司马光开始全心著书。《资治通鉴》的问世就是在那时候完成的。
司马光曾经许诺，从此以后不再议论政事。
但这只是一个空话，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司马光一直在寻找机会。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虫灾遍地，神宗下诏求直言。
司马光听到以后，他以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上疏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把王安石变法的六项主要措施全列为害民之策，应该首先罢黜。
令司马光失望的是，他仍然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可。
司马光自此以后在洛阳呆了十五年，没有再得到神宗召见一次。
§§§第二节荆公与苏轼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他立即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当王安石变法进行的轰轰烈烈之时，苏轼站在了变法的反对派上。苏轼先是分析了一下国家形势，接着对仁宗说，陛下你不要觉得现在国家没有什么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国家到处都存在危险隐患，一旦出事，就不得了！
接着，苏轼攻击王安石说，现在国家情况这么危险紧急，当然不是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消除的，但是呢，“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用这种低级的方法可以济世，不是太愚蠢了吗？
苏轼的这个话，正是针对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的观点而发，当时王安石进行激进的改革必然遭到众儒生的反对，便委婉的提出要“法先王之法”，也就是效法“二帝三王”等先王之法，苏轼就嘲笑这是“掇拾三代之遗文”，王安石说“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苏轼说这是“补葺汉唐之故事”，指责王安石的观点是区区之论。
苏轼继续说道：国家这个状况，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进行改革，却需从长计议。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改革呢？
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明确，天下危乱，“患在不知法度”，即如此，改革就应该“变革天下之弊法”，建立健全法度，以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或以德治国。
王安石的这一观点，当时的那些人们没有多少人能懂，就是到了近代，也在中国争吵了百余年，但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
无疑地，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超前的，始终是走在他人的前列。但当时的文人多数遵循儒家仁爱天下以德治国的旧调，虽然承认有“立法之弊”，但是更强调“任人之失”，反过头来讽刺那些要变更法度的人是“腐儒小生”，是在“惑乱世主”！
苏轼总结说，大宋天下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相信“法者，末也”，坚持“礼者，本也”，也就是所谓的礼乐治国，以德治国。
苏轼的策论虽然写的牵强罗嗦，但他最后所提出的论点却很清晰。
论点就是：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需要变法！
论点虽然清楚，但论据软弱，当然更经不住推敲。苏轼说，只要用人不疑，“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如若不然，“虽得贤臣千万”，却把法度变来变去的，只会导致“天下益不可治”。
所以，不能变法。
苏轼的这个观点，和他父亲相同，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又说，“政之失，非法之罪”。
那么，苏王之间的茅盾到底是如何进一步深化的呢？
王安石任知制诰以后，已经成了北宋政界重要人物，正是从这一阶段起，对王安石的各种记载开始渐渐多了起来。总的来说，琐小之事较多，多是些无聊寡味的闲谈故事，没有多大意义，惟一可观者，就是从这些小故事里，可以看出王安石严谨认真的为人性格和散淡从容的处世风度。
当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主要负责既然在皇帝身边工作，制科考试之类的重要文化活动，那是肯定要请知制诰参加的。
当时主考官除王安石以外，汇集了很多大家名流，例如、司马光欧阳修等。大家对苏轼的文章颇为欣赏，但对于其苏辙的文章，各人分歧很大，并成为苏家对王安石不满的导火索，以至于就有了后来的《辨奸论》。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苏辙在考试中用语“切直”，先揭仁宗老底，说，“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换句话说，就是指责仁宗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混日子。
然后苏辙又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而陛下你却“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我认为这是导致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我还听说，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时间长了，“内则伐性伤和，外则蠹国败政”，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陛下还不思进取，恐怕将来会成民心尽失。
苏辙与苏轼不同，平时很少与人说话，不苟言笑，做事中规中矩，见了人都要低头走。但在考试中却异军突起，突然怒放。能够如此直接地批判当时的朝政，批判当时的皇帝，如此直白的披露确实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