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荆公与司马光
荆公与司马光都应该算是神宗朝一代名臣。当变法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司马光看到韩琦的上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心情异常悲愤，自叹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颓然之心昭然可知。但是司马光却不甘心，为了能彻底推翻王安石变法，终日奔走于满朝上下。他知道他只有挺起胸膛，鼓起满腔勇气，他还要继续战斗。而司马光战斗的方式，就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当时的职务是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差知审官院。听着职位虽然很多，但却没有什么实权。而久任官场，官却低于王安石，司马光多少有点不平衡，而且加之对变法的反对，两人很早就分道扬镳了。
荆公与司马光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在对新法的态度上，两人更是视对方为劲敌，颇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一心梦想着富国强兵的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与安石走的越近，忽视司马光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他是一个彻底的新法反对者。无论如何，司马光也受不了这口气。他虽然已经借神宗的口气训斥过王安石，勒令王安石“祗复官常，无用辞费”！虽然当时讲得很好。但那也就是说说而已，神宗亲自向王安石道歉以后，反而把他搞的里外不是人，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做到一枢密副使，但还没当几天，就又被罢免了。
司马光坐在书桌边，理了理胡子，秉笔直书，写了一篇《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陈述变法的种种弊端，请求神宗尽罢新法，撤除条例司，收回常平使。
神宗没有理司马光的奏疏，但有一天，神宗找了个机会，要和司马光谈谈。为了能顺利推行新法，神宗下了决心要为变法的道路扫清障碍。于是直问司马光：“朝廷每当变更一事，举朝士大夫吵吵嚷嚷的皆以为不可”，这倒罢了，但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不便，又不能指出来，这算是什么事啊，就这样讲来讲去的，我看不好！
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神宗非常不满，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堂辩论，如果真的不能实行，就按不能的原因来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不上奏呢？如果先前上奏了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到底哪里有问题？请你清楚地告诉我！”
司马光道：“我已经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里写清楚了。”
神宗说：“可似懂非懂。”
吕惠卿在一边接了一句：“司马大人天天讲话，但没有几句是有用的，我看司马大人不如辞职算了。”
无奈，司马光知道自己理论不过神宗，只好无可奈何地踱步回到家里。费尽心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这就是后来的《与王介甫书》。在文中，司马光把自己所有对新法的看法全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语言之犀利不觉让人略感丝丝寒意。最为对司马光的回答，王安石立刻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答司马谏议书》，句句中肯，强调自己变法的目的。
熙宁三年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开谕苦切，书信来回往复了三次。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采取的措施是和王安石谈往事，套家常，大讲昔日友情，希望王安石能听他一句话，不要变法。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先是感叹道：“我没有什么大事，不敢亲自登门造访，很久没有和安石兄在一起聊聊了。我没有什么本事，不敢说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们也在一起共事了十有余年，而且常在一起共事，关系也还是不错的。既然如此，我就想和你讲几句直话。
“你我都算是君子，‘君子之道，出处语默’，不能只说好话，但我们的志向是相同的，都准备‘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所以我们议论朝廷事，虽然意见不一，很多次我们的意见都大相径庭，但都还没有撕破脸。
“不论王安石你是否相信，其实我对你一直是非常佩服的。介甫你独自担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识的，都说介甫你不起则已，起则天下可立刻太平，人民都能感受到你的恩泽。”
司马光继续调理王安石，说：“陛下知道你的名声，他也很佩服你，所以硬是把你推上了前台。但是王安石你刚干了一年，却吃力不讨好，朝廷里的群臣及四面八方的人，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人们把所有的失败都归罪于你。不知安石你听到过没有，是不是考虑过其中的原因呢？”
司马光对王安石说：“既然问题很大，怨言很多，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一声呢？因为你手下的人，不敢跟你讲；不是你手下的人，又不愿跟你讲，他们都怕得罪你，所以都坐而待之，等着你不过二三年将自败。这都不是对你王老弟好，也不是对朝廷好。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讲，任你推而行之，不出两三年，国事就会被糟蹋得不可救药了。
“现在看在你我友情的份子上，不怕你对我怨恨，想跟你啰嗦几句，为你一一解答其中的缘由。”
接着，司马光开始细细对王安石，说：“今天下之人，讨厌你的人非常多，他们对你的诋毁无所不至。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安石你了，你本身是很有才情的，你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你操心太过于细碎，自信太过于实际。
司马光继续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而已。可是介甫你以为这些全都是腐儒之常谈，根本不当回事，于是‘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孔圣人是很瞧不起这种人的，有人想学种庄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你现在竟然讲商贾之末利，更是错上加错，不能再错了。
“我现在已经把根源给你讲清楚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你要是不相信，后果自负。介甫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侵官乱政，就是贷息钱这种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但是你却干的一身是劲，这些事情，就连一般的平民都认为不可的事情，唯独你认为是可以的。这并不是说你智不及常人，而是你想要求非常之功，而忽视了一些常人都懂得的道理。介甫你智慧与贤达都超过了其他人，但是你做过了头，这就是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这两位圣人也经常向别人学习。王老弟你比这两个人，恐怕还是有点差距的吧，但是你却“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独讲一家之言，简直就是罪莫大焉。”
的确，作为王安石的朋友，司马光接下来讲了很多历史上“不受忠谏而亡”的故事，用以劝导王安石要从谏纳善。
在分析下属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利害之时，司马光指出所谓的宾客僚属见了王安石，只知“希意迎合，曲从如流，但安石你却对这些人却“亲而礼之”。如果谁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要大加批评，甚至赶出京城，你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奸臣，这都是因为你太过于自信了。
司马光并未把王安石的所有努力一笔抺杀，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新法，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尽管日日尽心，夜夜忙碌，但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没有一个人能过安稳日子。这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原则大相违背，为什么你从小读书，到现在“白头秉政”，却“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自古立功立事，都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而你王安石偏偏只听信个别人的意见，放弃圣人之道，违背天下百姓之心，这样下去肯定有人要反抗，到时候再去治理，那岂不是会很麻烦吗？”
接着，司马光试图解释一下自己给王安石写的那封诏书，以平息一下两人之间的怨气。
近来有大臣上书，说散发青苗钱所带来的不利，陛下让我们讨论，你却因此为闷闷不乐，气的跑回家，借口生病呆在家里不上朝。我受命为批答，因为看到大家都因青苗钱而感到不安，而你却想在此时甩手不干，你这样做是很对不起陛下的。所以我直叙其事，批评了你几句，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让你早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改正错误，以造福天下。我讲的虽然难听了点，但是却没有一个字不是实话。听说你看了我写的文字，非常生气，上书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以至神宗都亲自写信给你赔礼道歉，又让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你才出来工作。
你为社稷着想当然是好事，但我仍然希望你迅速的改正以前法令里不合适的地方，以安慰百姓，报答陛下的隆恩。接着又陈述说，我看你“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而且不复顾义理之是非，人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我认为你完全错了！陛下想让我做枢密副使，我因为无功，所以不敢居高位，陛下给我如此待遇，我不可以不报，所以才“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无可在意。
现在陛下轻重缓急之事一律信任你王安石，无人能及，大事小情的取舍，也唯独信你王安石的。如果你说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如果你说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现在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都系于你一身，若你能进一言于陛下，请求罢除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你也有一个“改过从善”的好名声，这种好事，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是司马光为王安石指明的出路。
司马光看重的，是从政的名声。王安石看重的，是治国的效果。
司马光终于开始结束第一封信了，他说：我知道，今天讲的话，正好和你的想法相反，知道我说的这些都不合你意，但是我和你兴趣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你得位以行其道，惠泽天下之民；我也要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这就是所谓的目的相同而途径不同。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说，使我们的友情更上一层楼。至于听不听，是你的事。
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没有扔在地上，而是和官员们讨论一下是不是有道理，那我就千恩万谢了。但请你不要和你们条例司的那些官员讨论。因为那些人都是依附于你，唯你之命是从的人，只有变法，他们才有机会高升。“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他们就没戏唱了，所以，那些人一定会鼓动你继续变法，你千万不能因为这些小人而不思国家之大计！
讲到最后，司马光说道：“我们这些忠信之士，或许在你执政的时候讲几句坏话，听着不舒服，但是等你下台以后，我们仍然会帮助你，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背叛你，踩在你的肩膀上继续往上爬。你到底选谁呢？相信你能有一个好的抉择。
有人以为王安石没有给司马光回信，其实不然，尽管王安石文集中没有收录第一、二封回信，但司马光在五六天以后写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中，提到了王安石的回信。
尽管司马光的态度略显不诚恳，也不乏有冷嘲热讽之笔，间以牵强附会之词，但王安石的回信却是“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司马光也不得不佩服王安石“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与王介甫第二书》写的相对简短，除去套话，我们也可从中略感一二。可能是王安石用事实反驳了司马光对青苗法的攻击，所以司马光辩解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当然不会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但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我所说的，也许在几年以后就会发生。那时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负担重，当官的必然层层盘剥，以夺民之膏脂，日甚一日，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不为过了。
司马光之所以“重有喋喋”，仍然是要劝王安石罢去新法，一切守旧。因为站在彼此的立场，王安石是一个革新者，而司马光却是一个守旧者，政见的不同注定了两人不可能成为盟友。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第二封信，仍然进行了耐心的辩解，可惜回信亦已失传，可惜之极！
司马光知道不可能说服王安石了，所以，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他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
司马光先是客气一番，显得有品味有肚量：“惶恐再拜”，你的回信，说明你对我不见弃外，我对此不胜感激。然后就开始进入正题了：批评王安石不应该“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然后司又道：“如果“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如果“有司非其人”，就算是“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司马光不顾事实，继续攻击青苗法，说王安石从来不问百姓贫富，也不问他们愿不愿意要青苗钱，都是强制的派给的，指责王安石不识人，说王安石身边“邪说壬人为不少矣”。这多少有点不合乎逻辑吧。
司马光用历史上盘庚迁都的故事来教育王安石：“盘庚遇水灾而迁都”，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有从者有违者”，而“盘庚不忍胁以威刑”，只是加以教育劝导，“勤劳晓解”，最后人们都听从了他的决定，“皆化而从之”。这不能算是“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我司马光并不是要劝你“不恤国事”，而是说，“天下异同之议”，你应该有所了解，并加以考虑，而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愿来办事。
司马光这封信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了，听不听由你，以后绝不再谈。
王安石对司马光第三封信的回复，就是尽人皆知众口传颂的绝妙佳篇《答司马光谏议书》，全文如下：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文写的简洁干净漂亮，王安石把司马光的长篇大论提取出了五个关键词，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天下怨谤”，然后逐一反驳，虽只三百余字，却把司马光几千字的来信驳的全面溃退，一无可取。
刘熙载称：“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当然，《答司马光谏议书》之所以流传千古而不废，绝不只是文辞好看读着上口评着过瘾。还因其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都是他人所无法企及的。
“固由傲兀成性，究以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吴汝纶的这个评语虽然是在赞成王安石，但“劲悍廉厉”的说法有点不符合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我认为此文不但不“劲悍”，相反，却处处透着委婉，以平静的语言，表达着坚定的思想，这才真正是王安石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