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否录取苏辙的问题上，主考官分为两派，一派以范镇为代表，认为苏辙借抨击仁宗攻击时政而抬高自己，是明显的用心良苦沽名钓誉，这种人，不砍头就算是客气了，当然更不能录取。韩琦和曾公亮对苏辙也很反感，同时，王安石也支持这种意见。
但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却有不同看法。
司马光此时已隐约感到，要想和王安石竞争，必须聚拢更多的人气，苏轼苏辙兄弟无疑是争取的对象。所以，司马光争辩说，苏辙大胆直言，切中要害，“独有爱君忧国之心”，这样有种的好人，实在是不能不录取。
两派争执不休，北宋的那些文人是永远不可能说服另一方也不可能被另一方说服的。现在只好等着仁宗皇帝一句话了。
仁宗发话道：“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就这样，把苏辙录取了，下苏轼一等，为第四等。
但事情发展的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
既然录取，就要安排工作，中书研究了一下，“以轼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官品都很低。
因为王安石知制诰，分配工作的诏书由他起草，王安石在录用苏轼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王安石此时对苏轼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但所说内容也相对客观中性，没有一句废话。用金圣叹的话说，是“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
但王安石却坚决不肯为苏辙写制词，不发任命书。
韩琦被王安石搞的晕头转向，他不想中书的命令被搁置一边，所以亲自找到王安石，要求王安石不要再坚持己见。
但王安石一旦认定一件事情，岂是韩琦能改变的了的，所以，此事竟然就这样被王安石搁了下来，苏辙拿不到任命，就只好呆在京城。
当时，欧阳修有一好朋友，名叫裴煜，被任命到吴江任知州，欧阳修便摆了一桌酒席，请苏洵，王安石，王安国等八个人作陪，为裴煜送行。
苏洵因为苏辙未被任命官职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又知是王安石负责这件事，不觉中对王安石多了几分不满情绪。后来王安石母亲去逝，朝中很多名人都接到了王安石的请谏前去参加丧礼，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对王安石的厌恶与不满，使得有名的《辨奸论》诞生了。
《辨奸论》使得王安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王安石并未放在心上，文人特有的惜才之情倒反而使得王安石对苏氏兄弟多了几分欣赏。但后来因为政见的不同，王安石和苏轼开始走到了对立面，并且围着变法的纷争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第三节荆公与范仲淹
王安石显然对庆历新政很感兴趣，在赴舒州任所途中，绕道拜会了贬放青州的范仲淹。
早在1043年王安石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在旅途中读到范仲淹为枢密副使的新闻，和所有人一样，王安石也期待着范仲淹可以一洗朝廷旧貌，所以十分兴奋，提笔写下了《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一诗，诗中有两句：
太平谈可致，天意慎猜嫌。
可见王安石的的眼光何等高远，仅以一个刚刚踏入政界的小青年，竟然预见到新政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一切将都是白费。
所以王安石日后变法时，只要神宗有所动摇，王安石必不怕口舌，据理力争，如果说服不了神宗，王安石便提出辞职。
因为王安石早已看得很清楚，在大宋王朝干事，没有皇帝的支持，一切都是白费。
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正在鄞县工作，他非常关注范仲淹的去向，当范仲淹被贬知杭州，正处于事业低萎期，其他人避之惟恐不及，但王安石却接连给范仲淹写了三封信，对范仲淹推行改革的勇气表示佩服，希望范仲淹有朝一日还可以东山再起，再执相柄为民造福，并表示要到杭州去看望范仲淹。
王安石到杭州钱塘一带并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还有想要拜会范仲淹的意思，可惜范仲淹那时已经接替富弼移知青州了。
就是在青州，范仲淹派人进太白山去采青金石，为自己磨制青金砚，亲自用小楷抄写了几份韩愈的名篇《伯夷颂》，分别送给文彦博、富弼和欧阳修等政界名流，表明自己将要向伯夷学习，虽然改革大业失败，但依旧要做个很有清名的人。这也是范仲淹一贯的作风，颇有点无奈的味道。
后来欧阳修都被他这一套搞烦了，没有混进官场的梅尧臣更是对范仲淹一肚子怨气，范仲淹死后梅尧臣还踩了他几脚。
范仲淹到青州以后，有人建议他到西京洛阳买下唐相裴度留下的名园绿野园以养老，但范仲淹没有同意。后人便以此大吹范仲淹，全是廉洁自律之类的社论式的评语。
而且范仲淹当时确实是存了一份想再次被招重登朝堂的心思，他只希望皇帝仁宗哪天突然再次想起他。
让人郁闷的是，仁宗虽然经常犯病，却一次也没有想到要重新起用范仲淹，相反，还经常让他调动，让他不得安生，最后竟然死在徐州，那正是他赴颖州任的途中。
王安石闻讯，专门写下了《祭范颍州文》，有两句对其与范仲淹的关系进行了定位，并对范仲淹的名节进行了歌颂，即有名的“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王安石不避风尘来到青州见到范仲淹时，范仲淹已垂垂老矣。
范仲淹听说王安石来访，当然非常高兴，在侍女搀扶下，由儿子范纯仁陪着，站在门口等着王安石：“安石啊，你来啦，听说，你这几年，工作干的还不错啊。”
两人到客厅坐定，王安石便就庆历新政的一些问题向范仲淹请教：“新政甚得民心，且有皇帝支持，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主要症结在哪里？请范公指示。”
范仲淹两眼混浊，语音含糊，说话时断时续，听王安石提到新政，不禁感触良多，他对王安石说：“新政，最大的失策。可能，就在于，我们先拿，各级官员，开刀。此举，虽然，得民心。但是却，失掉了，官心。纵有，皇上支持。但仍，步步险阻。失败，已是定局。”说到这里，范仲淹长吸了一口气。范仲淹短短几句话，却对王安石触动很大。
这不能不再次提一提宋朝的用官制度。
宋朝的文官制度，决定了文人一旦读书出了头，就可以在官场上一直混下去。基本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虽然规定了高官在七十岁后退休，但很少得到执行，文彦博八十多岁还在做官。欧阳修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到七十就提出退休，竟然在政界引发了一个不少的声潮，盛赞欧阳修不恋权场，博得了不小的名声。
宋朝官场好混，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能做官的人太少。
正因为无人可用，所以范仲淹当时撤了那么多高官，但都是换了个岗位继续上岗，并且立即变成了新政的死敌，这一点，王安石也看到了。
所以，王安石后来在变法中，并没有像范仲淹一样先拿官员开刀，而是先从经济入手，并大力改革科举制度，希望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合格的人才来，那时才有本钱向官员开刀。
这应该是王安石从范仲淹那里得到的最有效的信息。
此外范仲淹也不可能再给王安石什么指导。他的眼光境界根本没有王安石高远。
有人评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先整顿吏治，俺们以为，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俺们这个简单的计算再批评王安石呢？
拜会完范仲淹，王安石心事重重地上路了。
范仲淹由两个侍女搀扶，在范纯仁陪同下，一直把王安石送到门外，和王安石挥手告别。
应该说，范仲淹没有反对王安石的理由，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接触，更没有利害冲突，最多两人在谈论变法策略时，可能有一点观念上的不同而已。
以王安石的率真本性和脾气，一旦有不同观念，极可能引发争论。因为他对谁都不会唯唯诺诺，更不要说是对范仲淹这么一个变法漏洞如此之多的人。
据此估计，如果王安石和范仲淹发生过争论的话，很有可能是针对王安石在鄞县放青苗收息是否得当的问题。
一旦他们之间真的发生过一点争论，肯定会影响陪在一旁的范纯仁对王安石的看法。
范纯仁为了服侍范仲淹，一直拒绝出去当官，直到范仲淹死后服满才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