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责“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乎王安石之意”，还有人自作高明，想从逻辑上推翻王安石：“苟心不相知，臣可叛其君，妻可弃其夫乎？”
更有甚者，是与司马光同编《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之孙范冲，有一天一脸紧张地跑去对高宗赵构说：“我可算看透王安石这个人了，但我一般不敢对人讲。”
高宗也迷糊，就问：“什么事，说来听听。”
范冲说：“以前诗人写《明妃曲》，都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怨感伤。王安石为《明妃曲》，却坏天下人心术。”接着就上纲上线，抬出孟子来压王安石，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逆忘君父，非禽兽而何？”
有识之人还是能读懂王安石的，黄庭坚看了此诗，掩卷长叹，“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可与李白、王维并驱争先”。
欧阳修一读此诗，坐立不安，对门人道：“此诗一出，一时无两也。”
但欧阳修还是忍不住技痒，也写了两首，以和王安石。
《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一：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此诗是对王安石第一首诗的翻写，开头巧妙化用了李白的诗句，格调悲伤低沉，有断肠之感。
《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二：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欧阳修在这首诗里大胆对皇权提出了非议，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紧步王安石的后尘。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一联，几乎是直问汉王室无能。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也成为一时之绝唱。
如果排王安石《明妃曲》为第一的话，欧阳修此诗可为第二，杜甫李白紧随其后，白居易只能站在门边向里看看，至于司马光，只好罚他在学校门口马路边上站着了。
当时司马光一听王安石《明妃曲》在京城引起哄动，也作出了一首和诗，《和王介甫明妃曲》：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折橐驼。
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
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
自嗟不若往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
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
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
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
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
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
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
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
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司马光写诗的目的，在诗里一览无遗，主要是为了讨好皇上。
公元1056年，正是大宋王朝大比之年，当扬州那些所谓的高官终日忙于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之时，王安石这个刚二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第一步学术著作《淮南杂说》了。
《淮南杂说》本名为《王氏杂说》，“计十卷，数万言”，据传是韩琦亲自为王安石题名为《淮南杂说》。
《淮南杂说》的问世，标志着王安石已经由一个读书人，成功转型，变成了一个思想者，而且在一开始，就站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线上，足以让后来者发出“可望而不可及”之叹。
这种思辩的成果，与司马光改编史书相比，自然在原创性和思想性方面，要高出一大截。
可叹的是，《淮南杂说》到南宋时，在一片否定王安石的声浪中，悄然失传了，内容今已不可考，但在当时名声很大：“世谓其言与孟柯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规性命之端”。可见当时人们对王安石这部书的评价之高，认为杂说中的议论足可以与孟子的言论一较高低。
要知道，王安石当时可是还不到二十五岁，而且当中还请假回家置办了婚礼，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不岂是几句小人之言就能彻底否定得掉呢？。
后来到了神宗年间，司马光为了全面否定王安石，阻止王安石入相，曾专门写文章抨击《淮南杂说》，妄图彻底否定他的功绩。
§§§第三节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向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仕为官，二是退隐山田，因而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心态。王安石早年入仕，胸怀天下，希望能有一番作为，然而后期，却因为变法的失败，爱子的英年早逝，触发了他隐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想法。但无论是入仕还是归隐的王安石，从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徘徊矛盾的心境在《两马齿俱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两马齿俱壮，自骄千里材。生姿何轩轩，或是龙之媒。
一马立长衢，顾影方徘徊；一马裂衔辔，奔嘶逸风雷。
立岂饱刍豆，恋栈常思回？奔岂欲野龁，久羁羡驽骀？
两马不同调，各为世所猜。问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这两种马其实代表了贤士的两种生活方式。一是入朝为官，恪尽职守，忠心耿耿；一是归隐田园，自由自在，如天马行空。在王安石的心目中，他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因此他对传统的重隐逸而轻入仕的做法表示反对。孔子曰：“高饿显而下禄隐”，因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认为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王安石大胆地推翻了孔子的观点，他指出，隐与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允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固守陈旧观念是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他心中的圣人绝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有识之士。
早期王安石主张人应该有所作为，对佛教的认识非相对浅显些，作为一个儒者，他基本上坚持儒家的传统思想，恪守儒家典制。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他认为“同朝叙朋友，异姓结婚姻”是正常的伦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常的社会关系与人类长久根本的利益。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是在晚年醉心佛教之时，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并没有因为信佛而完全放弃自己的人生观，毕竟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随波逐流。
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有为之士，王安石不可能一味地推崇老子的无为思想。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偏要搞什么变法，弄的天下人心惶惶，局势不稳。保守派恪守祖宗成法，认为今不如古，他们认为只要沿着祖宗留下的章法走下去，国家就能太平。对这一观点，王安石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羲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尙功列耻辱，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这首诗有感而发，充分地表达了王安石的社会观。他认为，人类经过对大自然的积极探索，开拓进取，并且遵守道德，懂得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使人类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进步，但在进步的同时也附带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人类距离先天的淳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蒙蔽。而那些不明历史发展规律、恪守尊古思想的保守者，大放厥词，扰乱民心，和那些老死蠢耕，不问世事的俗人相比，他们又会高尚到哪里去呢？
王安石讽刺那些拜倒在物欲之下的庸俗之辈，他们则指责王安石破坏祖宗之法，扰乱民心，动摇了社会的根基。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保守派震荡沉浊，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妖言惑众，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推出来反对新法，鼓吹清静无为，而在新法推行时，保守派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反而千方百计地阻止新法，为变法制造障碍。
早年王安石为了排除万难，倡言有为，颇有点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碌碌无为、一无所成的庸俗之辈。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是进退各有其利，不分高下，并没有一味地推崇出世隐居，他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入仕与归隐的关系。
身怀天下的王安石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许多的挫折与磨难，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反而还饱受诬陷和诽谤，因而这使他不得不用更加清晰地目光来看待世俗世界，意识到胸怀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最终，王安石选择了归隐，他并不是为了逃避什么，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看问题，感慨人生，何得何失，何贵何贱，所谓的是非功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不如归隐田园，回归自然，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
王安石晚年心境相对于早年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于改造世俗世界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变得更加重要，他已经超出了入仕与出仕的分别，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