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烦不能久，善于借用部下力量
管理背景之六：工作勤奋努力，吃苦耐劳
中国人都把勤劳当成美德，提倡兢兢业业地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在《诗经》当中，人们就对不劳而食的贵族提出了愤怒的谴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自己不事劳作，却恬不知耻地去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
无论从长度、广度还是深度来说，中国人的勤劳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从长度来说，中国人一天要工作很长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些有自己田地的小农的生活写照。但是在古代，这种小农只占总人口的小部分，大部分的农民既要租种地主的土地，又要给地主家做长、短工来糊口，而这些人的生活是相当苦的。
“一天之计在于晨”，于是他们早上六七点钟就起来干活，三餐的时间都卡得很紧，到晚上还要打火把，舀米、磨面、剁猪食、干家务。一直忙到下半夜才能睡觉。第二天一早又要起床，将昨日干过的活再来一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复一年地辛劳，直到做不动了，就被人像扔一根被榨干了甜汁的甘蔗般地一把甩开。
这还是情形较好的，谁要遇上周扒皮一类的地主，那工作时间会更长，工作强度会更大，稍不如意还会有皮肉之苦。
就算是小农，也不是仅仅在田间劳作一个白天，由于他们的田地并不多，所以收成并不足养家，因此还要做一些副业才能养家。因而除了在田间劳作一天之外，他们还必须找一些事来做，而这些事情的劳动强度并不逊于农活，也使得他们一天的劳作时间远远长于12个小时。
广度指真正可以算作勤劳者的人数，从广度来看，中国人的勤劳程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中体力劳动者占到了总人口的90%多，在封建社会中官员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在唐朝，中国行政系统的官员与总人口之比是1：246。
而且中国古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高，城乡体力劳动者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没日没夜的工作。
其次，非体力劳动者还是以勤劳者居多。中国古代也有地痞、流氓、无赖，但所占比例极少，除此之外，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员，还有读书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比较勤劳的。真正无所事事的人其实为数不多。
所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在勤奋工作的，而且他们的劳动时间普遍很长。
从深度上看，一方面中国人的劳动强度较大，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工作决心也很大。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农民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工作，他们使用简陋的农具，依靠自己的体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经常是累得精疲力竭。
唐代李绅的《悯农》诗就写出了农民的辛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当时的情况下，每粒米都是农民的汗摔成八瓣得来的。
即使在现在，南方农民在农忙时节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一个月的“双抢”，给人的感觉就如炼狱一般！
古代农民不但要种田，还要服各种劳役。筑城、修路、开河、架桥，都是农民劳役的内容。大家参观长城就会被那雄伟壮观的气势所折服，万里长城蜿蜒于群山之中，翻山越岭，渡河过谷，这是何等的壮观！八达岭上有个“好汉坡”，登上了那里才是好汉，足可见登起来颇不容易。光攀登游览就不容易，那要将巨石方砖垒成如此庞然大物又谈何容易？如果一个民族不是异常勤劳的话，那长城又怎会建成？
何止长城，中国各种雄伟壮观的景物如：大运河、灵渠、故宫、颐和园、历代帝陵以及各种城墙关隘，在它们雄伟壮观的后面，是多少人民的血汗！一个懒惰的民族能建出如此之多的胜景吗？
所以，无论从广度、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考察，中国人的勤劳都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勤劳呢？
首先，中国人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珍惜生命，把握生命，想让生命在劳动中得到价值体现。
中国人对一去不复返的时间十分感慨。孔子曾站在河边兴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也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复还，因此每个人都感到应该抓紧时间做点事。
于是中国人在每个年龄段后面要加一个评判标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你若到三十岁还没有奠立事业的基础，那就会受到别人的耻笑。这在无形中给人一种压力，催人奋发努力。
东汉的乐府诗就唱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日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谚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种思想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时刻发奋。
在中国“囊萤夜读”、“凿壁借光”、“悬梁刺股”等勤读故事；始皇秉烛批文、大禹过门不入、孔明日理万机等勤政故事；愚公挖山不辍、毕异屡败不馁等勤劳故事向来被传为佳话。
其次，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勤劳与否是与事业的兴衰成败紧密联系的。
周文王总结夏、商两代兴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它们的兴起是由于勤劳节俭，“不敢荒宁”，而后继者“诞淫厥泆”，不愿勤奋，贪图享乐，所以丢掉了江山，因此他告诫子孙后代，一定要兢兢业业，躬勤政事。
欧阳修在修《五代史》时就提出“忧劳可以兴德，逸豫可以亡身”。韩愈也提出“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一些史家更是直接把国家的兴亡和勤奋与否挂上钩：
“历览前朝得与失，成由勤俭败由奢”。
在这种重视勤劳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习惯。
洞悉管理情境
中国人工作勤奋的长度、广度和深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长城、大运河、故宫等胜景都是中国人辛勤工作、吃苦耐劳的证明！
相应管理对策：让部下劳心劳力中国人非常勤劳，所以在管理中国人时，领导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多让部下去劳心劳力。
有些领导对自己定位不对，以为做领导就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能够做好每一件事，其结果是自己“日理万机”，累得精疲力竭，事情反而搞得一团糟。而部下对领导的这种劳累并不买账，总认为他们是不会指挥，冷落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无所事事。
一个优秀的领导应该做导演而不是演员，应当成事而不是做事，只有多借助下属的力量，他才能真正做到“举重若轻”！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主管应当能力强，面面俱到，在必要时还可以露几手给部下看看，证明他不是平庸之辈。
这样一来领导就要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文武全才了，这种目标定位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社会讲究分工，一个人不可能将工作的方方面面知识技能都了如指掌。
如果一个领导为追求成为全才而把精力集中在学会各种技能上，却不去把握大局，不懂得运用别人的长处，那么就已经沦为与技术人员为伍，不是一个总揽全局的统帅了。
在这种“全才”领导的手下，部下会感到压抑，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积极性受到打击，会对领导心怀不满。
一个高明的领导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须会善于借用部下的力量，促使他们勤奋工作。他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他应当把自己视为全局的把握者，而不是具体的操作者，应当多成事而不应该多做事。
2.他应该是整个部门政策的制定者，要多做导演而不是跑到台上当演员。
3.他应该是团体目标的确立者和活动的协调者，他应该做一个教练，不能与部下比专长，抢风头。
4.他不是一个万能的专家，他手下需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专家，他应该是专家的领导，而不是地地道道的专家！
锦囊妙计
中国人勤奋努力，有积极工作的主动性和耐力，因此领导在管理时要充分利用部下的力量，做教练不做球员，做导演不做演员，帮助协调成事，而不具体地做事！
经典管理实例曾国藩任人得中兴
清朝在嘉庆时期已经运势中落，官场一片腐败，军队战斗力弱，百姓怨声载道。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打遍了整个江南，清朝官兵畏之如虎，都不敢接战。
这时服丧在家的礼部左侍郎兼兵部右侍郎曾国藩受命在湖南办团练，组建了湘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经过5年血战之后，平息了太平军起义，创造了战史上的奇迹。曾国藩也因此而备受清廷的重视，被称为“中兴良将”、“不世之才”。
毛泽东在谈起历史人物时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的影响力之大。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用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部下的能力，让部下劳心劳力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
首先，曾国藩在运筹帷幄的问题上很善于借助部下的智力。
曾国藩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从创办湘军开始，曾国藩就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着战事的发展，湘军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
关于他的幕僚，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共有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追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人旋出，散之四方者，共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共十三人”。总计有幕僚八十三人，而“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
在选人方面，曾国藩广纳贤才。他的幕府中人员混杂，他也没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他的幕僚来自五湖四海。就出身而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他均待于上宾。
曾国藩突破了古代幕府中幕僚多为书写文书，分配钱粮等细务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地让他们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政事，成为“政务性”人员。
这样一来就借用他们的脑力，集思广益想出了许多自己无法想出的思想和方法。
他的幕府中走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朝中大员、封疆大吏；走出了沈葆桢、丁日昌等地方干才；走出了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员薛福成、郭焘嵩、黎庶昌等；走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人员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宾等人。有了这些足智多谋的人替他运筹帷幄，曾国藩还能不“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吗？
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众多，范围广泛，“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成为当时清王朝的智囊团。曾国藩善于借用众人的脑力，所以他在面对艰险时总能应对自如。
其次，曾国藩善于利用将领的统御力，让将领担当起领军攻战的重任。
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行军打仗，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大败而归，还差点命丧人手。所以曾国藩明白自己不是领军打仗的材料，“用将则胜，自将则败”o因此他此后只致力于运用调度将领，绝不插手具体的作战指挥和部署。
他重点只抓三件事：其一，抓紧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一个大学校，让军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其二，他致力于制定大的战略：先夺武昌，以两湖为根据地，再顺江强攻，直捣金陵。由于他集中精力，潜心钻研，又借用幕僚的智慧，故这一战略十分成功；其三，制定基本的战术方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些战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同时，曾国藩自己主要负责选拔重要将领，而把具体军务一概推给手下将领，让他们全权处理军中事务。
湘军都是由曾国藩招将领，而将领自行招募兵勇。他们招的都是同乡，曾国藩根本就指挥不动，当然他也不想去干预。
曾国藩任用了名将王鑫、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人，再用他们全力领军。这一来自然战斗力十分强。
让部下劳心劳力是曾国藩以五万之众击败太平军20余万的奥妙所在。
高招解析
要让事业发达就要广揽人才，不但要借用他们的体力，更要借用他们的脑力，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由一人运用脑力变成百十人筹划方策，这一来自然可以弥补个人心力的不足，棋高一招了；而且述要将具体事务交给部下去做，领导自己腾出时间和精力来筹划大政方针，提出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领导的质量。曾国藩高明之处主要在于他能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发现了事必躬亲的害处之后，立即改进，大力借用部下的心力，从而保证了事业的成功。
李嘉诚不当小作坊主
中国人多能吃苦耐劳，讲究艰苦奋斗，因此领导完全可以让部下多承担具体事务，而让自己腾出时间来考虑发展大计。
但是有的人却总想包揽一切，把所有的事务都揽在自己手中，结果日理万机却都是一通瞎忙，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懂得管理的艺术，也不能够成就大事业。
在企业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少企业家白手起家，逐步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但却往往逃不脱中途衰落的命运。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企业家自恃经验丰富，能力过人，因此他们的统治欲极强，喜欢包打天下。他总是认为部下不如他能力强，老是不信任部下能把事情办好，企业里芝麻大的一点事他也要过问，而且还要“一抓到底”o由于这些领导事必躬亲的作风，他的部下就会受到约束。能干的部下能力发挥不出来，不能无拘无束地完成任务；无能的部下由于得不到提高，变得更加无能。这一来企业焉有不垮之理？
这种领导就像一只老母鸡，总是把他的部下护在羽翼之下。使他们不经历风雨自然就无法成长，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平庸。
一个企业家之所以采用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主要是由于小农经济意识作怪，坚持这种思想的人只能当一个小作坊主，永远成不了大企业家。
“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所以能拥有今天这样庞大的事业，主要是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从大包大揽的小作坊主的管理方式向充分发挥部下能力的大企业家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李嘉诚12岁时随父母流浪到香港，17岁去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20岁时他用自己的7000港元积蓄，在一个破烂的工棚里办起了自己的小塑胶厂。
工厂创业之初，资金少，人才缺，从原材料采购、设计施工，生产管理到产品推销，李嘉诚都得“事必躬亲”。
10年之后，李嘉诚已成为了香港的“塑胶花大王”，成为“千万富翁”。工厂规模大了，员工多了，资金充足了，下一步怎么办？他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把所有的担子都一个人挑起来吗？
李嘉诚亲眼目睹了许多同行由于大包大揽坚持不改管理方式而把事情越管越糟，非但不能实现事业的起飞，反而将苦心经营起来的企业搞垮了的实例。他痛切地意识到：要实现事业的起飞，就必须在管理方式上来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要彻底抛掉小作坊主的管理方式！
于是他毅然决定把“工厂”变成“公司”，从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的创业者英雄式管理，转变为依靠管理专家，技术人才的“集团管理”，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部下劳心劳力。
他依靠部属进行管理，实行企业员工的分级负责制，使整个企业的员工都既开动脑筋，又积极工作，整个公司都忙起来了，而不是他一个人在忙了。
李嘉诚认识到：企业开办之初，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是重要的，因为这时资金缺乏，各种关系又没有建立，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企业者本身的努力程度。但一旦企业站稳了脚跟，创业者再沿用初期那种英雄式管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各部门的工作要靠秘书、译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技术和能力配合时，就必须建立起由共同智慧都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机构。
在推出“公司”的牌子后，李嘉诚很快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体系，使各部和科室，人事、公关、设计、销售、秘书等机构都逐步完善起来。在招收新工人时也由专门人员进行量化考察，不用李嘉诚自己“过目”了。他已不仅仅只是个创业者和厂长，而是转变成为一个有组织能力和组织艺术的“领导”了。
高招解析
用部下的力量，发挥他们的才能是领导者成功的奥秘，领导者事必躬亲必然会事事难有结果。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李嘉诚的事例告诉我们：个人的能力经验固然重要，但在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中，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建立适当的机构，选择适当的人，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干适当的事情，而不是由企业家自己越俎代庖的逞能。大包大揽的小作坊主式的管理方式只会引发危机。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杨懋春谈中国人的勤俭[杨懋春：1904～1988，字勉斋，山东胶县台头村人，中国社会学家]
传统国民性格是勤俭。勤俭也与家族主义有直接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家族主义迫使我们勤俭。信奉改革基督教伦理的西洋人，他们实行勤俭是为生产大量经济货财、济助人民、造福社会，以求来生得救。我们实行勤俭则是家族的生存。
中国人的传统勤俭与西洋人的勤俭，无论在旨趣上或结果上都有重大差别。
前文曾经指出，西洋人实行勤俭，其旨趣在扩充发展经济生产。其所经营生产或贸易，可能是个人的或公司企业的。多生产货财可以多办社会福利事业，多资助基督教会的各种事业。办社会福利或资助教会，目的都是为积阴德。积阴德是为来世得救的保证。西洋人勤俭的结果是经济大量发展，资本主义由而完成。中国人的传统勤俭，其旨趣是使那种匮乏经济的生产得以原样维持，绝少想到由此结果以作大规模的发展。西洋人在早期，其经济也会经过匮乏期，其勤俭也会为解决此匮乏情形。但至匮乏情形解决了，他们立即以勤俭扩充其经济生产的规模。
我们的勤俭是使那种匮乏经济的消费得以继续，不是希望积聚财富_以扩大生产资本，或用以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有些家族，其先世克勤克俭，经过若干年，不但消除匮乏，也积了不少财富。但其后代子孙不用以发展经济事业，或用以举办社会事业，反用以挥霍浪费，不久又变成贫苦之家，过匮乏的经济生活。我们固然也有些家庭或家族在经济事业上有大发展。但其发展多靠别种财源或别种途径而成，甚少出于个人的勤俭者。
年代久远之后，勤俭不但成为家庭经济生活上所必须实践的，也是一种重要家庭道德、治家格言、家庭生活的价值。这样，在匮乏经济中的家庭固然要勤俭，在小康或富裕之家，父母或老年人仍要勤俭。连那些高级士大夫家，也要以勤俭训教其子女，虽然实际上他们的家可以常年丰衣足食，气派万千。不必须勤俭之家仍然以勤俭为家教，可能是“未雨绸缪”的行为，目的在防备预料不到的荒年或灾害，其含义仍然是经济的，却任其财富埋在地下，生锈腐烂。
总之，无论是为维持在匮乏经济中的生活，为预防出乎意料的冻馁，或为信奉一种生活美德，绝大多数的传统中国人或中国家庭都实行勤俭，以勤俭教训家人，勤俭成了中国人的性格。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