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狐狸说
胡光墉（1823～1885），安徽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雪岩是中国封建社会商界的一个传奇，他以贫贱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内事业崛起，创造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一直处于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忧（西方列强入侵）的夹击中。胡雪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了解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平定内乱和抵抗外患中最显赫的几位人物。有了这两大优势，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综观胡雪岩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倚靠何桂清、王有龄的发展期。年轻时的胡雪岩慷慨大方，却又目光如炬。为了帮助落魄的王有龄走上仕途，他情愿丢了自己的饭碗，熟料这位仁兄青云直上，反而成就了胡雪岩事业的第一步。胡雪岩以他超人的眼光、过人的胆识和苦心的经营，逐步在江、浙、沪地区形成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在经营阜康钱庄、蚕丝和扶助何、王等人的仕途生涯中，胡雪岩积累了宝贵经验，并结交了包括官场、商场、洋场乃至江湖人物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为结交左宗棠后的事业巅峰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事业高峰期。这个时期的起起伏伏也是于左宗棠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的。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打杭州。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托胡雪岩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当时众多朝廷要员都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监管福州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
在左宗棠收复西北，成就不朽功绩之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天地万亩。他进而协助左宗棠“西征”建功，获布政使衔，戴红顶、穿黄马褂——历数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经商获仕、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的，唯胡雪岩一人而已。
胡雪岩官场上经历之奇，固然令人赞叹，他与江湖人物的来往更令人拍案。他结交江南第一大帮“漕帮”的首脑，凭借自己过人的见识、敦厚重义的性格与运筹帷幄的才能获得敬重，以致漕帮上下甚至破格称之为“小爷叔”。
然而这样一位纵横商场、江湖，出入朝廷庙堂，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人物，却又在短短时间之内事业崩溃、穷困潦倒。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下场相当凄凉，“看他起楼，看他楼塌了”，不免令人感慨万分。
胡雪岩的人生事业，因为介入政治集团而起，也因为自己所在集团的不得势而迅速衰落。这也正是封建官商所受到的历史局限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胡雪岩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胡雪岩所在的年代是封建社会，没有民主集中制，也没有合理的政策保护商人的利益。正因为“当官”的说了算，故此商要和官拉上关系，再加上自己的智，才能让生意有保障，并有可能实现赚取利润这一从商的基本原则。胡雪岩和官拉关系，必须给官一些“糖衣炮弹”，阅读此节，应从正面吸取营养，学其精华，去其糟粕。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既然我们是读其长处，有何必苛求呢？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先来看一看胡雪岩不得不处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雪岩此人所独有的创造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特殊和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他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么样的一种混乱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较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从历史角度作一纵看。
晚明时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自发的反对管制、要求更多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斗争作出良好反应，对这种要求做出妥善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清军挥师入关，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
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作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作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捧。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至于被这个官僚机器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一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范围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力随便剥夺你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长。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由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的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之中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第三，国家只推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人侵到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利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19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发展之迅速，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步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挟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挟带是少量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清朝的银两迅速外流，清朝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进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加快五百里，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目视“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与此同时，帝国内部也发生了变乱。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实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既起了西方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出身中农家庭，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洪秀全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
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洪秀全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员。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
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漂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太平天国的突起，使整个清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了避免帝国大厦的倾塌，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方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与五千年传统是绝然不同的。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是，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广泛，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