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达开始做梦了。安德雷天生有很大的潜力，但他太不守规矩了，太波希米亚气了，经常还很自傲，也不太负责任。她还看出，安德雷是某种“恶棍，是个色狼”，这是露丝·切尔夫的评论。但也许他的魅力和大胆跟职业姿态结合起来以后，会使他们两人都脱离贫困生活。她很高兴地看到，当她抱怨安德雷喝酒太多，并要他把自己弄整齐一点的时候，安德雷并不是很生气，也不抗议。这是一位并没有在情感中淹死自己的女人，她在自己性欲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羞耻心，正如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德籍犹太人，在巴黎总还算是一个局外人有一次，她当着安德雷一个朋友的面裸体洗浴，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在她短暂的一生，从来都没有做一个守贞不二的女人。“对格尔达来说，男人属于那些可随意处置的东西。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有钱的男人总是她最喜欢的一类。”。他开始称呼她为“老板”了，花了好几天时间教她使用莱卡相机，甚至还教她如何冲洗自己拍摄的照片。他们很快就住到一起去了，就在艾弗尔铁塔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没有格尔达，安德雷也许不会成功，”艾娃·贝斯尼奥说，“她扶起他，为他指明一个方向……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就喝酒，就去赌博。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正处在低谷，也许，没有她的话，他的一辈子可能就那么玩完了。”
在当年秋天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安德雷说，他为格尔达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为一所叫做联合社的新通讯社销售照片，那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玛丽亚·艾斯纳的漂亮妇女开的，效率极高。他本人也为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月刊当图片编辑在写给他妈妈的其他信中，安德雷说他更喜欢拍电影，而不是作一名摄影家。在他圈子里的其他许多摄影家，包括卡迪埃-布莱森，也经常参与拍电影。因此，离开布达佩斯后，他成了法国电影的崇拜者，而这不止他一个。法国成为新媒体最着迷的地方。巴黎娱乐影片的票房收入率从1929年的40%上升到1939年的72%。1940年5月，当德国人Panzer在法国北部开拍电影时，巴黎电影数量超过300万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朱莉亚告诉安德雷说，她准备去探望已经搬到纽约去的姐姐。她也许没有告诉他的一件事情是，她跟他父亲的婚姻已经完蛋了。根据安德雷活着的一位亲戚说，迪其奥因为赌博而迫使家里的裁缝店倒闭了，弗里德曼家的婚姻也一同结束。根据这位亲戚，也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一年之内，迪其奥打完了自己最后一次牌，按照切尔夫的话说，“把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玩完了”。
据说，迪其奥是自杀死的，此前，他最小的儿子康奈尔也去了巴黎，来到安德雷身边，他准备到巴黎当医生。不学法语的时候，他就开始为安德雷冲洗照片，不久之后，他也开始为塞穆尔和卡迪埃-布莱森做同样的事情了。最终，他把自己在宾馆的卫生间改装成冲洗暗室。“那是在瓦文大街，在面朝穹顶餐馆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在顶层有一个房间，如果从顶层的窗户伸出头来，就可以直接看到穹顶餐馆，那里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外国人、哲学家和巴黎人，他们在那里聚会，喝咖啡。”
1936年4月，安德雷又从穹顶餐馆拿回了一些纸笔，他写信给母亲说，他已经从一个浪荡子转变为值得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了，而且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格尔达的原因，他已经获得了重生。但那不是某种宗教意义上的转教体验，也不是为犹太教的再次献身，绝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换了一个新名字，以便适合自己的名望。
1947年，约翰·赫谢解释了安德雷·弗里德曼“重生”为罗伯特·卡帕的原因。安德雷和格尔达决定成立一家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团。格尔达在一个图片社工作，她准备当秘书和销售代表；安德雷准备当暗室雇用人员，这两个人将一同受雇于一位有天赋、很著名和富有（和想像中）的美国摄影师，名叫罗伯特·卡帕，当时，此人据说正在法国访问大约在同一时期，格尔达也重新发明了她自己，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几乎无法发音的波霍里耶换成了比较有朝气的塔罗。她取这个名字，是受了一位在巴黎很有名望的日本画家的启发，这位画家名叫塔罗·丘本。“塔罗”这个名字很短，也很有力，就跟卡帕一样。
1947年，罗伯特·卡帕对一家无线电台的采访记者解释了他为何慢慢想到要改一改名字。“我过去有个名字，跟包勃·卡帕稍有点不同。我的那个真名不是太好。那个时候，我跟现在一样愚蠢，但年轻多了。我找不到活干。我极需要一个新名字。”
“嗯，当初那个名字叫什么？”采访记者问。
“嗯，说出来真是怪难堪的。名字由安德雷开始，最后是弗里德曼，这两个名字挂在一起。为了我的缘故，我们不再说那个名字吧。”
“那好。”
“因此，我一直在想一个新名字……罗伯特听上去很有美国味道，因为这听上去才像人的名字。卡帕听上去也很美国味，发音也比较容易。这么一来，包勃·卡帕听上去像是很好的一个名字。之后，我发明了这么一位著名美国摄影家的包勃·卡帕，他来自欧洲，不想找法国编辑，因为这些编辑支付的报酬极低……因此，我就这么拿着一台莱卡相机上阵了，拍了一些照片，在上面写上包勃·卡帕的名字，之后以双倍的价钱卖掉。”
有人猜测，卡帕是按弗兰克·卡普拉的名字取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是一位出名的电影导演，执导过比如《白金美人》（1931）和《美国疯狂》（1932）等的电影。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名字要取罗伯特呢？1976年卡帕的家乡为她举办过第一次摄影展的匈牙利摄影老手艾娃·凯勒迪认为她知道答案。在布达佩斯特，有一家餐馆是她最喜欢的，她在一个便条本上写道：“安德雷-班迪-包勃。”“小的时候，在布达佩斯，人们称他班迪，”她告诉我们说，“从班迪到包勃再到罗伯特并不需要费多大劲。”
根据赫谢的说法，卡帕早在1936年初夏就已经熟练地运用起这个新名字了。他听从格尔达的建议，剪了一种新式的发型（后面短，两侧也短），甚至还装模作样地穿上了时髦的外套，戴上了入时的帽子。但是，可笑的是，那不是小资情调的装束，而是蓝色的工作装和连体服，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装束，但那年夏天在巴黎激进青年中特别流行。1936年5月3日是个星期天，一个称为人民阵线的联合运动左派取得执政地位这次胜利虽然让卡帕开心，却并没有平息法国狂怒的工人。1936年6月，执政的反法西斯政府看到全国共发生12142次罢工活动，有近200万工人参与其中。
通过一个匈牙利犹太熟人安德雷·克特茨的介绍，卡帕得知《看到了》杂志有一些机会。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亲人民阵线党出版物。这家杂志报酬不高，但是，却很需要投稿人《看到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1932年4月号《德国之谜》一期，共有不下438幅照片登在125页上，其中许多都是古特曼的戴弗特通讯社提供的。。编辑路西安·伏格尔对安德雷拍摄的托洛斯基的照片留下很深印象，因此请他报道巴黎发生的政治事件。安德雷接下来的很多照片都拍得不好，构思一般，构图模糊，但是，那些照片还是捕捉住了那个迅猛时代的基本情绪。
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总理里恩·布鲁姆宣布一项“新政”，将薪金提高12%，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两周带薪度假，并可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法国工人阶级全体振奋。在工厂，妇女钻进任何人的怀抱跳舞，红旗在巴黎的各个办公大楼上飘扬，弥漫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似乎终于遇到了一股抵抗力量：这就是进步力量的团结阵线，这股力量一定会抵抗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紧逼。
卡帕拍摄了人民阵线的照片，拍得越来越显天分。赫谢说得很准确，罢工和国内的动荡伴随着一个新政党的成熟，“这使一位并非真实的美国人和他的暗室操作工（格尔达）有机会制作大量惊人的照片”。赫谢还说，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立即出现了“一股卡帕热”。安德雷和格尔达开始过起日子来了。看起来，这样的安排可谓完美无缺，“卡帕爱格尔达，格尔达爱安德雷，安德雷爱卡帕，卡帕也爱卡帕。”安德雷如果没有拍摄到最新的抗议或罢工的照片而别人却拍到了，那么，格尔达会为他补上。“那个杂种又跑到科特阿述尔去了，”她常常这么骂，“还带着个女演员。”“弗里德曼拍照片，”赫谢准确地说，“格尔达销售照片，而署名的人却是并不存在的卡帕。由于这个卡帕应该是非常有钱的，格尔达就拒绝让他的照片以低于150法郎一幅的价格销售给任何一家法国报纸，这比流行的价格高出三倍。”
1936年6月下旬，卡帕报道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联盟会议。会上，阿比西尼亚的前任皇帝海尔·索莱西发表了一通针对墨索里尼的激烈演讲。索莱西演讲的时候，忠于墨索里尼的几名意大利记者大声质问，因此，左派记者和总裁（墨索里尼）一边的法西斯渣滓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左派一边还有一位是西班牙人。瑞士警方赶跑了意大利人，并把那位西班牙人扔到街上。安德雷正好就在门外等着，这样，警察拼命找东西塞住那位西班牙人的嘴巴，不让他发出抗议尖叫的时候，安德雷想办法逮个正着，拍下了好几张警察照片。
照约翰·赫谢的意思，标有“罗伯特·卡帕”的安德雷的照片放到路西安·伏格尔的办公桌上时，他立即打电话找来了这位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的代理人。格尔达拿起了电话，“卡帕先生说，日内瓦的照片需要300法郎”，她告诉伏格尔说。“卡帕先生这个人真是非常有趣，”伏格尔回答，“但是，请你告诉那个可笑的小伙子弗里德曼，就是那个穿着肮脏的皮夹克到处乱跑，到处拍照片的家伙明天早晨九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显然在日内瓦会议的会场外看见了卡帕。
托马斯·甘特尔是联合通讯社领先的权威，他说，安德雷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被人逮个正着。格尔达曾告诉玛丽亚·艾斯纳说，她已经看见过很好的一批照片，是一位名叫卡帕的先生拍的，那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家，但价格很贵。事情发生的时候，安德雷正在造访那家通讯社，艾斯纳在看这位价格不菲的美国摄影师的样品照片。根据甘特的说法，她对照片有“天生的独特眼光”，结果很快发现，这些照片是安德雷·弗里德曼拍摄的。她立即打电话到格尔达的办公室，并且在满脸羞红的格尔达面前指出，这些照片是安德雷拍的。但是，艾斯纳对那些作品有很深的印象，不管照片旁边的文字都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她决定代表自己的通讯社跟他签约，每月付他1100法郎，交换他每周三篇图片报道。他比格尔达挣得少，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终于开始能够吃上正常的饭食了。
1936年7月初，艾斯纳派卡帕去凡尔登，要他拍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进行的20周年纪念活动。周围的风景冒出森森鬼气，让人想到一共死了140万法国人，另外还使1100万人伤残的一场战争。哪怕已经过了二十年，这里仍然有一大片地区是发黑的树丛和灌满死水的弹坑，没有任何人前来照料。
卡帕的照片展现的是凡尔登的将士墓园，数以百计的探照灯照着。退伍军人神情严肃地排起长队，站在已经死难的战友的坟墓边上。跟许多法国退伍军人一样，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长官都是些“白痴”，而那场战争也只是一场消耗战，是一次疯狂的活动，让法兰西人的鲜血流干了。活下来的人排成的队形并不是同步前进的，这是一种显示他们对战争持续不变的严厉的态度，他们那一代人承受了不应有的苦难。许多人现在都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人希望再有一场战争。
但是，战争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这无异于给一战之后为保卫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的脸上啐了一口。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迈着正步挺进莱因省，把凡尔赛条约完全扔到了一边，并且让整个法兰西为之震颤。
卡帕从凡尔登回到了巴黎，准备报道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巴士底节。一周之后，他拿起为之工作的一家报纸，发现海外出现了针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抗议活动。有个矮胖子叫弗朗哥总司令的人，他后来很快便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此前，7月19日，他到达加的斯，来到称为“莫尔人”的西班牙外国使团首领家里。他和跟随他的摩洛哥叛乱者计划推翻西班牙的民主政府。“我们将利用的这股力量，”弗朗哥警告西班牙民选政府说，“将与你们为此而准备的抵抗成比例。我们特别提醒你们，应该避免无谓的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