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沉疴与生命走向
在文学领域中，那些跨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本原。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身影。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折射出几分祥和的亮色：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情怀。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欢悦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乖谬。在苏轼的时代，朝廷还是相对开明的，而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的小人了。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奋斗”的结果。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开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必然。其实，朝廷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没有什么。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谗言蛊惑。好在豁达的苏轼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般地浪迹天涯。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内在气节。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具有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人文意义、社会意义。
当一个人站在社会或时代的断面，看得最多的，不是时代的欢宴就是时代难以言说的阴暗与阴险。在苏轼的时代，社会格局是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和谐的。
唯一不和谐的，只是权力的倾轧。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使人丧失人性。苏轼本人或许并不想卷入这种纷争。作为翰林院学士的他，或许只想读读书，看看天，喝喝茶，饮饮酒，偶尔去灯红酒绿一下。但朝廷并不给苏轼这种机会。谁叫你才学和名气都高呢？当一个社会整体平庸，出类拔萃或者具有相对健全智慧的人，总是率先受到攻击，这几乎是一条不可言说的定律。本意善良的苏轼，当然不太考虑个人，或者基本上不考虑个人，因为苏轼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忠于朝廷的，也是忠于皇帝的。忠于朝廷的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不欣赏司马光的顽固保守。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苏轼，希望走一条比较中和的道路。但朝廷却扼杀了他的善良愿望。苏轼的唯一结局只能是发配，发配，再发配。这在当时，还算朝廷的恩典。因为“乌台诗案”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即使没有“乌台诗案”，也可能出现“鸟台诗案”，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诗案文案情案命案。朝廷要收拾一个人，总是很容易的，无论你多么杰出。越是杰出的人，朝廷收拾起来总是越加顺手，也就越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此，可以更加证明，朝廷是无所不能的，朝廷是绝对不可违逆的。
其实，苏轼被朝廷赶出来，这应该是佛祖的庇佑。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轼没有被砍头实在是运气，虽然差一点就被砍了。如此看来，北宋政府还是不喜欢砍文人脑袋的。秦始皇在砍文人脑袋方面，开了个绝妙的好头。也许，秦始皇的愿望并不在此，他只是给自己开了个冷幽默式的玩笑，结果无人喝彩，只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始”，到最后居然事与愿违。好在宋朝皇帝没有向秦始皇学习，或者已经学习了，结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临头又不好意思用起来。否则，十个苏轼也玩完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苏轼从朝廷走向民间，终于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转，也完成了从居庙堂之高转向处江湖之远的抒情叙事。
话虽如此，苏轼还是朝廷的，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无论怎样被贬，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这当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迫不得已的停驻。
黄州，实际上可能比苏轼想象的还要差劲。但再差劲的地方，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还有黄芦苦竹，还有青山杜鹃。虽然景色不佳，鸟声不脆，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再说，浔阳江头，脉脉的夕阳，白白的芦花，皎皎的秋月，凉凉的金风，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听听，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所以，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别友朋，闻见江中琵琶声，也不禁悲从中来，道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尽管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苏轼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种景象，那种际遇，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借助景观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文人，一旦一帆风顺，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长街扬鞭，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难描难画；一旦遭厄，不是愤怒，就是幽怨，甚至自戕。屈原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老李当年未出山时，总是郁郁寡欢，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见，却立马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超级男声。可在被朝廷驱逐时，又禁不住长喟短嘘，特别是在个人美梦缥缈无依之际，居然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咒语。
因此，苏轼除了政治理想受牵绊以外，在自我意识中，还饱受佛、道、儒三家思想与理念的交相夹攻，苏轼的自我与他我，几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许还有一部分什么也不是。
面对生存的丛林法则，此情此景之际，也难免不心潮起伏。从京城到此地，早就饱含凄风苦雨。茫茫苍苍的黄州，断壁巉岩，森然高耸，滔滔滚滚的大江，无日无夜，无始无终。满眼萧然的苏轼，放眼远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竹黄庐。苏轼摇头喟叹之余，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条被朝廷遗弃的丧家犬了。我们从他的《寒食帖》中明显看到，老苏的内心，块垒与苦痛相兼，迷惘与梦想共举：苦雨搅着湿柴，泪水拌着忧伤；独上层楼，浩虚苍茫，静观自我，归路何在。内外交困的苏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人生。好在还有几个友朋，愁苦郁闷之际，可以举酒邀月。这其中，一个老衲——佛印和尚，始终对老苏充满了人文以外的宗教关照；一个山谷——黄氏庭坚，誓死捍卫老苏。老苏拥有这几个知己，苍凉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几许晨曦的温馨。暗淡寂寞的黄昏，阴风撩人的夜晚，也渐渐变得安详明亮。这就是苏东坡，人文、情理、事理共处一身的苏东坡。
宗教，作为人类心灵的皈依，作为人类世俗生命的补充，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宣称引领人类的心灵，让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宁静、自然。作为个体，对宗教的赞美与崇拜，也是摆脱世俗苦难的途径之一。苏轼的宗教理念终于照亮了自己：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尽量微笑，能哭泣尽量哭泣。这就是苏东坡。
当然，作为文人的苏轼，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从世俗走向世俗，然后在不自觉中升华，这升华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
谪居叙事与谪居情怀
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一篇为十月。前者写水，后者写山。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自我观照：无论世事怎样变换，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深刻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丰富起来。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走向，使之更像游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赤壁。人物：苏子与客。事件：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