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本界定为“赋”。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形成一种主客观的有机循环。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抒发走上了前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合与心灵的安详。“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灵感触发。
这种触发，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触发，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的内敛与言语的张扬。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
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终极追求。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苏轼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这实际上属于乐境：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和矛盾。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当此之时，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满腹经纶，又壮志未泯的人，不想在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作为客友，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贬谪之心。
此处赤壁（黄州赤鼻矶），本来不是古战场所在地。自然雄浑的山势，奔腾咆哮的江水，在秋江月明之夜显得分外安详。这种动静相兼的自然景观，构成了赤壁秋夜特有的韵味。
苏轼面对客友的洞箫无言以对，禁不住灵魂黯然，无奈之中，只说了一句，“何为其然也”，想借此掩饰住自己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喧嚣。而客友的回答，却又加深了这种沉默的态势：
一世枭雄曹操，当年挥戈赤壁，那气象，那阵容，那不可一世的辉煌，而今安在？或许，任何丰功伟绩，在时间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任何生命，在时间面前都是绝对悲剧。任何人，无论伟大，无论渺小，在时间的追赶下，最终走向虚无。与其在尘世苦苦挣扎，抛却人性与生命，为那虚幻不存的东西，不惜扼杀、摧毁，甚至葬身荒野，远不如渔樵江渚上，侣鱼虾，友麋鹿，驾扁舟，举匏尊，寄蜉蝣，渺沧海，如果有可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当然仅仅是想象。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就导致了人的困惑，生命的内在价值究竟何在？所以，在生命的走向里，任何得意都有失意，任何失意，当然也可能有得意，但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无奈之际，除了把情绪或者情感自我转向以外，还有什么呢？当年徐文长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情感扭转遇到误区，不得不对自己下手，对自己下手不成功之后，又不得不把这种自戕的心理转到对艺术的顽强追求，正是因为这种追求，我们今天的书画苑囿里，才有了一朵潇洒飘逸的不死之花。
苏轼在此借客友之口，表达出自己的基本人生态度。仕途不顺，不如求归。归隐，是失败文人们的崇高妄想。当年陶渊明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很快矫正自己的心理视角，赶紧回家，过上真正“苦闷”的幸福生活：物质与精神的悍然决斗，使得老陶在自我认知上更加决然咬牙切齿地走向不归的远方。
苏轼在此不得不再一次展现自我的基本情愫：在这逃亡的路上，真的有自我的尽头吗？苏轼内心没底。内心没底的苏轼又不得不再次面对自身的现状。这是一种矛盾，自我与他我的矛盾。怎样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又回归到了宗教。宗教，在苏轼的生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总是在苏轼无助的时候，从幕后走了出来，充当了精神教父。苏轼对客友的回答，几乎是宗教伦理的翻版，这其中，有佛教，也有道教。苏轼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辩论中，展现出他对生命二元的理解，也表达出对生命本我的尊重与正视：水，逝者如斯，却未尝往；月，盈虚如彼，却卒莫消长。从变者而观，天地不能一瞬；从不变而观，物我都将无穷。于此，无论英雄豪杰，无论山村野夫，都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只要按照自我的生命轨迹走下去就是。再说，天地之间，物各其主，正如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物我共有，又何必去杞人忧天？面对如此良辰美景，不好好享受生命的快乐，反而去忧心忡忡，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
这一段回答，明确表达了苏轼的自我生态观：生命无论走向哪里，也无论富贵贫穷，都不值得高兴或者悲哀。生命的价值，主要在过程，而不在结局。作为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灵魂。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和健康，灵魂没有困扰。因此，无论生命走向如何，有酒就喝，困倦就睡，该来则来，该去则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经有人问一得道高僧，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老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我们纵观苏轼的一生，旷达是主体，苦难是客体，欢乐是媒体，在黑夜里追寻自我是绝缘体。苏轼在此的答复，实际上是以乐写哀，只是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已经很难体会到当事者的怆然。苏轼的内心理所当然在煎熬中：
今天如此，明天呢？如果没有明天，那是例外。
纵观苏轼的这篇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叙事走向在文本中是弱化的，情绪转换是显性的。通篇的情感暗示都控制在弱化的叙事当中。但弱化并不等于没有，叙事脉络的清晰走向，也可以理解成是情感的支线：白天—月夜—白天（早晨）；叙事经过：游赤壁—从流飘荡—主客对话—主客把盏—主客酣睡；情绪转换：喜悦（物我一体）—悲伤（物我各异）—喜悦（物我又一体）。如此的转换，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明白，苏轼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任何外在的叙事，都是为内在的情感张本。任何生命，无论伟大、渺小、健康、残缺，都是时间女神的馈赠。对此，我们没有必要隔离自我，也没有必要背叛自我，更没有必要相互背叛。我们只能珍惜，如岁月珍惜黑暗，如生命珍惜死亡。这其中，对生命个体、对生命种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表达敬畏。
总之，叙事是感情的外化，情感走向与升华才是本文的根基。司马迁评价屈原的《离骚》说，整个一部《离骚》，都是遭遇忧愁的结果。一个遭遇忧愁的人，总是想率先把自己的忧愁表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情绪不通过外化的方式转换，那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当生命群体遭受压抑或扭曲时。苏轼的情感纠结，在谪居的路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轼的世界中，星光也是寂寞的。也许，只有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一种境界。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走向自我意义上的宁静与安详。苏轼的情怀总让我们感念：
他的孤独，不幸，悲哀；他的旷达，隐忍，善良；他的笑看人间，他的幽暗苍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