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向世人讲明了信仰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做人要有信仰，要有为人处事的坚定原则。信仰是人生走向成功的基石，是我们开创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树立坚定的信仰，还要有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无论人生当中遭遇什么不幸，都不可以动摇内心的信仰。只有将信仰至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人生之中，才会最终有所建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极其丰富，可是却有很多现代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人没有信仰，就如同植物没有阳光。缺乏信仰的生命必定毫无生机，容易枯萎凋零。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信仰，并且要坚定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开出最艳丽的花。
14.1宪①问耻。子曰：“邦有道，谷②；邦无道，谷，耻也。”“克、伐③、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注释
①宪：姓原名宪，孔子的学生。②谷：这里指做官者的俸禄。③伐：自夸。
译文
孔子的学生原宪问什么叫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做官吃俸禄；国家政治混乱时，做官的还拿俸禄，这就是耻辱。”原宪又问：“争强好胜，自我夸耀，怨恨别人，贪图私利，这四种行为都不做，算是做到仁了吧？”孔子说：“可以说做到这些是很难的，但至于是不是做到了仁，那我就不清楚了。”
名家注解
程颐、程颢注：“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也。此圣人开示之深，惜乎宪之不能再问也。”或曰：
“四者不行，固不得为仁矣。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又注：“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学者察于二者之间，则其所以求仁之功，益亲切而无渗漏矣。”
朱熹注：“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宪之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则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问而并言之，以广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进于有为也。”
张居正注：“原宪为人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盖已知之，至于际时行道，或短于设施之才，故夫子兼举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又注：“盖仁者纯乎天理，自无四者之累。今但日不行，则不过强制其情，暂时不发而已。譬之草根不除，终当复生；火种未灭，终当复燃。倘操持少懈，宁无潜滋暗长，而不自觉者乎？是未可便谓之仁也。要之原宪之间，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于本源，则天理渐以浑全，私欲自然退听矣，此求仁者所当知也。”
解读
孔子从从政者的角度回答“耻辱”的问题，并且强调“仁”难以做到。他认为，做官的人，无论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应当竭尽全力为国效忠。国家蒙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个人却安享食禄富贵，这是一种耻辱。真正的士会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生死不渝，无论身处何种地位，无论国邦治乱安危，都不会丢失自己的良知，并且会为了国家和民族恪守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在谈到仁的问题上时，孔子认为在行为上没有表现好胜、自夸、怨恨、贪欲的人，也不一定是做到了“仁德”。
其实，只要是从政做官，也就担负起了“以道事君”、“仁民爱物”的责任。
如果君王的言行政令符合“道”，那么为官者应该大有作为，勤勉为民。而天下无道，时局动荡、人心险恶，国家危亡动乱，为官者不能独善其身，应该跟君王一起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
对于一个君子，不管是不是为官从政，都不能放弃仁义和责任，不能不加强自身的修养。逞强好胜、骄傲自矜与浮夸虚荣、怨天尤人、淫逸多欲这几种毛病不再出现在为人处世的一切言行中，是否获得了仁德的修养成就呢？孔子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他说这是难得的，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中国文化所说的“仁”，就像道家、佛家所谓“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所谓的“仁”，不但是外表言行举止上的克己复礼，也包括运用自身的智慧与坚定精神，彻底清除内心深处的那些恶习。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提供给我们多重的生活方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无论是选择哪种生活方式，都需要加强个人的修养，从内心深处修炼自己高尚的情操。
14.2子曰：“士而怀居①，不足以为士矣。”
注释
①怀居：怀，思念，留恋。居，家居。指留恋家居的安逸生活。
译文
孔子说：“士怀恋安逸，就不配称为士了。”
名家注解
朱熹注：“居，谓意所便安处也。”
张居正注：“怀，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处。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居无求安，为其所志者大，不暇为燕安计也。苟于意所便安处，即恋恋不能舍，或怀于宫室器用之美，或怀于声色货利之私。则心为形役，。而志以物损，处富贵则必淫，处贫贱则必移，其卑陋甚矣，恶足以为士乎？”’
解读
孔子认为“士”不应该贪恋故土安逸的生活，应当志存高远，行走四方。“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是一个意思。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士”，是指培养有道的政治家而言。“士”所修的学业，在内为修心明德的仁德之道，在外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道。古代人崇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书读好了然后去从政，这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是正途。有志的读书人，不务他业，专学政治，将来要出去办大事，为国民谋福利。如果只求个人生活安适，这就与他的志向相背，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不够资格为士。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人们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我们是选择安逸平稳，还是选择努力上进，放手一搏呢？虽然社会给予我们多元化的选择，但是一个真正想要做大事的人，是不会安于现状的。他们会不断努力上进，奋力拼搏，力争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14.3子曰：“邦有道，危①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③”
注释
①危：直，正直。②孙：同“逊”。
译文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混乱时，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
名家注解
朱熹注：“行、孙，并去声。危，高峻也。孙，卑顺也。”
张居正注：“危，是高峻的意思。孙，是卑顺的意思。可见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孙，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国者而使人孙言以苟容，岂国之福也哉！”
解读
这是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当国家有道时，可以直述其言；但国家无道时，虽然行为依然要正直，但是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祸端。这是一种为政之道。
孔子一向不主张死打硬拼，“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衽金革，死而不厌者”，都不是孔子赞赏的人格。他主张“智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危言危行”即“直言直行”，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危行”不是指如暴力革命、以恶抗恶那样的危险行为，而是正直的行为，是一个君子不随波不媚俗的高洁品行。无论邦有道无道，“危行”都是必须的，而“危言”则只能对愿意听忠言的人才能发生作用。因此，“言孙”并不是怯懦，而只是为了确保“危行”的可能。同时，这也体现了儒家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在言语与行为之间，更重视行为及其后果。
孔子所说的这个方法巧妙机智，既保持了自己正直的人品，又保护了自己的生命。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形形色色的人，有时候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采取婉转的方式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为人、做事一定要正直，这是做人的原则和根本。
14.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译文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论，有好的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名家注解
朱熹注：“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给而已。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必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
张居正注：“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当知所以务本，而观人者亦鸟可徒取其末哉。”
解读@这是孔子谈论的关于“德”与“言”，“仁”与“勇”的辩证关系。一个有德行修养的人，一定会有好的言论、好的著作传世；可是反过来却不一定。勇和仁的关系也一样，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气，这种勇气是指大智大勇，而不是打架斗狠的匹夫之勇。反过来说，一个有勇气的人却不一定有仁德。
在孔子的理论里，“德”与“仁”通常是一个意思。“以德为政”就是“以仁为政”，德也通常被称为仁德。“言”与“智”也紧紧相联，智者多言，言者必有智，智者必有言，智者不失言，一言既出，即知是否为智，这些都是说的言和智的关系。“有德者必有言”，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会有精妙的言论，这是言行一致；但有精妙言论的人未必都是有道德的人，因为生活中难免有心口不一的奸佞之人。
有些人，文章写得很好，口头上讲修养、谈道德还行，但是本人却不一定有很好的。道德修养，这就是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俗话说“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言之凿凿，却并无多少担当，可谓吉不符实。就像有些人徒有匹夫之勇，却缺少仁德智慧。所以我们看事物要看全面，要懂得去分辨甄别，不要被表面所迷惑。
14.5南宫适①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募荡舟②，俱不得其死然。禹稷哟弓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注释
①南宫适：适，同“括”，即南容。②荡舟：用手推船。传说中再力大，善于水战。③禹稷：禹，夏朝的开国之君，善于治水，注重发展农业。稷，传说是周朝的祖先，又为谷神，教民种植庄稼。
译文
南官适向孔子问道：“羿擅长射箭，募擅长水战，这两个人都没得到好死。禹和后稷自己亲自耕种而拥有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
“这个人啊，是君子！这个人啊，崇尚仁德！”
名家注解
朱熹注：“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之事。禹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盖以羿幕比当世之有权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谓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与。故俟其出而赞美之。”
张居正注：“南宫适，即南容。募，是有穷国之君。异，是羿臣寒浞之子。荡舟，是陆地行舟。”
解读
孔子赞许南宫适，说他是尚德的君子。崇尚道德，不崇尚武力，这是君子最高的品德。
南宫适向孔子请教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后羿和霁。在古代的传说中，后羿射下天上的九个太阳，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想称王而最后不得好死。奡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可以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后来被少康杀害。南容说这两个人，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一个力气那么大，最后都不得善终。他又举出禹王、后稷的例子。他们没有羿、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最后却都得到了天下。南容举出的两种人，一种人不择手段想成功：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好分内的工作。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呢？孔子听了以后，并没有答复他，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无需答复。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凭借一技之长，仗着自己有点才华，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想获得自己想要的；而有些人则安分勤劳，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这两种人，谁能真正成功并且为世人所赞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①，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注释
①矣夫：语气助词，无实义。
译文
孔子说：“君子当中有不仁德的人，小人当中却没有仁德的人。”
名家注解
张居正注：“孔子说：‘仁者，心之德。心存则仁存，心放则仁失。然存之甚难，失之却易。如君子之心纯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人欲有时而窃发，天理有时而间断，间断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则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险侥幸之机熟，纵有天理萌动之时，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岂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则小人固当为戒。
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则操存省察之功，盖不可一时而少懈矣。”
解读
孔子对君子要求极高，他眼里的君子，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仁德”。一个真正的君子，一定常怀仁德之心，所做仁义之事自是数不胜数。但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小人往往是无德无位之人，常常做坏事，以致形成了习惯，坏已经滋生到骨髓里，很难根除掉。凡事都是从点滴中积累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从身边小事要求自己，培养自己的仁德之心。“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由好人变成坏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14.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文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勤劳吗？忠实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名家注解
张居正注：“劳，是劳苦之事。诲，是规谏之言。夫知爱之必劳，则为子者不可以惮劳，惮劳，非所以自爱也。知忠之必诲，则为君者不可以拒诲，拒诲，非所以劝忠也。君臣父子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已。”
解读
孔子在这里谈的是他“爱而劳之，忠而教之”的观点。爱一个人，就要顺应他的爱好，让他发挥潜能和特长，使他劳而无怨；忠于他，就要多加劝勉，而不能愚忠。
仁者爱人，就是让每个人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让人爱劳动，任劳任怨；同时向专家请教自己不擅长的事，这样专家也会劳而无怨，诲人不倦。人人劳而无怨，人人发挥所长，人人诲人不倦，就是正义，就是干正事。“忠”在这里包括的是¨忠人”、“忠君”＼“忠父母”、“忠子女”，当他做了错事坏事的时候，要及时提点、劝阻，做到了这些，才真正叫爱护一个人。比如在生活中，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好，但是父母对孩子却不能娇生惯养。所谓惯子如杀子，“自古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只不过爱的方式有很多种。今天纵容孩子一个小错误，明天他就有可能犯大错误，就像俗话说的“小时偷针，长大偷金”。
同样的道理，我们爱护我们身边亲近的人，也要多为他考虑，从他的角度出发想问题，让他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事情；当发现我们爱护的人有错时，要做的不是“隐隐于亲”，而是及时地劝慰，让其迷途知返。这才是正确的爱人方式。
14.8子曰：“为命①，裨谌②草创之，世叔③寸论之，行人子羽④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注释①命：指国家的政令。②裨谌：人名，郑国的大夫。③世叔：即子太叔，名游吉，郑国的大夫。子产死后，继子产为郑国宰相。④子羽：郑国大夫公孙挥的字。
译文孔子说：“制定外交辞令，由裨谌起草，世叔研究，外交官子羽进行修改，东里的子产在文字上加工润色。”
名家注解译文朱熹注：“郑国之为辞命，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孔子言此，盖善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