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的雨：卞之琳论
一、第一个“同步现代派”
中国现代诗人，大部分又是外国诗歌研究家、翻译家。他们读的西文诗，可能很“当代”，而难以解释的是大部分接受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从总体而言，浪漫主义与早期新诗主流在诗学原则上相契合，主客之间有相同的语言。因此，雪莱、海涅、朗费罗、惠特曼、裴多菲的精神和诗行，可以很自然地进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蒋光慈等人的作品。这种局面导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产生断层，部分原因在此。
30年代初，卞之琳、戴望舒等一批青年诗人出现于中国诗坛。他们迥异于诗界前辈的特点有二：一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影响不是19世纪浪漫主义，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的西方现代诗；二是他们注意继承中国古典诗传统，自觉地用各种办法试图将中西传统结合起来。这一批年轻诗人的出现，让人感到中国新诗开始走向成熟。
而在这一批诗人中，恐怕卞之琳受惠于西方现代诗最多，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也最多。
首先指出卞之琳创作这种特征的是李广田先生。李广田作于1942年的长文《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是我所见到的研究卞诗的最佳论文。李广田说：“作为一个诗人，作者在其思维方式上，感觉方式上，不但是承受了中国的，而且也承受了外国的，不但是今日的，而且还有那昨日的，所以，在作品内容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
对这一问题，卞之琳自己也有所陈述。他谈到过年轻时对中国古典诗歌狂热的爱好，“自己从家里找到的一些旧书里耽读过一些辞章”。他最喜爱的诗人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与南宋词人姜夔。1929年卞之琳离开出生的南方，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在这之前，在中学阶段，他接触到的一些英语诗大部分是19世纪作品。在北京大学，他开始系统地接触英语和法语的现代诗人的作品，而卞之琳的诗人生涯，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据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英国爵士哈罗德·艾克顿(HaroId Acton)回忆，1933年他在北大教英国文学，第一次把“有修养”的教授所不齿的《荒原》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列为课文，而当时均为北大英语系低年级学生的陈世骧、废名、林庚、李广田、何其芳、陈梦家、卞之琳，均献身现代诗。
卞之琳追述说：“最初读到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
注意“一见如故”这四个字为什么从未谋面却似曾相识？因为卞之琳发现20年代西方现代诗人与他先前所沐浴其中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很多相通之处。
卞之琳是个惜墨如金的诗人，他的诗作50年中不过百来首，而大部分集于1941年出版的《十年诗草1930-1939》之中。就中西诗学交融而言，这百来首作品提供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与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同步”的中国现代诗人。整个20世纪这一百年之中，卞之琳是缔造同步汇合的第一人。
二、动力的官感性
官感性是现代诗歌语言最基本的艺术特征，是西方诗歌脱离浪漫主义进入现代阶段最明显的变化。在这之前的西方诗歌，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古典主义，多的是训诲说理或直抒胸臆，官感上具体的意象只是用作衬托感情的背景，或解释道理的比喻。西方诗进入现代诗歌阶段后，官感性越来越强，甚至整首诗几乎全部在具象语言中展开。诗不是号码式的语言，而是一种看得见的具体的语言，“使你不断地看到一种有形的东西，使你不至于在抽象的过程中运动。”
而这种官感性，却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那部分——山水诗的重要艺术特征。埃兹拉·庞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感到“一见如故”的原因，“正因为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西方)人才不辞繁难迻译中国诗。”他甚至感叹地说王维是“现代人”、“巴黎人”。
官感性是卞之琳诗歌语言的明显特征，他的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完全是具体的境界。”他的诗是抒情诗，却很少直接的感慨；他的诗也是哲理诗，却几乎没有直接的说理。他的作品中具象语言的比例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中国新诗大很多，据说甚至超过受意象派影响的闻一多。
卞之琳诗歌中的个别意象，其来源有时似有迹可寻：
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
电杆木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
——《还乡》
“电杆木量日子”这意象可能化自T·S·艾略特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名句“我用咖啡匙量去了一生”。
但是，这样比较明显的借用在卞之琳的作品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意象被诗人改造成崭新的语言和意境，它们往往有中西两个源头。
我要有你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鱼化石》
卞之琳在此诗后记中点明这个象征的中西亲属：“我想起爱吕亚(今译：艾吕雅——引者)的‘她有我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眸子的颜色。’而我们有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
艾吕雅的这首诗LAmoureuse是情诗，而卞之琳的是哲理诗。与艾吕雅诗相比，卞之琳诗的意象是动力性的，它指向深一层的内涵。
王佐良先生曾将卞诗句“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与艾略特相比，结论是卞诗“更简练，更紧凑”，而且“这是传统律诗绝句多年熏陶的结果”。
卞之琳这句诗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实际上是“灰心”这个抽象词的具体化。由于抽象词“灰心”在这里被比成一条路，因此，原已死亡的“灰”字中的感觉性被巧妙地复活了。这种效果，在律诗的“借对”中经常出现：
寄身且喜沧州近，
影顾天如白发何。
——刘长卿《重别薛六》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这不是西方诗常见的技巧。
三、异类意象嵌合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水成岩》
或许，诗人写上述这两行诗时想起了下面这些诗句：
水去云回恨不胜。
——李商隐《谒山》
海波变成石，鱼沫吹秦桥。
——李贺《古悠悠行》
由于取法诸家，在卞之琳的诗中经常可看到一种不同品类的意象联用：中国式的与西方式的，古代的与现代的，科学的与想象的，诗意的与非诗意的。异类意象联用，使他的诗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雨同我》
这第一行当然叫人想起晏殊的名句“记得绿裙罗，处处怜芳草”。但是后两句似乎在回应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句“一沙一世界”。然而，用“玻璃杯”量雨正是现代气象学使用的方法，鸟安巢而人苦于羁旅又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比兴：
人并非无泪，
而明白露水因缘，
你来划一笔切线，
我为你珍惜这空虚的一点，
像泪像珠——
人不妨有泪。
——《泪》
“泪如珠”是传统的诗意比喻，“泪如露”当然也是。但在这里卞之琳展开了一个科学的曲喻：相切点是不占空间的、非实在的一点。但相切似的相会，哪怕是转瞬即逝的“空虚”，也值得珍惜，所以人不妨有这样露水似的泪。
异类意象联用造成的对比效果最强烈的恐怕是《无题·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的胸前：
我要研究交通史。
头两行是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的变体；到第三行，巨轮舶到胸前又是个现代的诗意意象，但带来的却是完全非诗意的俗物“海外奢侈品”；最后一行之突兀令人惊奇：沉醉于爱情的主人公(不是诗人本人)诉诸没一点浪漫味的活动——“研究交通史”。异类联用的结果，使情诗脱离肤浅的幻想沉溺，有了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
卞之琳诗歌的语言尚有一种手法，看起来是西方的、现代的，但对中国古典诗歌却也不陌生，那就是具体词与抽象词、虚与实的意象“嵌合”式地联用：
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
——《记录》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距离的组织》
呕出一个乳白色的“唉”
——《黄昏》
记得在什么地方
我掏过一掬繁华
——《路》
“朦胧”是非实体的，被“喝”成具体可感的液汁；“雪意”和“五点钟”是非实体的，被“带”成可触可摸的礼物；而“繁华”这抽象品质，被“掏”成可收可藏的纪念品。这种意象经营手法的哲学背景是物质状态与精神状态在一定条件下(在诗歌想象中)的转化。作为修辞方法，这样的语言却是西方现代诗中常见的：
……他可能会
走进现实的孤立之中。
——叶芝
石英的满足，如墓碑
——狄更生
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卞之琳诗中的这种“嵌合”用法，主要是“实”动词加“虚”宾语名词，这类似于叶芝的诗，却更接近中国古典诗人着意“炼字”后造成的效果。没有任何质感的(或质感不太好捉摸的)品质被作为质感词使用会扩大官感性范围，这可能是异类意象联用中效果最强烈的一种。
四、思辨美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现代诗出现趋向于理性的一翼，卞之琳是一个追求理意的现代诗人。仅有官感性，只是一种缺乏内涵的“图画式印象主义”。“生动如画”不是卞之琳在创作中追求的目标，他所寻找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思辨美”(beauty of intelligence)，他不满足于诗的意象美或音乐美。“诗要精练，我自己重含蓄，写起诗来，就和西方有一路诗的着重暗示，也自然容易合拍。”
19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以魏尔伦和马拉美为首，大致形成了两种趋势。魏尔伦声称“诗即音乐”，他的诗在音乐效果上取得很大成绩，影响了不少中国诗人，戴望舒的《雨巷》几乎是一首中文的魏尔伦诗。卞之琳最早的诗作中，也有一些诗刻意追求魏尔伦式的密集交叉音韵：
你听，潺湲声流动，
破阁的风铃，
仿佛悲哀的潮涌
摇曳着怆心；
——《夜风》
韵这样密集的诗，恐怕也只有以韵部比较集中的语言如法语或汉语才能轻巧地写出，以英语、俄语等韵部过散的语言，要写或译这样的诗就很费力。
但卞之琳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刻意追求音乐效果的努力，而走向“马拉美式”的追求理意的诗路。马拉美对后世的影响比魏尔伦大得多。理意诗，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诗的主流，法国的瓦莱里、爱尔兰的叶芝、德国的里尔克、英国的艾略特和美国的庞德，是这一主流的代表人物，而这些诗人对卞之琳创作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在批评界，无论西方东方都流行一种看法，说西方现代诗是反对理性的，是强调直觉的，主观的，自我表现的，这说法恐怕不完全符合文学史的事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流派(例如超现实主义)、强调自我表现的流派(例如美国的“自白派”)在不同时期轮流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