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
一、定义
本文有意越过“海外华文文学”的界限， 做一次中西语“华人文学”综合讨论的尝试。中国血统的人用中文以及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也有德语，荷兰语，瑞典语，日语等——写作，应当在“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
这样分学科，困难会有的，困难不是学科划分的理由。实际的道理却是很简单：“华人外语文学”，最近发展势头很强，已经不容我们忽视。如果继续排除在视线之外，这些作家就只能由外国文学专家来讨论，而偏偏这些作品的强烈中国性，不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
国际横向比较的结论也很简单：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讨论，选集等等，都包括“外语作家”。不说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例子，英语文学，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学的重头戏。
我想，把华人外语文学划归外国文学，无论讨论者与被讨论者，都会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与外国文学精神距离很远，与中国文学却是近距离接触。如果仅仅因为语言差别，就被划为界外之文，对创作与研究，都没有好处，对文化中国的繁荣，更是一个极大损失。
二、范围
华人文学，是“文化中国”的文学。其各个组成部分，文学场（作品的产生与消费所依托的社区，即博迪厄讨论的Literary Field)，非常不同。仔细考察，明显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区域，两岸四地（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是文化中国的核心社区，在那里，华文是正式语言，唯一的文化语言，华文文学创作以全社会为读者对象。
第二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定程度上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是文化中国的外缘社区。在这一带的“民族国家”成形过程中，华人经过若干世纪的族群迁移形成特殊社区。华文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的常用语。华文文学有自己的出版社和读者群，但是作品的接受，常常还要依靠核心社区。
第三区域，真正的离散社区，是分散留居国外，侨居在全世界各地，尚在使用华文的华人。华文是一种选择，没有社会支持，出版与接受，几乎完全依靠核心社区。外语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此时，他们生产的是一种“跨文化文学”。
核心社区，有责任扮演文化中国核心角色——出版，阅读，批评，给奖，都应当涵盖整个中国文学，不仅是中文文学。
三、三个外环
离散社区的中国文学，华人文学的最外围，本身有三个环。像土星的光环式卫星，渐远渐疏。
这三个环是：
留居者华文文学；
留居者外语文学；
留居者后代外语文学。
第一环的特点明显，不用解释。只是“留居”有时间性：三毛的《撒哈拉故事》，是留居者文学，她的《雨季不再来》，就不是。这标准有时会造成困惑，例如王文华在旧金山读书，他的《旧金山下雨了》写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却是回台北以后写的；相反，高行健的《灵山》写长江之旅，国内经验，但却是在法国写成的。前者不能算留居者文学，后者算。为什么如此计较写作地点？下面会说到。
华人用外语写的文学，却明显按作者“用什么语言成长”分为两个环？难道作者的文化背景就那么重要？从他们截然分明的题材选择来看，的确非常重要。两者之间的鸿沟，远非使用同一种语言所能掩盖。读一本华人的英文小说，我们不用查作者生平，就猜到作者的身份。
与这三个环圈有接触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圈子，语言交流不是问题，却互相不往来。背景不一样，文化关注就很不一样。三个圈子，很少“共同语言”。
四、三种主题自限
但是三个环圈的作品，却有一个重要共同点：主题自限。其表现却非常不同，有时竟然恰好相反。
第一环圈，留居者华文小说，热衷于写华人生活，尤其是近年移民的生活。六七十年代，称作“留学生文学”，现在有些作家批评家在发起“新移民小说”。这些名称具体是什么意思？是指作者是留学生，新移民？还是主人公是留学生或新移民？两者都指，同身份写同身份。
这批作品中有相当出色的，早期的留学生文学，读者耳熟能详，此地就不重复了。近年如白广《距离》，邱妙津《蒙马特遗书》，黄宝莲《暴戾的夏天》，王小平《刮痧》，梅菁《太阳出世》，王瑞林《戈登医生》，石涛《正规》，薛海翔《早安美利坚》，张翎《交错的彼岸》，西苓《寻找路易斯》，裴在美《无可原谅的告白》，曹桂林《中国人在纽约》等等，长篇有几百部之多，中短篇不计其数。在我看到的留居者小说中，绝大多数，内容可以归到“华人生活”这个标题之下；从历史上看，不肖生《留东野史》，郁达夫《沉沦》，郭沫若《行路难》，老舍《二马》，是其前导。华人作家笔下，只要写国外生活，几乎必然是华人生活。
第二环圈，留居者外文小说。却完全反倒过来，一律写中国国内题材——不管现实的，或历史的。早的从黎锦扬《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林语堂《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张爱玲《赤地之恋》(Naked Earth)和《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一直到包珀漪《春月》(Spring Moon)，哈金《等待》(Waiting)和《疯狂》(Crazed)，闵安琪《红杜鹃》(Red Azalea)，王屏《洋鬼子》(Foreign Devils)，裘小龙《红英之死》(Death of the Red Heroine)，亚丁《红高粱》（Le Sorgho rouge），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他的小裁缝》(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程抱一《天一语》(Le Dit de Tianyi)，山飒《围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这个单子居然一直开下来碰不到例外，令我自己都很惊奇。
第三环圈，留居者后代外语文学，题材几乎永远不断地谈论华人的身份认同：“我是华人，在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汤婷婷的《女战士》(The Women Warrior)、《中国男人》(China Men)，甚至主角为华裔嬉皮士的幻想小说《孙行者》(The Tripmaster Monkey)，谭恩美《喜福会》(Joy Luck Club)，《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蒙娜在福地》(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刘爱美（Aimee Liu)《面孔》(Faces)，马敏仪（Elaine Mar)《纸女儿》(Paper Daughter)，伍慧敏（Fae Myenne Ng)《骨头》（Bone)，程美兰（Linda Ching Sledge）《天堂地图》(A Map of Paradise)——又是一个几乎永远延续下去的同主题小说单子，又是让我吃惊地绵绵不绝。
由于文学的多变求新本性，由于华人作家的卓越创造力，三种小说家的三种题材自限，并非没有例外。
第一环圈，某些作家，自己觉得没有脱离中国文学界，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暂居国外，这些作家把写中国作为主业。陈若曦只有一部小说《纸婚》写留学生生活；关于英国，虹影只写过一部中篇《鸽子广场》；严歌苓稍多，《无出路咖啡馆》《扶桑》，但这位作家多产，国外题材也就写了这些；高行健只有《一个人的圣经》中的框套叙述部分涉及西方。这只是一部分“心未离开中国”的作家。我的粗略统计：惯于把小说“锚定”在中国的，在留居中文作家作品总数中是少数，约占四分之一。
第二环圈，留居者西文作家，一律回过头来写中国事。我几乎找不出例外：1937年左翼作家蒋希曾的《出番记》写华侨生活，林语堂1956年的《奇岛》写未来乌托邦：这是我能想得出来的两个例外，也未免太少一些。
第三环圈，有邝丽莎（Lisa See)的女探长刘胡兰系列［《花圈》《内部》(The Interior)、《旧骨》(Old Bones)等］，地点和人物都定在中国，但只是异国环境。程美兰有长篇小说《天国》(Empire of Heaven)，写太平天国的女英雄，却依然带了身份认同问题：说是她的曾曾祖父，是太平天国英雄将士，身份荣耀。
结论：三个环圈的题材专注相当类似，例外都不是很多。
本文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三个环圈，有这样不约而同的严格题材分工？
五、第一环圈：对比
没有感到强势文化压力的人，就不会有如此“内省”反应。
我们可以看三毛60年代写北非生活暴得大名的《撒哈拉三部曲》。三毛面对的是原西属撒哈拉的撒哈拉威人（撒哈拉阿拉伯人），以及撒哈拉威人用作奴隶的毛里塔尼亚黑人。她丈夫是西班牙工程人员，她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在《撒哈拉故事》的异国生活故事中，清贫，但是富于情调。很自然，她没有任何“身份认同”危机感：她可以看不起本地富人生活，但是明显，她认为自己的大中华文化背景优越，生活情趣浪漫脱俗，优于撒哈拉威人的愚昧。
到第三部，《哭泣的骆驼》，西班牙人撤出，摩洛哥乘机入侵，扫除西撒哈拉独立运动，三毛则与西班牙人员一道撤走。这时，故事从温情转为悲壮，但是俯视的姿态依旧。我们很少意识到三毛是“海外作家”的一个成功范本，因为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三毛从与海外作家完全相反的方向观察异乡——她向一个比自身弱的文化投出注视。
面对强势文化的作家，眼光完全不同。被注视者，更关注自身在被注视下的形象。拿《刮痧》与《撒哈拉故事》对比，是非常有趣的。王小平的主人公给孩子挂痧治病，被当作虐待儿童。被一种优势文化误会，就不得不悲愤地抗议种族偏见。三毛也写到被撒哈拉威人邻居误会，在作品中付诸一笑，根本没有必要自辩。这的确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文化身份被误解扭曲，带来的压力会导致自身存在的走形。
我们还可以对比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白先勇成名的两个短篇集《纽约客》与《台北人》，前者是白先勇作为海外作家，写海外故事，后者是白先勇作为海外作家，写故国故事。两者都有个文化身份失落：《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的悲愤抗争，与《游园惊梦》《玉卿嫂》的悲悯怅怜，完全不同。前者原因在外，是美国社会“异化”了中国游子；后者的悲剧，是命运的捉弄，年华老去的哀愁。如果说《台北人》远远强过《纽约客》，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自然有关系，但是原因外在的悲剧，悲愤控诉情结，剥夺了小说的深度可能。
的确，海外作家一旦面对中国，就能跳出弱势文化情结。写伦敦的《鸽子广场》，写上海的《康乃馨俱乐部》，都是虹影的早期作品（1994年），但是前者被存在的窘境拘束，后者恣肆张狂到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最大胆的白日梦”，“当代女性身体写作的前驱”。这个对比太明显。
六、第二环圈：遁行
中国作家选择了西文，同时就选择了写中国题材，这真是一个悖论。
作为对比：康拉德选择了英文，却几乎从来没有写波兰；贝克特选择了法文，作品中看不出任何“爱尔兰情结”。
中国作家无一例外的题材选择，可以称之为“弱势文化路线”。我这里不是说海外西文作家本身社会地位是强是弱，我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考虑：居住英国的特里尼达的印度移民奈保尔（V.S. Naipaul)，近十本小说永远写的是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另一个居住英国的印巴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写的也是印巴，偶然写到印巴侨民移居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