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Q与方鸿渐的共性
鲁迅笔下的阿Q与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同为中国现当代两个不朽的文学形象，不同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但无论是作为“觉醒”而革命的阿Q还是在爱情、事业、婚姻的围城中疲于奔命的方鸿渐，他们最终都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
一“性格决定命运”，人物自身性格的缺点常常成为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都是因性格的缺点造成的，李耳王的轻信和暴躁，哈姆雷特的多疑和寡断，都成了他们致死的原因。阿Q和方鸿渐也是如此，他们同样无法逃避因性格缺陷而导致悲剧命运的定律。自尊是阿Q与方鸿渐性格中最显共性的地方。但他们的自尊是一种极度自卑后产生的变形的非常态的自尊。阿Q只有在和别人口角的时候才用“先前的阔”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方鸿渐则用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来向人表明自己“游学”4年期间“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的成果。
《阿Q正传》中，作者大体描写了四个不同阶层的人物：（1）地主乡绅，如赵太爷、钱太爷；（2）官僚军阀，如长衫人物、老头子；（3）普通农民如地保、尼姑；（4）下层农民如王胡、小D。阿Q则作为第四阶层中最受歧视的一员，是未庄最有“权利”自卑的人物，但是，“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自己越是缺失的，就越要维护它的体面，这是人的一种共性。
通过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注意到这种自尊后的自卑。
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下的自卑
深受封建意识影响的阿Q却不曾得到一日正规的封建传统教育，这是阿Q潜意识中最深层次的自卑，作者通过两件事的对比把阿Q的这种心态鲜活地表现出来。一是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阿Q认为自己和赵太爷是本家，所以也自感很光彩，手舞足蹈；二是对钱太爷的儿子的“深恶痛绝之”。阿Q对秀才和“假洋鬼子”这两个学问比自己要高一筹的人物的态度有如此的反差是有原因的：除了阿Q觉得赵秀才是本家，本家中了秀才可以得到“旁人的肃然起敬”外，另一方面是因为阿Q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式农民，传统的封建意识使他对“秀才”更具认同感，而这两点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阿Q自觉在文化层次上低人一等造成的。在赵秀才面前，阿Q也自卑，但“旁人的肃然起敬”使阿Q的自卑感被满足感所替代，使自己立刻自尊起来；阿Q不曾留过洋，所以相比之下，在留洋而归的钱太爷儿子面前，阿Q的自卑感更加强烈，这种自卑感在无法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化解的时候，就会使阿Q显现得更加自尊。第一件事使阿Q失去了姓赵的权利，第二件事成了阿Q生平两大屈辱之一。
方鸿渐是作为新派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钱钟书笔下的，但作者最先让他走人的偏偏是学业的围城。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一开始就交代：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作者将方鸿渐的留学变成了游学，而归国之期，为给家中父亲一个交代，方鸿渐所购得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成了他为自己打造的第一座围城。方鸿渐虽然在学业上显得玩世不恭，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学位这类知识分子天生的外套并不在意，相反这个假博士头衔成了他以后爱情上的绊脚石及人生的负累。方鸿渐对苏文纨的态度，始终是一种暖昧的姿态，如果说唐晓芙出现之后的暧昧是由于方鸿渐在暗中追求唐晓芙却又没有勇气拒绝等待着他向自己表白、求婚的苏文纨的懦弱所造成的话，那么唐晓芙出现之前的暧昧则是因为学历上差异导致的自卑感使他没有勇气对苏文纨做更直接明确的表白。这点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很明显：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鹏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她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极加冕的恶俗，臭气熏得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大学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中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得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武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无面目人！
其后当方豚翁谈及“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云云，方鸿渐也并未加反驳，知子莫若父，方豚翁一番话实则是方鸿渐心里所想。而方鸿渐在众人面前大肆卖弄自己的口才，以显示自己博学的举动，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其知识的贫乏给他造成的严重的自卑感。
方鸿渐由于在文化层次的自卑促使他用购买假博士头衔的方式来给自己充当门面获得尊严，但博士头衔的虚名又恰恰使方鸿渐陷入了更深的自卑之中，于是他需要寻求更多的成功来填补这份自卑带给他的阴影，而在事业、家庭上失败，使这种反复变成了一种荒唐的悖论。
经济层面上的自卑
贫穷对于阿Q和方鸿渐来说只是量的多寡而没有质的区别，而这是造成他们自卑心理的根源。阿Q在未庄从来都是受欺负的对象，对于挨打和嘲笑，精神胜利法是他唯一可以用来自我平衡的武器，而阿Q进城回到未庄后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用了非精神胜利的方法使自己感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天色将黑，他睡眼蒙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这是阿Q在未庄最“财大气粗”的一次表现，口袋的铜钱使阿Q感到经济地位陡升，于是底气十足喊出了一句“现钱！打酒来！”经济地位的改变使阿Q从精神胜利法中暂时脱离出来，也使他赢得了别人“新的敬畏”。可见，自欺和幻想并不是阿Q与生俱来的品性，而是在贫困的重压下产生的畸形的思维形态，一旦有脱离贫困的机会，阿Q即会抛开自己的那套理论，变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完整的人。另外，从阿Q在遭受奚落的时候会用“先前的阔”来解嘲还击，也说明，在阿Q看来“阔”是一件最能替自己赢得尊严的事，而受人欺辱的原因是自己目前不够阔。鲁迅把阿Q置身在一种贫困潦倒没有半点希望的状态下，反映了在革命意识最薄弱的农村，下层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既是打破封建黑暗的原动力也是造成国人劣根性的因素之一，由此对附着在阿Q身上的自卑的赤裸展示既是一种对此种劣根性的沉痛诠释也是一种对绝望的反抗。
学业不成转向爱情，爱情的失败使方鸿渐又将最后热情投入到事业中去。可以说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是方鸿渐为自己打造的自尊之城的最后一道围墙，三闾大学从教的失败使这堵围墙轰然倒塌，最后露出的是方鸿渐更深的自卑。靠挂名岳父在点金银行为其安排的闲差度日使方鸿渐感到了寄人篱下的痛楚，三闾大学之行中经济的困窘又使方鸿渐产生了自己“毫无用处”的自卑，而婚后生活的拮据及在收入上与孙柔嘉的差距造成的自卑感则成了方鸿渐最终从婚姻的围城中逃离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在小说中，方鸿渐从头至尾都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而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造成了方鸿渐人格上、决断上的依附。要求父亲解除婚约可以视为方鸿渐“最勇敢”的一次尝试，但当父亲以断绝经济援助做要挟的时候，方鸿渐连忙回信告饶解释，“从此便不敢妄想”；方豚翁希望孙柔嘉辞去工作在家做事，很显然方鸿渐对父亲的理论是赞同的，但遭到了孙柔嘉的一番反驳：“在家里享福，谁不愿意？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呀！我问你，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可以把我供在家里，还是你方家有祖传的家当？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八字还未见一撇呢！我挣我的钱，还不好么？倒说风凉话！”尽管方鸿渐有一百个不愿意，但“吵架并没有变得严重”。经济地位的丧失造成了方鸿渐家庭地位的动摇，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又使方鸿渐进行不断的自我否定，知识分子的傲气与世俗的功利冲突迫使方鸿渐陷入一种“不愿为”与“不能为”的矛盾之中，而这最终使方鸿渐慌乱而盲目地冲出了婚姻的围城。
无论是赤贫势弱的阿Q还是对于周围的环境有更多的优越感和屈驾力的方鸿渐，他们都是作者给以最多关照的那类人物的代表。鲁迅塑造阿Q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他觉得阿Q不是未庄的阿Q，而是全中国的阿Q，他寄希望于“二十年后”觉醒而重生的阿Q；钱钟书塑造的方鸿渐则是作者从全人类的角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及畸形心理的斥解。主人公的每一次的醒悟都成为下一步更大失败的台阶，不自觉的反抗的失败又使他们从觉醒走向绝望。作者通过人物自身性格的缺陷及其由此表现出的种种荒唐的举动对所关注国人的“渺茫”状态的深深忧虑，同时也显现出作者无法为其找到出路时感受到的迷茫和痛苦。
这种痛苦绵延至今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现在许多人仍不免沉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使自己在人生多次失意之后，心灵找不到有力的支撑，而滑入泥淖之中，活着只是在加剧自己生命的苦楚！
可怕的不是人生失意，而是心灵的失控。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生最坚实和广阔的战场，只有依靠它，才能在充满挑战的人生旅途中一次又一次战胜敌手而使自己的人生富有珍贵之意义。
2.9999块石头与1块石头的差距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有许多事不能如愿以偿。心理素质好的豁达开朗，沉着应对，于是成功了；心理素质差，烦恼缠绕，难以自拔，于是倒下了。就像一个木桶，它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智商），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情商）。
成功唯一的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寻宝人已经在河边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人筋疲力尽，全身痛得几乎动弹不得。他坐在河床的石头上，对他的伙伴说：
“你看，我已捡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石头，却还没找到一块宝石，我实在不想捡了，也实在捡不动了。就算我命苦吧，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干一件事，没想到又是劳无所获，落得如此下场！”他的伙伴开玩笑地回答：“那你最好再捡一块，凑足一万吧，反正多捡一块也累不死你，少捡一块也不能使你的累减轻一分。”寻宝人疲累地闭上眼睛，随手在一堆石头中捡起一块石子，说：“好！这就是最后一块了。”
当他握着手中的石子时，感觉到这石头比一般的重，于是他睁眼一看，惊讶地大叫。因为他手中握着的正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
在人生漫漫的历程中，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都难免要遭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但有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失败面前一蹶不振，跌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而另一种人面对失意和打击却愈战愈勇，最终迎来期待中的成功。两者间的反差，也许仅在于成功者拥有失败者所不具备的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永不轻言放弃的心态。柏拉图说过：“成功唯一的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失败的次数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近，成功往往是最后一分钟来访的客人。这也正是故事说明的道理，而故事中9999块和最后1块的巧合更多只是一种象征，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像寻宝人一样历数我们失败过多少次，更无法用数量去衡量我们的付出，同时，或许也很难适时的碰到像寻宝人的伙伴那样适时鼓励自己的人。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坚持力，依靠自己坚强的心理素质。
因此，我们要进行耐挫能力培养。挫折承受力是一个人适应环境，经受生活考验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一个人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也像其他品质一样，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在这方面，日本有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活动，如野外远足、马拉松赛等，有意识地让孩子从中经受锻炼。
有些学校强行规定，野外远足时只准带两个饭团。还有不少城市的中小学校，兴起了一股“穷留学”的风气，即让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到偏远山区、村寨和农村孩子共同生活、劳动，经受酷暑、严寒和贫困。正是这种磨炼，使人变得自立、自强、坚韧不拔。
从每天1分钱到一个月1040万元
一个很穷的聪明人去给一个很愚蠢的富人打工。富人问这个聪明人每个月多少工钱，聪明人说第一天只要1分钱，第二天2分钱，第三天4分钱，第四天8分钱，依此类推，一个月结一次账。
富人一听高兴坏了：这家伙真是一个笨蛋，一个月才要这么一点点钱，于是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源于一个外国的古代故事：一个发明了一种玩具的大臣向国王索要奖励，国王见大臣索要之钱简直微不足道，一下答应了，最后他没有办法给这个大臣付出索要之钱。
同样，这位愚蠢的富人也无法给那个聪明人如此多的钱：如果这个月是28天，就是130万元；如果这个月是31天，就是1040万元。
——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近乎无聊的故事，我们感兴趣的是最后三天居然能够产出如此多的钱。也就是说，当一个事物到了成倍增长的时候，越是到最后，其威力越是令人瞠目结舌。换句话说，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最后三天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这样！
3.冉阿让与沙威的较量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书中的两大对立人物：冉阿让和沙威。这两个心理素质很强的人穷其一生的较量，在正义与邪恶、职责与操守分界点上为人们画了一道很复杂的线。
许多年来，人们对冉阿让的人品操守的伟大感到钦佩的同时也越来越为沙威职业操守中的执著叹服。虽然两个对立人物的对与错、善与恶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人品却同样值得尊重，特别在各行各业将“职业道德”视为第一要务的现代社会中，沙威作为一名警探的一生的无悔追踪，更值得人们称道。而冉阿让的仁善和不屈则作为为人之本，慢慢趋于淡化。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错位。面对这部影响了无数人的不朽作品，我们应该更多地探求其中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