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3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3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3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3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3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 ”，第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3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3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速度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资金不足，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元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倒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3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可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3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的“六四”事件对新一届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你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你都会去香港。请问你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你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可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有人讲，因为你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你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你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你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人们称你为“经济沙皇”，你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别行政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介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可是，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200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你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即使这样，中国目前对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000万门以上，世界第一，这个市场还小吗？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遇到哪些困难？你说要用3年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会不会推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是不是要等中国对银行系统进行非常彻底的改革之后，才能向更多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营业执照？
朱镕基：金融改革我们规定了3年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今年就要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我们定3年的目标是因为估计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至于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现在请李岚清副总理回答。
李岚清：我想讲三点。第一点，中国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11年的谈判，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
第二点，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世贸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是第十位的国家参加，我看它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有少数成员认为中国很需要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并不太需要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
第三点，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准备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利。我们的改革已经大大前进了，这10多年当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世贸组织，但是很多改革已经比原来的承诺发展得更快。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预定的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要继续按照预定的目标一步步改革。现在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获得解决。
台港《中国时报》记者：未来5年，你所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领导的海协会曾给海基会发函，希望、欢迎辜振甫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对于辜振甫先生来访问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什么时机比较合适？
朱镕基：关于：关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春节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八项原则（八项原则，指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单位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的八项主张。是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两岸贸易问题，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萧万长先生（萧万长，当时任台湾“行政院长”。）对此都有积极的反应，我相信这种关系一定会改善。关于辜振甫先生访问的问题，我请钱其琛副总理介绍一些情况。
钱其琛：关于两岸的贸易，根据我们的统计，台湾的顺差大概有170亿美元，这对台湾非常有好处。发展两岸经济联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实现“三通”（三通，即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辜振甫先生表示要来访问，海协会已经成为表示欢迎。据说台湾方面还要派其他人员预先来商量，我们也欢迎。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新问题今天就要就职了，请问你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朱镕基：我昨天已给当选的印度新总理发了贺电。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我在1983年曾经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世界能源会议，印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朱镕基简介：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曾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国家经委委员，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酷爱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