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西方七国协议开始，美元又转而升值，克林顿政府公开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当时来自华尔街的最大投资银行之一高盛公司的罗伯特·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他认为美元坚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不遗余力地坚持执行。1995年4月19日，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美元兑79.85日元的最低点后开始上升。在西方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5月，美元兑日元升值了55%，兑马克升值了30%。由于形势发生显著逆转，使与美元挂钩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日元等也相对升值，亚洲国家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于日本及其他地区来说，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作为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结果，1996年，这些国家大多出现严重贸易赤字。大部分亚洲国家1995年出口都比上年增长20%～30%，但到1996年仅比上一年增长很少几个百分点{2}。另据统计，除中国和日本外，亚洲整体出口增长率从1994年的20%剧降到1996年的4.3%。其中韩国从26.3%下降到8.4%，马来西亚从20.1%下降到10.1%，泰国从24.2%下降到3.3%{3}。
1996年，泰国经济学家阿里申·沈曾经对泰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提出警告说，在明显的国内需求不足和出口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放宽汇率浮动限制及改变一篮子货币的组成结构将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当时泰国表面上的经济形势仍不错，泰国中央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大量外资进入的潜在危险。本币贬值虽然可以促进商品出口，但亚洲国家货币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各国政府都不愿意轻易采取货币贬值措施。
4. 国际金融投机者
国际游资，也称热钱，是一种游离于本国经济实体之外、承担高度风险、追求高额利润、主要在他国金融市场做短期投机的资本组合。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和世贸组织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货币日平均交易量曲线自1983年以来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由1983年的平均每天不到200亿美元上升为1998年的每天超过1.2万亿美元，而其中因商品和劳务所需的每天交易量只有250亿美元{1}。这些国际游资数额巨大，投机性强，与当地政府和当地民生毫无关系，随时都可以“落井下石”危害各国经济。这股超越国界的力量，对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提出严峻挑战。金融投机者通过操纵这些国际游资成为国际炒家，对亚洲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乔治·索罗斯是世界最著名的金融投机商，同时也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谈论得最多的投机商，以至于很多的普通民众甚至认为就是他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从1995年起，泰国“地产泡沫”开始破裂，银行呆账、坏账大量增加，出口增长率锐减，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危机的迹象初露。泰国经济犹如流血的动物，其血腥味马上引来以索罗斯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投机者这些大鲨鱼的狂热。1997年1月30日，泰铢开始受到精心组织的进攻；此后，攻击不断升级。5月，投机者从泰国商业银行借来170亿泰铢，到新加坡金融市场抛售，对泰铢发起了大举进攻。泰国央行为了进行货币保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泰国不多的外汇储备用了进去。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虽然印度尼西亚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矛头直指中国香港盯住汇率制。1998年8月初，在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中国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全球性意义。1998年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5. 国际组织
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参与进来，成为影响危机发展的一股力量。
1997年8月11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援助泰国国际会议在东京举行。经过协商，确定对泰国提供约为16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以稳定泰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秩序。10月8日，印尼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印度尼西亚援助400亿美元，但要求印度尼西亚实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此作为向其提供资金的前提；11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宣布，国际社会将向印尼提供2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以帮助其稳定国内金融市场。12月23日，世界银行批准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IMF财政援助的一部分，帮助韩国摆脱危机。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与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8年2月9日，发展中国家24国集团聚会加拉加斯，签署了《加拉加斯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提出了金融风险防范的七大要点。3月9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马尼拉举行会议，设法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直到1999年7月，东南亚才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
关于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因此应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7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这实质上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6. 中国
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经受了当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外部冲击，但同时它也为中国提供了第一次真正体现一个大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当金融危机的幽灵在亚洲游荡时，许多国家的货币贬值、银根紧缩、内需减少，中国经济也饱受冲击，但是在危机中，中国对亚洲国家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向世人证明自己可以在国际社会扮演建设性角色。由于日本在危机中的种种不良表现，其国内经济政策屡屡失误，反而使中国适时填补了它所留下的大国责任真空。特别是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承诺继续推进改革，给国际社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事实证明，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的表现好于其他国家。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小林庆一郎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给欧美投资者带来信心，留住了国外资金，有效地防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那个时候，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控制住了货币进一步从整个亚洲地区向外流出。由于中国政府公开表示不会贬值人民币，所以欧美的一些投资家们才感到安心。因此，国外资金才能经由中国停留在亚洲。这对于防止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是非常有效的。”世界银行东南亚区首席经济师卡齐·马丁把中国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形容为“支持性的贡献”。另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周边国家金融的恢复有所帮助。“我认为中国在10年前（金融危机时）的表现是非常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当时，周边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于稳定地区金融是很重要、很有帮助的。此外，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对周边国家金融的恢复有所帮助。”
二、金融危机推动亚洲产业结构调整
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是，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1}，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的势头放缓，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这一过程还需要与日本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1）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产业升级趋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确立全球主导地位的电子电气产品没有出现根本性进步，国内产业结构停留在制造业的深加工和精加工阶段；与此同时，“四小龙”、东盟却继续沿着“雁形模式”的产业阶梯向上攀登。
（2）日本在东亚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投资重点转向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机电产业，使东盟国家在电子产品上与“四小龙”的产业差距迅速缩小。
（3）“四小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备了与日本企业一决高下的实力，在纺织、皮革、电器、精密仪器、钢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产业产品上，“四小龙”与日本的竞争十分激烈。
（4）“四小龙”成为东盟最大的投资伙伴，加快了东盟结构转换与升级的步伐。
（5）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展开，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迫使日本跨国公司不得不在较早阶段就把生产基地转移出去，并打破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到东盟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1}。
上述五种现象的综合结果是：起源于日本的产业链国际传递机制出现了混乱。日本产业升级停滞，而“四小龙”和东盟的产业与技术追赶却加速进行，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趋于静止化，而仅仅是已有生产能力和技术在“四小龙”和东盟的水平扩展和放大，特别在电子产品上，跨国公司的大肆扩张导致东亚各国产业结构迅速趋同。1995年，马来西亚出口的50%、菲律宾出口的45%、韩国出口的40%、泰国出口的1/3均为电子产品。1995年，全球64%的硬盘驱动器、38%的半导体在东亚生产。由于东亚电子工业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建立起来的，本地企业也大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缺乏，难以形成差别化优势。在产品结构雷同、技术近似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只能靠低成本实现。同时，该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绝大部分属于可替代性强的家电产品，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制度环境下，国内需求不足，出口比重过大，出口市场又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达国家的需求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都极易引发东亚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和恶性竞争。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普遍供过于求，引发一场价格大战。这场恶性竞争使东南亚损失惨重，出口大幅度下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日本、中国台湾省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从1995年的20%、23%、21%、10%、17%，急剧下跌至1996年的-1%、4%、6%、-8%、4%{2}。出口的大幅度滑坡造成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大，外汇储备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过去30年为东亚经济奇迹做出贡献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最终将成为明日黄花，而技术和知识竞争力的提高才是东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希望所在。发展以提高科技含量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1}。
1. 加快发展信息网络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