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一晃而逝。距离1997年发生的那场令许多亚洲国家为之色变的金融危机已经有十余年了。曾经有人估计，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带来的金融、经济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金钱损失还要大。这场危机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严重衰退，企业和金融机构大批破产，还几乎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滞缓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如今，那些曾经被金融风暴席卷过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所受的创伤都已慢慢愈合，然而汹涌的国际资本流动却无时不在提醒着人们，金融危机的幽灵并未远去。虽然各国已经开始着手健全自身的金融体系，但面临的外部环境却愈加变幻莫测。亚洲金融体系建设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一切依然只是刚刚开始。
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一）危机表面
1997年7月2日，曼谷。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泰国银行对外宣布，泰铢不再盯住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随后，泰铢狂跌20%！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泰铢的贬值引发了连锁反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随之陷入危机，亚洲金融风暴全面爆发。1997年9月，中国香港、韩国的货币也开始狂跌。10月22日，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的时期。28日，美国、中国香港股指均跌破历史纪录。11月，日本加入这一行列……危机继续扩大，在1998年袭击了俄罗斯卢布，在1999年袭击了巴西瑞亚尔，并蔓延到了阿根廷和土耳其。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泰国。与1995年相比，1996年泰国的一些经济指标已经明显恶化，经济增长速度由8.7%下降到了6.7%，外汇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1997年5月，以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了猛烈冲击；7月2日，泰国政府放弃盯住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便从25泰铢兑1美元下降了20%；1998年2月，贬值幅度达到48.2泰铢兑1美元。泰铢持续大幅度的贬值，造成国民财富大幅度缩水、市面萧条、房地产发展呆滞、股市暴跌、企业和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1998年，泰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6.4%，失业率高达8.8%，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后增加了30%{1}。
危机如同瘟疫，迅速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肆虐开来。1997年8月14日，印度尼西亚宣布其货币自由浮动。10月，与7月相比，印度尼西亚盾已贬值36.6%，直至1998年仍在进一步贬值。货币危机导致股市危机，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综合指数从7月的740点跌至12月的339点。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其1998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倒退到1995年以前的水平，至1999年仍未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99年年底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2}。
由于马来西亚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所以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很容易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1997年7月9日，马来西亚股市指数下跌至18个月来最低点；1998年年初，马来西亚的货币林吉特贬值幅度达到37%，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随之大幅度下跌，整个资金市场蒙上了阴影，外资锐减，马来西亚在过去连续9年内保持年均7.8%的高增长率首次严重受挫，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7.8%，而1998年则变为-7.4%{3}，中央银行也放弃了盯住汇率制。
在7月2日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菲律宾比索马上就成为国际投机者的进攻目标。7月11日，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允许比索兑美元“在中央银行较小的干预下”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当日贬值11.5%，利率狂升到25%。自此之后，直到进入1998年后，比索汇率一直在波动中下跌，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也损失巨大。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金融投机者移师中国香港，对香港的股市形成打击。10月23日，中国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在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之后，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金融危机在侵袭“汉江奇迹”的韩国时达到了高潮。1996年，韩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以23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在国内前30家大企业集团中，13家出现了赤字，总负债额为270万亿韩元，利润率仅有0.17%{1}；1997年，韩元兑美元的比价从870韩元兑1美元跌至90韩元兑1美元，到11月18日已跌至1012.80韩元兑1美元。韩宝、起亚、真露等韩国大企业集团纷纷破产，外债总额超过了200亿美元。危机使得韩国的汇率和股指狂跌、外汇储备直线下降、银行信誉一落千丈，金融秩序空前混乱。直到12月3日，韩国与IMF签署了“城下之盟”后，IMF向韩国提供210亿美元的备用信贷，才阻止了危机进一步蔓延。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在各方努力下，一直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才宣告结束。
（二）危机背后
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胡佛曾不无讥诮地说，货币往往好像装在一艘老式帆船上的大炮，它在得到控制时是一种力量和权势的源泉，但在它脱离了控制时就会变成致命的打击{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经历了一场由货币脱离控制所带来的“致命打击”。从根本上讲，这场金融风暴的发生，既有亚洲各国内部的原因，但也不乏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操纵。
1. 东南亚各国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相继陷入了金融危机，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但金融危机快速地在这几个国家集中爆发，还是有一部分共性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对外贸和外来投资的依赖、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以泰国为例。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使其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二是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2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1.9%{1}。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外资对泰国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政府既难以提高利息率，也没有贬值计划，正处于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对冲基金登场了。对冲基金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了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从中得到巨额收益。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
再以马来西亚为例。在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持续的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投资基础之上的，而且大量投资集中于以电子元器件产品为主的生产部门，倾斜型生产结构的产品难以被国内市场吸收，迫使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部市场。1997年，国内消费需求只占GDP的56%，而投资产生的需求高达43%；1987—1997年，出口占GDP的份额从63%上升到93%{2}。此外，马来西亚的金融体制实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的，使得对信贷项目的审查和风险评估都变成软约束，造成了过度融资和信贷扩张。据统计，在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马来西亚国内信贷占GDP的比例大约为170%；短期外债急剧增长，从1990年的19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49亿美元，使其在外债中的比重从12.4%上升到31.6%。马来西亚金融系统的缺陷还在于监管不力，导致大量资本外流，1997年外国直接投资为67.9亿美元，1998年急剧减少为27亿美元；同期短期外债从149亿美元降至85亿美元，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投资规模，也影响了投资信心，使1998年投资增长率为-43%，当年投资占GDP比重从上年的43%急降至26.7%，失去投资支持的马来西亚经济迅即陷入衰退。与此同时，国际对冲基金也没有放过马来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对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如此唾骂，“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一下子就被这个有很多钱的白痴搞垮了。{1}”
除了共性原因外，各个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典型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权力腐败。印度尼西亚拒绝民主改革，仍沿用家族式集权统治。权力制衡机制的缺乏导致权钱交易和权力腐败。印尼总统苏哈托有6个子女，长期以来，姐弟6人依靠苏哈托总统这棵政治大树大发“政治财”，其势力已渗透到了印尼的电力、矿业、汽车、金融、石化、运输、广播、电视、通信、航空、木材、港建及餐饮13个行业，聚集了高达400亿美元的巨大社会财富，其数额相当于印尼为了克服危机而接受的国际援助贷款的总和。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尼的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西方政治评论家称为“印度尼西亚现象”。权钱交易和权力腐败使得社会的各种正常办事渠道和办事规程遭到破坏，市场经济规则得不到遵守，这不仅影响着公平竞争，制约着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还必然会使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最终导致危机的总爆发。
2. 日本、韩国
中国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曾撰文指出，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2}。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一国的GDP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2倍左右，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日本试图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导致了东亚经济泡沫的产生，其对银行海外贷款的撤回则使亚洲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而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内地。这一系统的缺陷在于供应链网络有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后，日本为刺激其经济复苏，同时避免日元被过高估值，大量推出日元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包括以日元计的官方援助和贷款。正是日本银行贷款和大量日元外流，为东亚经济泡沫与随后的1997年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1995年3月20日至4月19日，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日本银行开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态势来回收其海外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1999年，日本银行在5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贷款，1995—1999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金融危机在韩国的爆发，始于市场对韩国信心急剧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在良好的经济发展预期下，外国银行的贷款大批进入韩国。韩国银行也从国外借入低利率的贷款，然后发放给国内的客户。1994—1996年，韩国对外负债达450亿美元{1}。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为11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在一年内到期，当时韩国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韩国银行所欠外债占总债务的三分之二。此时，由于海外投资者对韩元汇率存在贬值预期，韩国债券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率也上升，韩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成本大大提高，海外投资者也不愿意继续借钱给韩国的银行，韩国银行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与此同时，在韩国的外国投资者开始撤资，尤其是短期贷款，而本国居民则纷纷继续转成外汇资产。韩国陷入外汇的流动性陷阱，外债总额高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多达650亿美元，到1997年年底还本付息额即达200多亿美元，使得韩国陷入金融崩溃的绝境。
3. 美国
由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都实行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盯住汇率制，对外贸易也多用美元结算，所以金融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元价值波动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为减少经常收支赤字，推行美元贬值政策，这就有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由此带来长达10年之久的美元贬值过程。仅从1994年3月到1995年3月，美元兑日元贬值21.7%。美元兑国际主要货币基本上都在1995年达到了最低值。在这一形势下，与美元挂钩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随着贬值，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出口快速增长优势格外明显。面对巨额的国内投资资金需求，这些国家的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选择借外币而非本币；同时，市场预期泰铢、卢比和韩元贬值具有较大可能性，由于汇率不是绝对固定和“风险溢价”效应，同一借款者对泰铢、卢比或者韩元应支付的利率比美元、日元的利率要高一些{1}。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外汇既有需求，又有供给，一时呈现供销两旺之势。然而，此时，危机已在资本市场中潜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