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曾将每天必到安垲第的四个名妓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和张书玉封为“海上四大金刚”，因为“四人既至之后，每于进门之圆桌上瀹茗，各人分占一席，若佛氏之有四金刚守镇山门，观瞻特壮也”。这四人也确实不愧此名头，常常能在服饰和妆容上推陈出新，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小说《九尾狐》中，便有林黛玉为去味莼园赴宴而精心装扮的情节：“黛玉今日的打扮，不消说得，自然比往常不同。头上戴着全付头面，身上穿着绣花衣裙，浓妆艳抹，愈显得倾国倾城，如花如玉了。”胡宝玉则每每因其大胆特异的装扮而引人侧目，小说中也写到她着男装游张园，令游人围观议论，自己却在亭子中倚栏品茗，“扬扬自得，大有一副老作家气象”。而“四大金刚”中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则在小说《九尾龟》中露了一回脸。在游张园的一群群粉白黛绿的陪衬下，她款步走了过来，在一张桌前坐下，“梳一个涵烟笼雾灵蛇髻，插一支珍珠扎就斜飞凤簪饰，虽是不多几件，而珠光宝气晔晔照人；薄施脂粉，淡扫蛾眉，虽无林下之风，大有萧疏之态”，直把个常州来的土财主惊得“三魂七魄一齐飞出顶门，飘飘荡荡的不知散向何处。”
即便是不那么顶尖的倌人，也要随着恩客不时到张园去转转，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如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失了势的沈小红，久已没有机会游张园，一去便是和情敌大打出手，只会让她从此在上海的花界更抬不起头来。而当红的名妓黄翠凤和张蕙贞，则可以坐着马车招摇过市，“大家见了，只点头微笑。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这马见有前车引领，也自跟着，纵辔飞跑。趁此下桥之势，滔滔滚滚，直奔静安寺来。一转瞬间，明园在望。当下鱼贯而入，停在穿堂阶下”。几个人下车进了安垲第，各据一桌点了清茶，“或坐或立，随意赏玩。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褉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
这番描写真是气势不凡，鼎盛时期的张园之吸引力可见一斑。更何况不仅上海人在此如鱼得水，张园早已名声在外，“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莫不游宴其间。故其地非但为上海阖邑人之聚点，实为我国全国人之聚点也”。而处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如无遮大会一般的热闹场景，也必然会为张园引来更广泛的关注，并促使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职责。
一些到上海来闯荡卖艺的江湖人士，便喜欢借张园之地表演以招揽人气。著名拳师霍元甲曾两度在此设擂台，约战天下英豪，当年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平江不肖生在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以写实的笔法记载了霍元甲张园打擂的盛况：“上海人最好新奇，凡是新奇的玩意儿，看的总是人山人海。我昨日听得张园帮着布置擂台的人说，前天报上一登出今日开擂的广告来，就有许多的人跑到张园去，要买票预定座位……看场中果已万头攒动，围着擂台三方面的座位，都已坐满八九成了。”小说《续海上繁华梦》中，甄敏士和几个朋友也在张园内观看过英国大力士的表演，同样是观者如堵，“大众齐齐地喝一声采，恍如山鸣谷应，震得人两耳欲聋”。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见景生情，还引发了一场“中国缺乏尚武精神是落后之因”的热烈讨论。
将任何事情都引到民族存亡的大命题上去，这是晚清知识精英的惯性思维。凭借着地势之利和旺盛的人气，味莼园中越来越频繁地举办大型公众活动，也给参与者提供了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还是在小说《续海上繁华梦》中，有一段张园举办“上海出品协会”展览的描写，几乎就是实景的真实记录：“但见园中草地之上，盖成许多草房，那草房里开着亨达利、兴昌祥等洋货钟表各店，柏德洋行留声机器、威麟电灯公司，及大庆楼酒馆、万家春番菜、小花园茶馆等各店”。再转到安垲第一看，门前却高扯着两面龙旗，里面陈列着无数出品，“俱由松江府属各县送来，凡天产、农业、工艺、美术、教育各品，不下数百余种”。
中西物品同处一园，对比如此直接，必然会刺激到一些有心人士：“却有五六个人在那里，把这陈列东西逐件研究，并说：这个出品协会虽只有松属一府，那出品已有一万四千余件之多，将来南京开劝业会，汇集各省出品，不知更有多少。中国谁说没有东西，那商业不发达的缘故，只因无人提倡，不知比较，以期精益求精所致。如今有此盛举，日后必有效果可收。”
而在小说《新上海》中，同样是慕名来参观出品协会的展览，青浦才子李梅伯和《危言报》主笔贾敏士，却对张园中样样齐备的安排很是不满，并讥笑所谓的本国“出品”名不副实：“妓女都是苏州人，滩簧也是苏滩，这是的的确确的苏属出品。戏子、船娘、变戏法、卖拳棒，虽说不定是苏、松、太三属出品，究也是本国的货物……酒楼、菜馆是酒菜的出品，表明吾国人专讲究饮食的；福引券、麻雀牌是赌具的出品，表明吾国人专讲究赌博的。这听戏、嫖妓、喝酒、赌牌，就是上海人莫大的事业。”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展览，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参观者眼中所见却不尽相同。张园或者只是提供了场地和安排活动，但各路人马蜂拥而至，不可避免地将其转变为各种意见呈现与交锋的舞台。
三、时代象征物
让张园更多地介入时代风云，这可能是园主人张叔和早已有之的想法。1897年12月，上海名士经元善为筹建第一所女子学堂，计划举行一次有中西女界共同参与的大会，正为寻找合适的会议地点大费周章，“吾华男女向有阃内外之限，请女客须择清净轩爽之地”。既要清净，又要宽敞，还要有一定的档次，不能丢了脸面，这种地方在当时公共场所并不发达的上海，实在不易寻找。一品香番菜馆虽然经常举行餐会，但太过热闹，人流也杂乱；另一家知名的私家花园徐园则因为空间太小，“非人地相宜，惬心贵当”，最终都被否定了。
正在左右为难之时，得知消息的张叔和主动致信经元善，据1897年12月5日《申报》载“愿以安垲第全座捐，免园租”，为中西女学堂请客专用，并且“照西人茶会跳舞例，亦用巡捕两名，周流巡察，不准游客从檐外经过”，还打算让自己的妻子出面照应女客，“并允内主人匡勷陪宾，照料一切”。女界同人接信后前往考察，一致认为“式式均臻妥善”。而且张园地方开阔，“安垲第可请女客三百位”，因此特意登报呼吁上海关心女学的女士都来参与，“凡吾华寓沪官绅士商名门良家太太、姨太太、小姐，未曾具柬而欲恭逢其盛者，均可一律光临”。
因为张园的慷慨协助，12月6日那场有122人参加的女界大会非常成功，被赞誉为“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到五点钟宴会结束，“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也”。这一次裙衩大会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意义深远，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由此成立。而张园也借此盛会，达到了推广形象、聚拢人气的目的，并进而证明了在上海举办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张园几乎是不可替代的首选。
自此之后，张园内各种集会和演说逐渐增多。晚清政局多变，每遇重大事件发生，张园中必有集会或演讲，动辄便引来上千人围观。由于地处租界，可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使得秉持各种不同政见和理念的人士，都以张园为最佳的宣传阵地。小说《负曝闲谈》中便写到思想激进的新派人士利用租界的治外法权，开办报纸或著书立说与政府对抗，“又在一个花园里，设了一个演说坛，每逢礼拜，总要到那演说坛里去演说”。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该花园即为张园，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都是张园演讲的常客，其言论往往非常大胆。据马叙伦回忆，“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地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而作为其“对立面”的郑孝胥、马相伯等人，也曾为庆祝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在张园演说，上海道台等官员还到场支持。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国，也是先在安垲第中接受各界集会欢迎，并发表演说，之后才赶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穿越”小说《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曾两度去张园听演说。当时正是拒俄运动期间，演讲的内容多与此有关。贾宝玉听不太懂，却对现场的混乱留下了深刻印象。演讲者有黄脸剪辫后生、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不知所云的和尚，以及满脸怒容、声大如雷的豪客。听众同样也是杂乱无章，“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出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哪里还听得出来”。这段描写虽是小说家言，但近于写实。“革命和尚”黄宗仰和爱国女学的学生林宗素，曾先后在张园登台演讲，当时颇为引人注目，“有些好事的游客油腔滑调故意把‘和尚革命’、‘女学生革命’扭在一起当作笑料”。《新石头记》中“不知所云的和尚”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可能指的就是他们。
这般众声喧哗的乱象，其实正是公共空间该有的形态。对上海人来说，游公园的时候能顺便听人演讲国事，也算是一举两得。这也使得上海民众逐渐养成了到张园参加集会或听演讲的习惯，并以此作为理解和参与国家大事的主要方式。1911年伍廷芳在张园召开剪辫大会，引来万人围观，剪掉辫子千余条。非张园之地，无以有此声势和效果。越来越深地介入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的张园，甚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特有象征物之一，以至于“许多人想起革命往事，也就想起张园的‘安垲第’来；‘安垲第’虽是姣童轶女的谈情之所，却也是革命的摇篮”。
上海开埠之初，在租界讨生活的王韬曾经抱怨，“余在沪城，无山可登，无景可玩”，深感“桎梏若楚囚”，不得不“与屠沽辈诣黄垆痛饮，醉后抵掌高歌”，或者“作苏门长啸，时人目为狂生”。清末张园等处由私家转为公园，既满足了人们日常娱乐的需求，又为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场地。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而那般“车马填咽、士女如云”的繁盛景致，也就适当其时地成为了一出改朝换代的大戏中最醒目的背景。（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颜浩，1975年出生，湖南株洲人，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国柯盖特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专著《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