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
常言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有条件的穿名牌，玩混搭，尽显时尚尊贵；没条件的随便穿，工作装，休闲服，感觉舒服就行。
但在古代，着装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是“礼”的一部分，不仅要遵从身份、场合、程序，甚至在佩饰品上也有严格的规范，比如父母健在，儿女不得穿纯白色衣服（父母在，冠衣不纯素）等等。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也建立了服饰制度，对官民士庶着装提出了种种要求，三百余年尚文尚质，以期维护上下等级和长上尊严。但事与愿违，作为物质与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用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极致”。
一、极致的乱
有个口头禅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喻政令之乱。宋代人的穿着，大致情形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朝廷下大力气搞出来的服制，在宋初就基本沦为一纸空文。本来，宋代服制对官服与民服设置了许多甲鱼的臀部（规定）。
如官服分朝服和公服，朝服只在朝会及祭祀时穿戴，朱衣朱裳加相应冠冕；公服是官员常服，按级别高低区分出各种颜色：三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等等（《宋史·舆服志》）。公服是圆领大袖，腰间束革带，头上戴幞头，脚穿革履或丝麻鞋子。依照规定，凡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高级官员，都必须佩带用金、银装饰为鱼形的“鱼袋”。庶民百姓只许穿白色衣服（此处有违古代礼制，不知何故），后来又允许流外官、举人、庶人穿黑色衣服。但实际生活中，人们根本不把朝廷的服制当回事。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官民之间的着装、车驾、丧葬等，本来都有等级规定，但今年来都乱了。逾僭，即超标准、超规格之意）元佑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僭侈，因追求奢侈而超等级）（《宋史·舆服志》）
其后张耒也指出，胥徒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基本雷同，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皇帝即位至今，服制未变，目的就是为区分等级尊长，让士庶各按本分，消除其奢侈违制之心）（《衣冠篇》）
南宋人的着装更乱，由于大批北民南迁，多民族服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几乎乱成了一锅粥。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南渡后，服制基本全乱套了，高级官员穿一种紫色的衣衫，没想到，普通胥吏、小民也纷纷穿紫衫）
秦桧的小儿子秦僖曾穿“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如今朝野上下着装完全没有章法，分不清是官是民，更分不清士大夫的品级高低了）
除了“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有的服饰区别也已不再严格区分。《东京梦华录》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按照规定，民间各行各业都有着装的要求，不能乱了。比如香铺裹香的伙计，应戴一种有长披背的帽子，典押行掌柜的，得穿特制的马甲，系角带，不准戴帽子等等，这样一来，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
而《梦粱录》记杭城风俗，谈到上述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佑（1241-1252年）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
生，不体旧规……”（淳佑，宋理宗的年号，晚年后生指的是年轻人，不体旧规，即着装爱标新立异，不依照朝廷的服制要求穿衣服）
二、极致的奢
服饰文化的发展，是各种信息继承、传播、接受和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纺织技术的进步。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平定西蜀、南唐、吴越时，得以百千万匹计的大量丝绸、彩锦、异绫收入政府库藏，并设置织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等机构，为着装的奢侈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障。
时至南宋，北地尽失，汴京的这些机构也迁至杭州，宫廷高级工匠们带来了精湛的纺织技艺，民间包括少数民族的纺织技术和艺人也随移民传入，促进了南北技术交流，使两浙成为全国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南宋绫锦院有织机三百架，人数也过千人（《宋会要辑稿》）。庄绰《鸡肋编》卷上载：“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越州尼，指浙江的尼姑，她们说，寺庙里那些织布的人都是北方来的著名工匠“隔织”。婺州即金华，东阳属金华治下。此两地出产的丝织品，质量不输于原开封和大名府的高档丝织品）
由于随皇室南迁的大多是开封显贵，使得江南人口激增，奢侈之风亦渐成，他们有对高级纺织的品位需求，不但刺激了技术的进步，也为着装的极致奢华，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宋人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记南宋临安：“名家彩帛铺上细匹段，而锦绮缣素，皆诸处所无者”。（知名的店铺一般不进粗布，只进那些华丽的质地优良的绮和缣，属于独家经销，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界身，巷名，南宋著名的高档丝织品交易场所，相当于如今的批发一条街）彩帛、生帛交易额之巨大，充分反映出官民士庶对服饰奢华的需求。
南宋人在着装上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都民，特指杭州市民。元夕节又称上元夜，即元宵节。闹蛾等皆是女人头上的饰品）（周密《武林旧事》）。
贵族女人更是珠光宝气，相互斗美攀艳。咸淳年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咸淳，宋度宗年号，无遗，即没有剩下的，类似于抢手货）（《宋史·五行志三》）。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天蒙蒙亮）满街叫卖楸叶（一种乔木，产于热带雨林，叶子可入药），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
鹿胎皮和翠羽等饰品都相当难得，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年）曾下令“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头饰）”（《宋史·舆服志五》）。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梦粱录》）。
孝宗时，李椿曾上奏：“三十年来……农贩细民至用道服（礼服，指官员的常服）、背子（印有行业记号的马甲）、紫衫（官服）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什么叫“霞帔”？古装剧里常有“凤冠霞帔”的说法，是一种名贵的五彩斑斓的披风，多见于宫廷嫔妃和贵族女子穿戴。而南宋的“农贩细民”妇女也这么穿，算是把奢侈穿出极致了。
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促使了杭州服饰奢侈风气的生成，而古代都城效应也使这种极致的奢侈风气超越地域之限，波及周边甚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从而对整个社会风尚产生重要影响。
三、极致的争
早在北宋中期，朝野就有“衣服变古”之争议，甚者则有“服妖”（奇装异服）之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逮至南宋，这种争，更趋明显且激烈。
南宋统治的百余年间，政治移民和战争移民延绵不断，其中以北方移民为主，还包括一个东北民族内迁中原、渐滋南下的过程。移民带来的北方服饰文化和南方服饰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之后，形成了以南方服饰文化为主，同时带有一定北方遗留的新南方服饰文化。这就是极致之争的结果。
士大夫曾固守：“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东都指开封）这一方面是生活习惯所致，另一方面也必然和南宋上层恢复故国的政治企图有关（《宋史·舆服志》）。但仍有许多官民士庶爱穿“胡服”和“仿效蕃装”。
孝宗乾道年间，有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同胡服）”（《宋史全文》）。淳熙（宋孝宗年号）年间，袁说友上奏：“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指北方少数民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紫中带红）色，谓之顺圣紫（借口，表示对皇帝效忠）。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牧民常穿），用皂革（牛皮的一种），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女真发型），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杨士奇、黄淮《历代名臣奏议》）。
最为严重的是中原汉人着装的“胡化”对南宋服制的冲击。因为南迁移民中确有一定数量的女真人、契丹人等少数民族人口。南宋人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颇有微词，纷纷上奏，要求政府严加防范。
范成大亲眼所见“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开封）尤甚”（《揽辔录》）。楼钥曾记乐人：“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攻婉集》）。韩元吉也说：“舞女不记宣和（宋徽宗年号）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宋诗钞》）。可见一般汉族百姓服装胡化已相当普遍，艺人在表演服装也同样出现胡化现象。南北服饰上的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就是老移民对新移民在文化上的疏远感，并引发文化之争。
南宋丞相谢深甫曾制定严格的服饰禁令：“诸服饰不得效四夷（代指少数民族），其蕃商（异族商人）住中国者准此，若暂住往来者听身从本俗。”即本朝人不得仿用外朝服饰，即使是长期住在宋的外藩商人也要穿宋朝衣服，并规定“诸服效四夷者杖一百”。发现违禁现象，准许人告发，并给与奖赏，“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赏“钱五十贯”（《庆元条法事类》）。
透过上述三种“极致”，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两宋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民族战争不断，但民族间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交流并未中断。政治从来就不是服饰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障碍，在很多时候还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赵炎，原名赵永奎，1968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文史学者，曾任职于《华声》杂志、《北京晨报》等多家媒体。出版过《Q版三国》、《零碎的历史风情》、《就在历史拐弯处》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