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存与存，国亡与亡？
南京，是该拿主意的时候了。
东北的烽火已经燃起了四五天，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随之燃遍全国，各方的通电宣言交互传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感到应该公开地展示一个正式的姿态。
这天上午，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齐聚中大礼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6000多人。南京市11个区党部的常委任主席团，主席陈海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余井塘、方觉慧等。会场气氛紧张肃穆，与会者义愤形之于色。
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从东北的局势谈到世界形势，谈到中央的主张。实际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给各级党部发出过训令。所以，听众对蒋介石大讲的“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并不感到新鲜。让大家神情肃穆紧张的却是他们从蒋介石那浓郁浙江口音的讲话中，听出一丝忧虑。
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殊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很大之试验。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心一德，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
在这6000多的听众中，除了少数国民党要人能体会蒋介石的忧虑外，一般听众是很难理解他的用心的，因为群众不是政治决策的局内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时局和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的真正差距，有多么准确的认识。
在讲话的最后，大家总算听到了一些鼓舞：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
听众们虽然听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言辞，但仍不免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在蒋介石的讲话中，充斥说对中国民众涣散与无纪律的批评，充斥说对诉诸国联的期待，充斥着对服从统一领导的告诫，在这一切中，似乎都反应不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信念和决心。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总是应该和抗日到底连在一起的。听蒋介石讲话的意思，似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与牺牲，只是他这位领袖人物的事，而与普通大众无关，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对于对日本的侵略更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民众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忧虑是多余的。人人都指其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可是他自己却清楚，他领导的国家是多么的分散无力，他操纵的政府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这些，都不能直白地告诉民众，只能是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日本人的说法，道出了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切技巧的设计，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可是，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他总是试图告诉民众：我这个当领袖的是多么的难做，你们可一定要服从中央，忍耐再忍耐哦！在义愤填膺的民众面前，如果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出“忍耐”二字，那么无论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诸如“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类，到头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激怒民众，并最终使他们把矛头直指向你，说你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情绪开始是反日，不几天就开始转向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蒋介石喜欢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自己许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领袖角色，仿佛与国家共存亡的不是整个中国民众，而只是他自己，没民众什么事，大家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在民众面前自视甚高而视民众为无物的政治人物，不是贬损了民众，而恰恰是贬损了自己。
蒋介石的弱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漠视民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为题目的演讲，对民众并没有起到太积极的作用——民众没有看到一个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的抵抗政府，政府也没有看到一个愿意服从中央的民众。
大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
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
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暂为抗日而战；
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绝交。
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这五项决议一项也没有落实。
此时国民党内部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宁、粤两个国民政府遥相对峙，所谓“举国一心”当然谈不上。眼下当务之急是谋求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两个国民政府。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胡汉民因年初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训政时期约法”之争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事亦成为宁粤分裂的契机；此时敦请胡汉民销假视事，出山共谋国是，当然是想为宁粤和解打开契机。
可是胡汉民不吃这一套，他不愿再以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政治秘书的身份，再屈从于蒋介石现实的压力。在对待胡汉民及广州国民政府的问题上，蒋介石终于没能做到游刃有余。
三个人与一场战争
这一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三个人，都出现在了三宅光治的家中，关东军参谋长把他们叫去，商量如何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善后——以何种形式对被占领土地实现统治的问题。商议的结果我们以后再交待，这里想说说这三个人。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组合，因为没有这三个人，九一八事变的谋划、制造、发动甚至结果——一个伪满洲国的建立，就如同失去主角的连续剧。
石原在进入作战军队前，是一名军事教官，他富有战争理论和战略思维，是日本军队中少有的智库型人物，他对于自己看准了的东西，就坚持不渝，甚至不惜违反日军军令而退出军界。板垣是一个富有行动力军人，他是日本少壮军官一手策动事变的主持者，日后他所率领的师团，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土肥原是一个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人缘颇为熟稔的中国通，与前两位热心于军事行动的日本军官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肩负着来自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秘密使命，致力于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伪政权，当然，这与他身为日本特务的身份是相符的。三人之中，除石原外，其他两人都是战后的甲级战犯，并最终被处以死刑。他们虽然日后的际遇不尽相同，可在九一八事变时期，都是日本少壮军队的代表，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复杂而微妙的主战少壮军官、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间的互动，日本才以“断然”的方式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尽管，其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
对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石原是当之无愧的。他这个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以1918级中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被派往柏林学习欧洲军事。与其他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相比，他的思维显得广阔而深远，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对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著作的熟悉程度。
在一般日本军官的眼中，也许战争就是冲杀与劫掠，可石原却更倾向于从国际关系和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待战争，甚至认为最终的战争是关乎世界命运的。根据他的逻辑，日本是东方精神价值的代表，而美国则是西文精神价值的代表，所以一场关涉两个文明冲突的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所以，早年的石原是以美国为最终假想敌，来考虑和设计日本的军事战略的。而严峻的形势在于，弹丸之地的日本无法与踞有新大陆的美国相抗衡，于是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在内的东亚联盟，就成为石原的近期目标。
也许，正是这种思路才是他要求到关东军来任职的真正原因。只有占领了满蒙，才可以向南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同时东北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成为以占养战的不竭源泉。所以可以说，石原就是抱着把关东军打造成占领中国东北的尖兵的目的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