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石原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河本大作的助手。那年，他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也许这本来应该成为石原的一次挫败，可接替河本的竟然是板垣征四郎上校，他与石原是老相识，在日本仙台时二人就对帝国的命运进行过讨论，所谈甚为投机。后来日本战史家说，他们二人是日本对华战史中的“绝配”。当然，二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也远比河本上校成功得多，“精彩”得多。
1935年，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调任参谋本部任作战部部长。此时，他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崛起后，他认为这个近在眼前的敌人，才是日本最大、最直接的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是苏军的对手。为此他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
石原思维的上述转变，也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在他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日本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
1937年7月，在日军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夕，石原曾两次坚持撤销动员令，他也曾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一次外务省会议上说：“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他的下属军务局长武藤章反唇相讥地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变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效仿您的事业而已。”此刻的石原，深深感受到了历史的反讽意味。此后的石原一直在国内批评着在他看来误入歧途的战争，他也渐渐受到日本军界的排挤，最终不得不淡出日本军界。
石原胸怀帝国战略的历史感，以战略家的面貌在日本军界崛起，他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这台战争机器，但终于又被这台已经转得太快的战争机器所抛弃——这是石原的悲剧；但又正是由于石原对战争的反省和批评，战后他没有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这抑或是石原的喜剧？
与石原不同，板垣则更多的体现出一个职业军人的特点，无论是其家世渊源还是其出身本身。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他的父亲板垣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也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很深，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河本大作由于炸死张作霖的事情败露离职，板垣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识石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二人在仙台时的交谈，于是很快走上了既定的道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二人组”一拍即合。
在日本少壮军官的眼里，板垣性格包容、待人宽厚、处事果决，是典型的“帅才”；石原以他的深远的思想使人敬佩，但却不易接近。但这二人在一起，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板垣是高级参谋，他既有带兵打仗的阅历，又有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所以对于发动事变而言，是一个合适的主事人。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与土肥原、本庄繁一样，在日本军内都赢得了“中国通”的名声。他对于中国东北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对美、俄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他与石原合作还不到一年，二人就共同策划并由他主要组织了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三省的三次“参谋旅行”。以二人为首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进攻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的遭遇战等，都在他们的脑子中细细地缕了一遍。这三次参谋旅行，为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展开军事行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事变发生的当晚，他坐镇奉天特务机关，当河本末守中尉向他报告爆破柳条湖满铁成功的消息后，是他第一个向关东军下达了攻击北大营的命令，这时，他作为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带过兵、打过仗的日本军官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当然，他还很坚定，据说当日本外交官森岛前去试图阻止关东军的冒险行为时，他曾拨出军刀显示了日本军队的行动绝不受外交部门的辖制。
可以说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板垣作为帝国军人的生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来当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日本精锐的第5机械化师师团长，但在中国的作战却乏善可陈。之后，他还担任过日本陆相等要职，也于1941年终于实现了少时“当大将”的夙愿。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不如九一八事变中的“板垣大佐”来得“光荣”。1948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几分钟后气绝命亡。
与上述两位相比，土肥原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9月22日三宅光治的家中，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蒙满五族共和国”——亦即日本伪满洲国的方案的，而且，这个方案并非神来之笔，而是他多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的长期目标。
土肥原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设在北平的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他肩负了日本陆军最高当局的某种秘密使命。1918年，他调任北洋政府黑龙江督军顾问，1920年任日军步兵营长，1920年赴欧洲考察军事，1923年重返坂西公馆——人们已从中隐隐看出日本陆军当局对他的刻意培养。
据说，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精通四种中国方言，常常身着中国长衫或中山装，还加入了中国的帮派。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对于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习气和各派斗争——总之属于潜规则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这些中国通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家中往往是笙歌达旦，在日本舞伎的轻歌曼舞中，中国方面的情报就流入了他的耳中，因此，他也得到了“东方劳伦斯”的称谓。
土肥原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到山西与阎“叙旧”，阎对这位颇有来头的日本同学自然是待如上宾。于是他向阎提出要到山西各地“旅行”，阎慨然应允。于是，他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的考虑，对于山西北部要塞雁门关的地理情况尤为留意，详细测记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地点。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山西守军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是关北的铁甲关更是地形险要，重武器很难施展，故没有设兵布防。但日军很快就凭着当年土肥原绘制的地图，从最为险要的铁甲岭越过了雁门关，使中国守军大吃一惊，直到很晚他们才搞清为什么日军会对地形更为熟悉的原由。
九一八事变前夕，土肥原由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一调任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天津时就已经盯上了溥仪，而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也正是他对日本的满蒙方略做出的最大贡献，尽管事变发生时，他并不在奉天，而是在东京向最高当局汇报自己关于“根本解决”蒙满问题的想法。
多年后的溥仪在回忆他对土肥原接触的情境时，讲述了一个“祛魅”后的土肥原的形象：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成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穿了一套日本式的西装。他的中国话似乎也不怎么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他还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这个真实的土肥原，尽管没有传说中的神奇，但却是“大巧似拙”，仅从“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这一点，就足见这个特务的可怕程度。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晋升为中将的土肥原，也曾担任师团长，带兵直接参与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可是约一年后，他又奉调回国，参加由陆、海、外代表组成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统一的伪政权，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土肥原机关。可是这一次他却失手了，他没能成功地策动吴佩孚出任伪政权首脑，而让另一个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抢了先——他们率先策反了汪精卫。
据说，土肥原在与人交往时，处处以晚辈自居，看上去对世事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不对他加强防备，反而是颇有好感。对这种外表忠厚、内藏奸诈的人，中国人是最痛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