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折回南京主持大局
扬子江上，永绥舰顺流而下。
舰上，蒋介石沉默无言。昨天，他收到南京方面召他回去主持一切的电报。事变还是发生了。尽管他力持镇定，但忧色仍不免形之于表。
本来，国事多舛，已是应对不暇，现又忽遭突变，前途叵测。自己仿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般为南京方面所期待。自己又将如何主持一切呢？
自从黄埔练兵以来，他一直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动荡漩涡里，也愈来愈深地陷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一向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他在行止上也尽量效法这两位先贤，引“精浑澹定”、“应战以一”为戒条，励行修身，他也像曾国藩那样，勤写日记。尽管做足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自我修炼的功夫，但此时的他，还是无法避免心中的焦虑与失望。
9月19日，他即收到日军在东北启衅的消息。虽然事起突然，局势尚在混乱之中，但以他这几年来处理对日邦交的经验，他预感到，这回将是一次非常之变。刹那间，他有一种国事堪虞寻思无计的惶恐感。
一天过去了，日军在东北长驱各战略要地。日军意图愈渐清楚，局势愈渐明朗，他的心绪也渐渐地沉淀下来。20日的日记中，他写下：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惟有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日再图一战，尽雪前耻。
永绥舰上的蒋介石，迎着江风，迎着不测的未来，主意渐渐地打定。
这天下午2时，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城中诸军政要员早已引颈以待。蒋介石一抵京，大家旋即齐聚中山园陵官邸，讨论时局及应对方略。
会上，蒋介石主张先诉诸公理，将日本侵占东三省这一事实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签约国，希望国际力量出于道义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出干预，同时，号召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乍一看，这四项措施是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合理，它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应因事变所能做的一切。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四项措施却是大有可议之处。
这些措施中有一些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做的，如外交方面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又如派人前往广州方面去说服那些政治反对派，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搁置不同见解，重新回到“一个中央”的道路上来。有一些措施又是假的，是只说不干，例如军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并没有调兵北上，在以后的几年中，整个华北除了几支原本就驻扎在那里的“杂牌军”——西北军的旧部外，并不曾看到蒋介石陈兵华北，以备虎视眈眈的日军。1932年春天，当与日方紧绷的关系稍有缓和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接着是第五次“围剿”，终于迫使红军北上，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总之，是“攘外”按兵不动，“安内”大有进展。
在这四项措施中列于位末的“民众方面”，实在是有点失策，它居然把对民众“镇静忍耐”的要求，放在了“努力团结”和“准备自卫”的前边，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国民政府自己，置于了民众要求的对立面。试想，面对觊觎中国既久的日本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民众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政府代领民众进行抵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排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要求第一位的，居然是要求民众忍耐！固然，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要讲求策略，但如果直白地告诉民众要忍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一点被短短几天后民众情绪的转向——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证明。蒋介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他总以领袖自居，看不起民众，更不善于做动员民众的工作，这种缺陷是蒋本人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四项措施中，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并开展对日决策研究，可以说是惟一落在实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其中，既有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国民政府中有实权的大员，也有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这些国民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顾维钧等著名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委员会的具体决策与领导下展开的。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是，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委员会种种的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却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蒋斗争引入了新的资源，他们把反蒋与抗日联结起来，使得反蒋呼声更加高亢、有力。
此时的广州，一份电报正在通发全国：
一，蒋通电自动下野；二，广州国府通电取消；三，以和平统一会议，召行组织统一政府。盖国府同人之意，惟在推倒独裁，实现民治，倘能达此目的，更无他求。
吉林省主席熙洽开城揖盗
当南京的国民政府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之时，日军的战车仍在隆隆推进之中；当南京的兖兖诸公号召国人努力团结共赴国难之时，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已经派员向进军吉林的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输诚，表示愿意“和平接交吉林”，无条件地满足日本军队的要求。
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原本是有“辅帅”之称的张作相。张作相在老帅张作霖的时代便为张作霖所倚重，凭其资历、声望和在东北军界、政界的人脉关系而享有很高的威望。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作相主持善后事宜，镇定内外，稳住局势，扶张学良坐上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的宝座。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改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自1930年9月18日发表和平通电并率十万东北军精锐入关调停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一直驻节北平，东北的军政事务一委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代行。九一八事变前，张作相因老父去世，回锦州奔丧。张作相为尽“孝道”，将老父治丧的排场摆得极其隆重，停灵四十九日，吊唁者数以千计，锦州豪华的旅馆、饭店全都被张家包下来了。排场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治丧期间，将东北边防军事宜遂交由参谋长荣臻负责，吉林省军政则由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代行。
熙洽乃前清爱新觉罗氏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系师生关系，素有亲日倾向和复清思想。
熙洽终于有了实践他平生思想的机会了。事变发生时，长春有中国军队五六千人，驻扎在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等处。9月19日零点刚过，驻在长春“铁路附属地”的日军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晤接到沈阳那边事变已经发动的情报后，立即命令其所属部队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夜袭南岭兵营，第二大队掩袭宽城子兵营。
沈阳事变发生后，熙洽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即电令宽城子护路军第二营营长傅冠军：“如日军进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让，听候交涉。”在这道命令下，日军掩袭之时，二营的军队未作抵抗的积极准备，还在作交涉的打算；日军要求二营解除武装，遭到拒绝，双方发生交火，战斗甚是激烈。熙洽又急令“避免冲突”，二营官兵战意受挫，除一部突围出去外，大部被日军缴械。南岭兵营更是在不备的情况下受到奇袭。驻扎在南岭的炮兵第十九团团长在请示熙洽时，得到的答复是：“急速撤走，不准抵抗！”步兵第六七一团在熙洽不准抵抗的命令下，对受到攻击的炮兵团坐视不救，连日军都感到“瞠目结舌”；在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时，部分愤怒的官兵进行了还击，给日军以重创，但在迭次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后，撤出南岭。长春城中的最高行政首长周斗钦在熙洽“要忍耐，不要抵抗”的指示下，与日军接洽，解除了城中中国军队的武装，退出城外。
长春陷落。完满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熙洽，在电报中向张作相汇报说：“我在长春城埠军队，先后遵令引去。留下军械由市政处镇署派员，会同日本宪兵点收。”
19日，日军占领了沈阳、长春。这天上午，日本内阁虽然决定了“不使事态较现状扩大”的方针，但参谋本部在当日给关东军的电报中称“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受鼓舞。关东军幕僚们也建议本庄繁以“独断”的形式，向吉林进兵，以促使朝鲜军司令官也采取果断行动援助关东军，同时推动中央的军部下定决心，以向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迈进。本庄繁遂命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在长春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吉林城。
当晚，熙洽得到日军向长春集结的情报后，深恐日军夜袭吉林省城，因令省城内各部队紧急撤出：“当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态扩大。着驻省城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时吉林省城内的中国军队有独立第二十五旅所部两个团和冯占海所率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不抵抗，熙洽诡辩说：“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少数军队妄自发生冲突，是以卵击石。”
21日上午，多门中将指挥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向吉林进犯。日军因在长春曾遭抵抗而心有余悸，遂以装甲列车开路，缓缓推进。
一路小心翼翼的多门中将到达桦皮厂的时候，熙洽的使者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
熙洽得知日军已朝吉林开进时，急派外交部吉林特派员办事处主任施履本往访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表示愿意“和平交接吉林”，请求石射代为斡旋。石射当即派人携带给多门中将的信函，会同熙洽派往输诚的使者中将参议安玉珍和秘书长张燕卿及吉林军顾问大迫通贞一起，乘临时列车前往桦皮厂迎候多门师团长。
多门中将大喜过望，遂放胆长驱直入。日军未费一枪一弹，入驻吉林省城。当晚，多门中将召熙洽前来，要求吉林的军队解除武装。熙洽唯唯诺诺地表示“竭力照办”！
尽管中国东北当局中的许多大员，都与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亲日思想在他们中间也很流行，但在事变发生之初就表示愿与日军合作的，毕竟是少数，而熙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22日，关东军派出今田新太郎大尉，去向熙洽传达日军要委以重任的意思。23日，清遗臣罗振玉又应板垣征四郎之约前往长春，与多门师团长一起会见熙洽。多门先向熙洽提出了关东军欲令他组织伪政权的要求，罗振玉也怂恿他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26日，罗振玉返回沈阳向关东军报告，说熙洽都同意了。关东军于是“令熙洽28日宣布独立”，并令日本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校担任熙洽的顾问。
熙洽一如日本人的安排，在26日宣布成立临时吉林省政府，下设军、政两厅，另设实业、建设、教育财政厅及全省警务处。其临时政府的要人人选，都是经过日军圈定的。28日，熙洽宣布吉林省为独立行政区，与中国之主权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发表宣言说：“拟首先对邻邦讲信修睦，开诚布公，摈绝虚矫之情，纯以真实相处，冀符亲善之主旨”云云，熙洽毫不掩饰地向他的日本主子极尽献媚之能事。此时，原国民政府吉林省各厅、处长，凡有民族气节者，都纷纷去职；在吉林省的40多个县中，伪政权所能控制的，也就是十余个。在伪政权里，除军事顾问大迫通贞外，还有省长顾问三桥证明、滨田有一，其他各机关也都聘有日本顾问，伪政府的一切实权，实际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