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厂商应该是这样定价的：先算出平均生产一件商品大致需要多少成本，然后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利润作为最后的定价。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行货和水货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价差的，也就是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市场应该有差不多的价格。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生产者是不可能这么定价的。什么叫“有一定市场势力”呢？这说的是他们的产品和其他厂家的产品并不是完全同质，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即他们所在的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垄断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有好几家实力相近的企业竞争，每一家都有自己一定的“市场势力”，他们的定价方案都能较明显影响其他厂家的销量，同时自身销量也较容易受其他厂家影响。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市场就是典型的这种垄断竞争市场。
那么，它们是如何定价的呢？厂商定价的一个最大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在经济学上可以很容易推导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就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指的是多生产一单位量的产品，所需要增加的成本；边际收益指的是多销售一单位量的产品所能增加的收入，这里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边际收益不是简单的单位产量乘以单价，因为你要更多销售产品，往往需要降低产品售价。这条描述产品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关系的曲线就是大名鼎鼎的“需求曲线”。厂商在定价之前首先要估计这个市场的需求曲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确定在这个市场的销售量，并根据这个销售量在需求曲线上找到那个使市场“均衡”的价格点。这个“需求曲线”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规模、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偏好、竞争者的情况等。
因此，即使行货和水货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它们的成本（边际成本）完全一样，但是由于它们面对的市场情况不一样，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在不同市场的定价不一致甚至相差很多，就成为了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手机，同样的笔记本电脑在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卖得比我们国内市场便宜——当然导致这种价格不同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是我们这里讲的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这种不同市场的差别定价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防止“套利”行为。所谓套利，就是有人在定价低的市场上买进，运到定价高的市场卖出的行为。两个市场的隔离程度越好，这种差别定价就越容易实现。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定价就很普遍，但是在一国内部就比较困难了。比如河南省和福建省，由于两者的市场环境还是有比较大差别的，理论上来说厂商也应该采取差别定价的策略，但是显然要从河南把产品运到福建要远比从深圳“过关”容易得多，所以商家不得不放弃差别定价，这两个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就不会相差太多。
最后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在国际贸易中经常用到的词——倾销。从经济学上看，倾销其实就是指厂商在出口市场上以比国内更低的价格销售其产品。这个定义丝毫未提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是一般人所谓的倾销的含义。所以，经济学家只是把倾销简单看成上面提及的差别定价——也叫价格歧视。不知怎么搞的，“倾销”现在居然成了“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意竞争策略”的代名词。
大家都知道，联想在国内卖的笔记本价格要比在美国卖得还贵，对此有很多人都大骂联想愚蠢、忘本、胳膊肘子往外拐。但是我想联想作为一个有名的国际化的企业集团，它里面的人应该不会太没脑子。联想肯定有一帮精英整天在研究如何定价，总之肯定是为了集团利润的最大化才实现这种差别定价的。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在意自己被歧视了一把。你不满意可以不买联想的“行货”，买其他品牌嘛，还可以积极考虑一下“水货”嘛！我想，当联想发现市场环境的变化时，它们会重新积极考虑如何定价的。
总之，“行”、“水”之争就是由这种差别定价引起的，只要这种价差还存在，行货就会始终面临水货的围攻。当然，现在有某些无良商家为了利润是啥都能干得出来的，比如对水货进行一番改头换面（换说明书、换外壳之类的小把戏）之后把它当行货卖，或者把山寨的、翻新的当水货卖，以此来牟取暴利。这也导致了目前水货市场鱼目混珠的情况，一些没有经验的顾客买水货还是有相当风险的。所以到底选行货还是水货，风险还是价格，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历史周期率？
2008年，我们国家是很热闹的：雪灾、奥运、金融危机。2009年我们同样热闹，正是在这一年，我们迎来了建国六十周年。前一段时间，《建国大业》的热映把很多人的焦点又引到了几十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回顾历史，实在令人感慨良多，最让我深思的是那一段轶事：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黄炎培先生于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黄炎培先生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他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为振奋，感到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的那一段对话。
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石破天惊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律被称为“历史周期律”。
有没有“历史周期律”，我不好说，这自然有历史研究者会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比较肯定的是，在经济领域是有着类似的“周期律”的。历史的周期性，估计很少能有人亲身体验到——我也不希望自己能体验到，本人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是衷心希望我们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不过很“幸运”，我们绝大多数人肯定已经体验到了经济的周期性——除了现在刚出生的那帮毛头小子。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它反映的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一般可以把它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通常持续时间为几年到十几年不等。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从一个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一定是逐渐扩大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时间轴为横坐标，经济规模为纵坐标，画一条倾斜向上的“直线”来反映长期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叫它“潜在增长线”。而围绕着这条线我们可以画一条波浪线来反映实际的经济情况，它有时会在“直线”的上方，有时又会在“直线”的下方，分别代表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它“实际增长线”。
当“实际增长线”开始超过“潜在增长线”时，说明经济开始进入上升（或扩张）期，开始阶段叫“繁荣”，随着继续“爬坡”，会到达最高点，也称为“顶峰”；俗话说“盛极而衰”，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当“实际增长线”跌到了“潜在增长线”的时候，我们说就进入了“萧条”时期——严重的衰退；之后又会达到最低点，也称为“谷底”，谷底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跨过谷底就进入了复苏阶段，之后逐渐繁荣，接着就是新的一轮交替变换……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称为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方便起见，我们也可以只把周期分成两个阶段——扩张（实际增长大于潜在水平）和收缩（实际增长小于潜在水平）。
当然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的就是，确切的衡量指标应该是经济规模的增长率，而不是经济规模本身，而且所谓的“萧条”和“繁荣”是相对于“正常”的增长水平而言的。比如，像我们国家，经济的绝对规模从来没有出现过减小的情况，但照样也在经历经济周期；对美国而言，5%经济增长率应该算是“繁荣”了，而在我国那绝对是要命的“萧条”——这个判断“指标”还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关，不可一概而论。
经济处于扩张阶段的时候，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都比较好安排，企业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这个时候，你只要不是太无能，你就能较轻松地赚到钱，企业的日子也比较好过，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举杯相庆，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似乎前途一片光明，形势一片大好，比如我们的2003年至2007年。
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的时候，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产、供、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企业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这个时候，即使你可能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你也可能面临被解雇的威胁，企业的日子也普遍很不好过，周围都是一片愁云惨淡的景象，大家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半点光明，“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比如我们的2008年。经济的衰退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其对经济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经济衰退中，一些企业破产，退出竞争；一些企业亏损，陷入困境，寻求新的出路；一些企业顶住恶劣的气候，在逆境中站稳了脚跟，并求得新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未来它将会走得更稳健——这就是市场经济下“优胜劣汰”的企业生存法则。
事实上，我们对经济周期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历史上我们经历得太多了。别的不去说，光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想就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经济周期：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大致在9%附近，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1983年至1987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基本都在10%以上，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看成是繁荣期，那个时期也正是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全面发展，城市经济改革逐步展开的时候。1988年至1991年有所回调，1990年甚至只有4%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历史记录，可喜的是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还未打破。如果你记忆力不错的话，你应该能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相当严重，经济陷入了困境。当时的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和走向还十分地不确定，心中也一度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1992年到1996年，我国经济又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那个时间正好是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之后。小平同志说，“胆子要再大点，步子要再快点”。全国人民听从了伟人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中去了，于是我国经济的步子又快了起来。1997年到2002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的低迷，我国这辆经济大车的速度又慢了下来。那时我们谈论的焦点和今天几乎雷同，那就是怎样“保8”——可见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主导了一场经济保卫战，我们的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成功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避免了经济的全面衰退，为之后的经济大爆发做好了准备。可见，我们那一届政府驾驭经济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这一点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借此机会，我想对那届政府和朱总理致以崇高的敬意！
而2003年至2007年，又是我国经济的繁荣期，甚至可以称为史无前例，经济增长连年保持在10%以上。我想这其中三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一是当时全世界的经济也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三是我国在朱总理那届政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大量的优质固定资产。对于后面这两点，朱总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再次向总理致敬！2008年至今，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把我国经济再一次带入低谷。而目前，我相信我们正在走出这个低谷，并将再一次走向繁荣，曙光已然在眼前。最黑暗的后半夜已经过去，黎明还会远吗？
在对我国的经济周期作了一定的回顾之后，相信你已经能从一个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待我们的经济，不再会“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了。从狂热、繁荣中看到危机，从恐惧、萧条中看到希望，这就是经济周期教会我们的至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经济周期呢？我相信好奇的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此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观点，但还是有许多说法和解释，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可以对此有自己不同的评判。
比如，经济学界有一类把经济周期归结为“供给冲击”的理论，即直接影响经济的生产方面的冲击，如技术进步、自然气候的变化、新的资源的开发等。这类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有太阳黑子假说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其中个人感觉太阳黑子假说比较玄乎，估计一般正常人都会认为是笑谈。它把产出波动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农业的波动，认为太阳黑子的活动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农业生产的状况又会影响工业及整个经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决定了经济的周期性——照这么说来，以后经济学家还得业余时间学点天文学。而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是一种用技术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他用技术创新的周期性来解释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的交替现象。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创新者带来了盈利，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使银行信用扩大，从而引起经济繁荣。但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厂商的盈利机会减少，银行信用紧缩，对资本品的需求减少，这就引起经济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