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眷恋闲山静水式的“山水”。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人被异化、物化、同化现象的对抗，而将远离尘嚣的山水作为精神避难的去处；或出于对现实凝固的生存环境的时空迷惘，而将自然清新的山水游作为健康生活的一种状态。一些海外华文作家，在“山水母题”中不免去玩味庄子“濠上观鱼”的境界，以及做逍遥游的向往。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旅游成为风尚，随之而来是海外华文文学涌现了大量的游记作品。文人们纷纷走出本土，放眼外域的风光。从枫叶飘洒的加拿大到美国尼加拉瀑布的壮观；从瑞士皑皑白雪到澳洲的旷原海域；从长城到富士山，为的是获得超脱平庸现实的生活，获得某种浪漫的体验。浪漫应该只是其中一种情趣，充实阅历并表现、分享经历之所感所见，更成为游记写作的推动力。阅历与经验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而文学在一定形式上是经验的记载，将经验、阅历、感悟一同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让见识传播，让感悟流传。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股原动力。这种出走，奔赴波异域、奔赴至自然山水的原动力，可以说与中国山水文人最初的本愿有根本的相同、相通。尽管作者受到新生活的影响，但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华族文化情结始终不会远离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欧清池的《流泛着山居幽静气氛的帕斯》，渲染了一种优美恬静的风光。芳芳的《纽西兰随笔》，充满了对悠闲生活的憧憬。陈华淑的游记《飘飘雪夜报冬寒》、《冰灯辉映的晚上》，石君的《行踪》，林臻的《风下游拾》，吴绍葆的《花都八月》、《巴黎红爪》、《东西欧游记》等等，作者边走边写，边思边议边悟，呈现出山水母题文化“游于艺”的特色。不过，作家投身自然的怀抱，看似忘乎一切的惬意，也不是没有反思，情感如同温泉迸发，既有生的满足又有思的萌动。如怀鹰在无所依傍的自在中仍有温故和念想：
坐在柔柔而带点醉意的草地上，一丝淡淡的馨香像唐人的小令，在坦荡的心房里吟唱着古人的伤怀。耳边似乎响起归雁的叫声，声声慢声声咽，凝视渺远的天空，第一颗星出现了，亮得极其耀眼。而我的心也在黑夜中慢慢风化，不管认不认得来时路。①① 怀鹰：《山恋》，2006年12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看似闲云野鹤般的“游山玩水”，与天地同在，与万物化一，使精神上从“不足”到“自足”，是一种认识生命的本质之后的走进世界，与陶渊明走的是同一条“顺化自然”的生命之路。
再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山水”。一些华文作家所表现出的是对人生的关注，而非古往山水母题中单纯的自然美感与超脱意境，有更加积极的入世观在里面。这一点也正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山水母题的演化与走向。游历文化古迹、历史胜地，以各种文学形式抒发感怀。周颖南在《槟城纪行——华侨抗战纪念碑》一文中，摘录了槟城华侨抗战纪念碑碑文，作者既怀古，也谏今，希望今天的人们牢记曾经的苦难。尤今的《人间地狱》，记叙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介绍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军民的种种暴行，血的历史，活的教训，文意旨在昭示后人：铭记历史，不要重演人间悲剧。我们自然更不能忘记写《南京的梦魇》的张纯如。这位美国重要的华裔年轻历史学家和要权活动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对日本右翼美化侵华战争、祭祀“亚洲解放论”的亡灵、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逆施，敢于说“不”！她说：“我写，是出自义愤，让世界知道1937年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向全世界揭露发生在石城（南京）的大血案，她亲往中国、日本、欧洲，不是游历古迹，而是寻找证据、证人，终于发现了1937—1941年的《魏特琳日记》和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以及80多张血迹斑斑的老照片，踏破铁鞋寻找、抢救不断消亡的历史记忆，侠义肝胆扛起艰难的责任。在书中，张纯如充满了愤怒和无奈，审思了人的劣根性，告诉世人：如果忘记南京大屠杀，人类社会就会再一次被屠杀！这本书写完了，她因受不了人性珠极端丑恶而选择了自杀。她以死，以血染的山水为铁证，显示了铁肩担道义的力量。
海外华文文学中，山水母题的呈现，是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探索之旅，作家逃离都市文明的情结是有的，但最终的回归多在认知的升华，而非形式上的索居。不少游记注重反映异域文化个性和时代精神，每到一处总能捕捉到该地自然与人文的特色及其历史传统的含义。风沙雁在《风沙雁文集·序》中写到：“这种愁思来自对本族文化日渐消失的担忧，也来自社会上少有参与感的落寞，而我欲无从参与的无奈”。他将南大湖浊黄的水喻为“海外华人对母族文化的相思病泪”，他的散文体现了对海外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现状的深刻思考。在《背着文化走天涯》中，他明白了“五千年的文明已逐一化为我的血液，我不止带着我族历史的色彩，连观察也带着历史的色彩”。这种慨叹成了海外华文游记中独特文化背景的一种折射。美籍华文作家王性初，多年来身背照相机周游四海，他对山水的钟情无不融入对文化遗产的积极思考。当他踏进加利福尼亚州那片“优山美地”，心灵得以净化却又充满着文化的焦虑：
当游客陶醉于山光水色之中，流连忘返地欣赏那林翠花香的美景之时，人们还看到，那依然被刻意保留的印第安人的居住旧址，那后来营建的古色古香的印第安人博物馆，如今都成了优山美地的风景。
三四百年之前，也许这里篝火熊熊，营寨幢幢。那勤劳善良的印第安民族，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狩猎，他们舞蹈，他们耕耘，他们祈祷。如今，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子民安在？这令人为之向往的灿烂文化安在？人们只能在幽静的商店橱窗里，看到陈列着的印第安人色彩绚丽的工艺品；在博物馆的墙壁上，徒留着印第安人逝去的历史。这一切，都只能归罪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杀戮，迫使印第安人背井离乡，沿着“眼泪之路”迁徙到西北部的穷乡僻壤，结束了他们过去古老的田园诗般的生活。
在印第安人的遗址旁，我的诅咒，我的歌颂，只能犹如优山美地的飞泉，始自一泻千里，止于涓涓细流……①① 王性初：《优山美地遐思》，《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是的，文明总是从一条河开始，也总是凝聚为一座山。一个民族的繁衍与兴盛，往往与河与山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古埃及的文明发源于尼罗河三角洲，他们没有象征其人文精神的山，就创造了山似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文明衍生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通称为两河流域，传说“伊甸园”就坐落在这块土地上，可以说“伊甸园”就是他们精神的山峰，为后世所景仰……煌煌文化之源，在山、在水，在对山水遗址的梦寻、遥望，本质上乃是对文化传统与人类文明的认同和皈依，此点正与中华文论所主张的积极入世的文心相通。
（三）因认同有别而变异
重复性的母题如同一根生命的红线，维系着一个文化族群在不同的疆界独特存在。它是一种历史的延伸，也是作家肯定自我身份的探索形式。文化母题在空间上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文化圈，在时间上它跨越不同时代，且不因具体时代文学潮流和时尚而改变。不过，有时也由于认同上的差别而产生变异。这种变异并不具有背逆性，却也可以看出重复性的母题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延伸与建构。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和为贵”，与此相关，“睦邻”、“和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等，都反映了中华文化传播中“和”的观念，反对“武化”而主张“和合”。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文姬归汉”等故事传说，都说明“和”之可洽、可弦、可畅、可济，对内对外皆然。
以郑和为例。郑和可视为“和”的象征，也可视为跨文化与中华文化异地生根的文化象征，历经六百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而不变。然而在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经过的东南亚地区，则形成了两个郑和：一个是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一个是东南亚文化范畴的郑和。
作为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关于他的传记大多在史实的视域中。1402年6月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位，决意以富厚之国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和”而联络东南亚诸邦君主，同时取得朝廷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于是从1405年起，便下令郑和、王景弘组织庞大的宝船队，前后七次出航，每次动用船只成百上千，在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海的广大海区，定期往返，发展双方贸易，沟通海上交通。短短二十八年中，创造了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和平共处、双赢繁荣的局面。中国宝船运往各国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如锦绮、纱罗、绫绢、NFDAB丝以及青花、釉里红瓷器，均属独步世界之精品。而从印度洋运回中国的货物也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等书籍统计，共有185种，其中香类29种，珍宝类23种药品类22种，五金类17种，布类51种，用品类8种，动物类21种，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木料类3种。和睦的方式大大有利于贸易的双方，此盛举自然永垂史册，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很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