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说到新批评派的燕卜荪、伯克等人率先把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当初这是令人侧目的怪异做法,到六七十年代之后,成为学界常规,可以说每个重要的批评家,都是这四派理论的继承者;每个理论家都熟悉这些支柱理论,只是每个人用不同搭配,朝不同应用对象推进。而且,每个理论家都不得不谈到符号形式或叙述形式,形式论在现代理论中已经是不可或缺。
文学作品虽然经常是讨论的出发点,现代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甚至不再局限于“文化理论”,只能以“批判理论”这样笼而统之不分对象的术语名之。在很多国家,例如中国,这个理论要进行的不仅是批判,还要建设(例如建设在西方学界认为早就已经解构了的“主体性”)。当代批判理论看起来像个大拼盘。
批判性,是这个理论的最关键词。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文化的各种门类,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讨论的对象。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不是批评理论所关心的,赞美演出成功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因此,像行为艺术,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哪怕很技术性的研究,也会出现于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中。同样,“类文化”门类,例如体育,娱乐,建筑,科学伦理,时尚,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这些领域专业性的评论,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批判理论是专门用来挑刺的。
反过来,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越来越成为这个“文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裁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大政治问题,都是批判理论的注意目标。批判理论不仅直接讨论政治题目,批评理论讨论文学与文化时,也往往归结到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当代文论越来越“泛政治化”。本来“文化政治”就是学术中的政治,现在政治本身成了批判理论的目标。
知识分子应当为公共事务仗义执言,但如果在专业上无发言权,在公共事务上也就雷同一个普通网民。这种困惑,是最近二十年出现的。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评理论,因对象不同而分清界限,现在的文学系教师,成了理论万金油。开的课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基本重复,学生反复学同样内容,没有一门大致弄清。飞翔固然是乐趣,没有专业的落脚点,飞行后无处落地,无枝可依,学生毕业后,学到不少叫作“理论”的东西,小说却没有读几本,诗歌没有读几首,只是知道了一串术语,写了几篇东抄西凑的作业。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愿意重新回到新批评这种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一直被批为狭隘,现在也显出可爱之处:毕竟,我们还是要读作品,写作品,评作品。一味云里雾里谈“宏大叙述”,固然能满足知识分子褒贬天下的雄心,到最后,毕竟批评者还是得懂如何分析作品。
三、“价值化”与“师范化”
当代批评,是激进批评,因此译为“批判”更为合适。文化批判是当今理论大规模扩容,本来应当是任何学科的人,只要开始进行社会批判了,就加入了批评理论队伍。困难之处,在于专业依然还是专业,在专业中进行批判,依然需要专业知识,批判本身却不能代替专业知识。
很多专业,往往要求价值中立,要求不偏不倚,要求专业人士不预先采取立场。这恰恰是批评理论反对的。批评理论往往是矫枉过正的:不仅可以矫枉过正,往往必须矫枉过正,因为文化主流通常不太在乎批评理论。拿电影“大片”为例,不管批评家如何恶评抨击,制片人及导演本人一点不在乎,因为电影产业已经充分体制化了:决定其命运的是票房。
但是当代文论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任务:新批评正当令的时代,就已经被人讽刺是“师范事业”(pedagogical business),因为,“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有了一套理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个标准。”这个讽刺,应当说是击中要害的,因为当代理论的繁荣,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结果。二十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各国,大学生人数先后接近同龄人的一半,加上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梯队的需要,各大学的文学系更成为特大系。新批评首先在美国繁荣,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先进入普及化,至今批判理论依然是“在欧洲发明,在北美打天下”。现在中国大学生人数超过同龄人的五分之一,批判理论果然也到了繁荣时期。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存身于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污合流,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这不是知识分子“失语”,相反,我认为是价值观平衡的必要。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评,提出体制奉行的某种价值,不能失去制衡。他们起的实际上是文化反对派的作用。但是理论的这两个任务(批判任务,师范任务)不一定能相容,有可能产生冲突:批评理论家多半是新左派。我曾经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指出,新左派在学院占绝对优势,会让学生,尤其是要争夺奖学金的外国学生,以及要晋升的年轻教师,自觉不自觉地走新左派立场,这样造成“不诚实批评”。他认为我指出的隐患有道理。
理论激进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研究者采取的立场有文本来源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来,论文读起来像新八股,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知道其结论。我认为,这将会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
这时候,我们就会思念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效果谬见”,历来被认为是新批评“自织紧身衣”。维姆萨特把其他新批评派的策略转述为原则,显然很不明智。“意图谬见”反对文本之前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显然任何艺术表现,作者意图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一切由作者的社会关系文化地位前定,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须由东方女性作为表意主体,无须好好读作品就知道结论必定如此,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为千篇一律。
此时就有必要重新访问新批评:或许新批评的文本摆脱意图,认知价值只在文本中,只是一种幻想,但却是值得追求的幻想,尤其在作为一种教师训练法的时候,恐怕更是重要。
四、形式论的必要性
不是已经出现了“文化转折”,出现了“伦理转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语言转向不是已经结束?许多社会与人文学科,不是都转向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方向?
可以说,形式论是自我胀破形式主义的。从批评理论的“大历史”来看,以形式研究为跳板,从语言转折到文化—伦理转折,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序列。说得再清楚一些:文化—伦理转折,是语言转折的最新一折:语言转折并没有过时,只是采取了新的方式。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语言转向似乎是转向形式,伦理转向似乎是转向内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形式论不仅是表意方式的构筑,更是借形式的构筑给与经验一个伦理目的论:伦理判断是经验的形式构筑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正是因为形式上的构筑(例如讲通一个叙述,构造一首诗的意义),才彰显了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