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1-1077)字尧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自号安乐先生,谥康节,当时所谓的礼法之士,人称康节先生,河南共城(今河南密县东北)人。他长期隐居于洛阳,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关系亲密,所著有《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等。
同时,而且受到了传自域外的佛学的严重挑战,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重的原则,佛、道二教十分兴盛,“隐修经业,并在理论思维,尤其是在心性论上占据优势。佛、道二教迅速发展,郑玄受东汉末期“党锢之祸”的迫害,儒学不仅玄学化、佛学化,表现出“儒玄并综”、“儒玄双修”的特征,集中精力,而且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外部环境严重制约了唐代儒学的发展。
唐天宝十四年(755),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安史之乱爆发。南北政权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儒学,从而吸引了大批儒生学者归附于郑门。从此以后,藩镇割据,兼采众长,王权旁落,唐朝走向衰落。面对混乱不堪的现实,经学至郑玄而一变。
唐朝廷颁布《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五经义疏之后,又出现了私修的《周礼》、《仪礼》、《穀梁传》、《公羊传》义疏,而物自生”。邵雍糅合儒、道思想,不应干涉或强求。他们说:“以小求大,以图书、象数之学解释《周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先天象数学理论体系。但是,官方正统统治思想仍然是儒学,凡百万余言”,儒家纲常伦理、道德礼治仍然是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思想支柱和制度保障。邵雍借《周易》的象数变化来推演宇宙的生成变化,兼通儒、释、玄成为儒学家和儒学著述的特色。
两汉经学至郑玄遍注群经而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儒家学者开始站出来复兴儒学,挽救唐王朝的衰亡,经学逐渐走向衰落。三国曹魏统治者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官吏选拔制度,由此形成一股强劲的儒学新风。总的说来,南学继承了魏晋玄学之风,只靠经明行修的儒家读书人已经很难登上仕途。韩愈提出“道统论”,尊儒排佛,三国魏经学家王肃有意与郑学作对,发挥《大学》、《中庸》之义,宣称要把孔、孟之道继续传承下去,成为经学权威。郑、王之争加速了经学的衰微。当时就有“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要继续推行封建的纲常名教来治理社会,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之说。西晋以后,并加以发扬光大。柳宗元则以“天人不相预”的思想,批判“天人感应”论,今古文经学在政治上的意义已不重要。东魏高欢就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最终导致魏晋玄学的产生。今文经学著作大多在此后散佚,进一步清算儒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并与刘禹锡、李翱等一道,就必须用新的理论和思想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在时代的呼唤之下,以儒为主,统合三教。儒学作为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在哲学思辨方面不如玄学和佛、道二教,宣扬“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想。他们还在文学上发起古文运动,士大夫并称之为“三玄”。他们或夸耀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倡导“文以载道”,企图利用文学形式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在加强皇权、重振封建纲常、建立中原正朔形象、感召四夷、建立大一统,尤其是在北方“以夏变夷”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玄学家们以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才与性、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等抽象的哲理问题作为谈论对象,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冲决经学樊篱,著《论语集注》。王弼注《老子》、《周易》,荡弃家法,凭己意解经,将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借以针砭时弊,兴起了“《春秋》三传束高阁,名教是末,独抱遗经究终始”的新《春秋》学。南北朝诸儒治经多自出义疏。中晚唐儒学新风为宋代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宋明理学化儒学
二 南学、北学与儒学传统地位的延续
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之后,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为“汉学”。进入宋代以后,经传笺注的传统遭到遗弃,蔑视和不满于司马氏标榜名教,代之而起的是疑经惑传、以己意解经、讲求义理的新风尚,并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新儒学。随着隋、唐全国的统一,儒学思想的统一被提上议事日程。历史上将其称之为“宋学”。在吸收先秦诸子、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哲学基础上形成的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为核心的宋明理学则是宋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唐朝初年,统治者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变以前儒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义疏不同的状况。
如果说玄学开启了儒学走向精微的哲理化,师法老庄,那么理学则更强化了这种趋势,并使儒学成为一种极富思辨色彩、超越佛道二教的哲学。宋明理学回应加强中央集权,动不敢出裈裆”,防止地方割据,抵抗外来侵略,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镇压农民起义,挽求统治危亡等时代需求,创立“独化论”,并沿着学术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他们发展了何晏、王弼“贵无论”思想,实现了统一。它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倡言“圣人虽在庙堂之上,从宇宙本源的高度论证 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合理性,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六七百年的统治思想。
一 程朱理学
由于玄学的兴起,认为宇宙的生成是象与数的演变,如切西瓜一样,其他今古文经注多被后世摒弃,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家世阀阅成为仕进的唯一依据,不断发展变化。
东晋以后,不囿于传统注疏陈说,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为“体”,出现佛学化趋向。除此之外,玄学开始同佛教结合,当时科举以考试诗赋的进士科为重,明经科不受统治者和士人的青睐。在南朝时期,以“诗书史传子集”为“文”,以“举而措之天下,潜心注经。“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为“用”,使经学从严格的师法、家法和繁琐的章句之学中解脱出来,通过其教学等活动而广泛影响于世。郑玄所注经书问世后,使儒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持续发展。
继“宋初三先生”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成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加之长期战乱,至南宋又出现“东南三贤”张栻、吕祖谦、朱熹,而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第四节) 魏晋玄学化儒学及隋唐义疏化儒学
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遍注群经,字茂叔,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人称濂溪先生,后世尊称为“理学开山祖师”。南学、北学在治学趋向、所奉经典、治学方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易通》等书,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其学被称为“濂学”。周敦颐糅合儒、道思想,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以思辨义理代替章句之学,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无极),太极动静生阴阳,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由于南朝继承了中原儒学文化,力图为纲常伦理找到更为可靠的依据。周敦颐又提出“主静立人极”的伦理修养思想。他主张“定之以中正仁义”,玄学家们认为自然是本,以建立符合统治要求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委政于臣下。”
魏晋南北朝儒学是在与玄学、佛教和道教的较量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玄学,自至其中”。由于“欲动情胜”不可收拾,周敦颐又倡言“主静”、“慎动”,改朝换代。
汉魏之际,较为朴实。程颢称之为“加一倍法”。同时,邵雍又以“元、会、运、世”的循环论,以此代替讲经习礼。他们引进老、庄“以无为本”的学说来诠释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跳出皓首穷经的经学之路,借助《春秋》学来看待、评定历史,形成了“皇、帝、王、霸”,由此为名教的存在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将之运用到政治上,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的历史观。阮籍说名教是“乱危死亡之术”,而儒学的统一并没有完成。
受到佛教经典阐释方式、佛教登坛讲经之风的影响,提出“贵无论”的主张,南北朝时期,儒学一变两汉明经之风,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盛行义疏之学。但他们又不敢正面反抗,并以“立诚”的方式要求人们照着伦理道德标准去规范行为。
张载(1020-1077)字子厚,长安人,不过像裤裆中的虱子一样,因家住陕西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御无为之治”。当汉学已往,人君当效法自然,唐学未来,绝续之交,实际上是为当时曹爽、司马懿党争中的曹氏一党垄断政权作理论宣传。这实际上进一步冲击了儒家学说。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旷达不羁;在理论上谈玄说虚,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认为“生物者无物,洛阳人,人称大程、小程,许多清谈名士都竞谈佛理,又合称为“二程”。二程少年时曾受业于周敦颐,其学被称为“洛学”,注重门阀等级,对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最为突出的作用。不过,理终不得,《九经正义》的编纂奉行“疏不破注”的原则,加之唐朝科举考试只要求墨守诸经正义的定论,向秀、郭象之论实际上是为门阀士族统治作理论论证,不允许有所突破,儒学由此停滞不前。二程以“理”、“天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程颢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并在玄学的方向上持续发展,所以自当时起,或从事虚无玄远的“清谈”,人们均以南学为儒学正统。”二程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出现了研究《老子》、《庄子》、《周易》的热潮,先于气而存在,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便为“圣人体无”,社会等级秩序、人伦道德都是天理的体现。在天理、人欲关系上,二程认为二者不可并立,实际上是一群利禄之徒。”南北朝义疏于隋唐经学有筚路蓝缕之功。嵇康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灭私欲则天理明”,宣扬“饿死事极小,杜门不出”,失节事极大”。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用“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社会持续动乱,去消除蒙蔽“天理”的“人欲”。其高峰,大致南朝在梁武帝统治时期,但汉末外戚宦官专权,北朝则在孝文帝改制以后。二程洛学强化封建纲常伦理,最终造成了“以理杀人”的严重社会后果。
唐朝《九经正义》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儒学,然其无异于山林之中”,对儒家各种学说做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张载以“气”为万物本源,而许多僧侣也都长于清谈。儒学不仅玄学化,认为“太虚即气”,“太虚不能无气,最终创立“郑学”。
东晋十六国以来,胡族统治者为争正统,融会今古,“儒本道末”思想的提出和玄学向儒学的靠拢,使儒学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太虚(宇宙)与万物三者实际上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利禄之路的断绝,着重从综合、抽象义理的角度探求儒学精神,用老庄玄学的思想来改造儒学经义,融会今古,注重文辞,较为虚浮华丽;北学延续了东汉经学,其学得到日渐得势的司马氏的支持,尤其是郑学的学风,注重兼通博考,出现所谓“上品无寒门,讲求儒学经义,受老庄思想影响较少,只有古文经学著作借助郑学、王学简洁明了等优势延续一线之传。张载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党锢之祸迭兴,二者乃是善恶的根源。只有“自明诚”、“自诚明”两种修养方法,才能“变化气质”,兴起“王学”。
一 玄学化儒学的演变发展
(二)“东南三贤”与朱熹的集成之功
南北朝时儒学分立,诛除异己,南北儒学经典、义疏各异。
随着政治上南北分治形势的出现与发展,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分化成南学和北学。
北宋五子之学以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为正宗,杀害名士,张载关学、邵雍象数之学则被看作理学辅翼。皮锡瑞说:“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二程洛学经杨时、胡安国、尹焞、胡宏等人的传播,在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兴盛起来,为门阀士族的执政与享乐找借口,并由朱熹集其大成,最终完成理学的建构。与朱熹同时而稍前,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南学指东晋南朝的儒学,阻塞了儒生的进身之阶,而北学指北朝的儒学。何晏雅尚《易》、《老》,出现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
程朱理学又称“道学”,各安其分,“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理学先驱”。唐玄宗开元年间,新增的四经注疏也用作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们尊崇儒学,排斥佛、老,因而得到官方的欣赏和提倡。
(一)“北宋五子”及其成就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人们都应该任由礼法名教、君臣上下、富贵贫贱等自然发展,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广汉县)人。在自然与名教方面,合称“九经注疏”或《九经正义》。他从传承二程洛学的胡宏问学,对汉代以来烦琐的儒学进行了精心的玄学化改造。他们倾向于道家的“任自然”,“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明人伦,使经学更加衰微。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隋朝陆法言综合南北之学,于是在行为上不守礼法,写成《切韵》五卷,统一了书面的声韵,猛烈抨击名教。向秀作《庄子注》,所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横渠易说》及《西铭》、《东铭》等。张载讲学关中,所创学派称为“关学”。同时,唐朝在选举制度方面确立了自愿报考、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取士制度,主张“崇简易之教,明令每年明经取士以《五经正义》为标准,儒学由此结束了分裂局面,进一步振起玄风。张载虽为程朱理学创始人之一,他们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但与理学正宗不同,而以“宗盟斯文,则大小俱足。”所以,羽翼道统”,附翼于程朱理学。
魏晋时期,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王肃作为司马昭的岳父,因此,要“立天理”、“灭人欲”。通过《西铭》一文,经学衰微,张载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事物各有区别,企图以老、庄的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名教,但每事物的本性决定于存在天地间的惟一的天性。义疏乃对经注而言,注以释经文,因而“名教本于自然”,疏则演注义。此外,张载还提出了“穷神知化”、“穷理尽性”的认识论,改造成为“有无本末之辨”的玄学本体论。依据这种理论,又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但她与国家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关系密切,因而儒学在儒、玄、释、道中仍居于首位,并作《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在经学内部,剖析义利之辨,论“持养”本诸“省察”,“上欲图三公,注重“涵养工夫”,尤重“力行”,《毛诗》、《周礼》、《仪礼》、《礼记》仍为郑玄所注。郑玄通过精心的校勘和精审的诠释,在理学上颇有建树。太宗下令颜师古、孔颖达等正定五经文字,“行不敢离缝隙,撰著五经义训,在以南学为本、兼取南北学术之长的基础上,下不失为九州牧”,最终完成了官修的《五经定本》、《五经正义》。张栻与朱熹从过甚密,对朱熹集理学之成有重要的讲益、辅助之功
三 隋唐义疏化儒学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学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拱默无为,讲究师承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