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枫叶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东方”是一个地域广阔的概念，而文化的内涵亦相当丰富，篇幅有限的专题论文是不能纵横兼论的。古代印度曾备受世界众多民族的关注和热恋，中世纪的欧洲人对印度的向往趋之若鹜，曾造就了两个不同地域的“India”，印度的盛名凭其璀璨的文化铺垫，而印度的文学作品则较多地吸纳了南亚次大陆的文化精粹，诚如S. 杜特先生所言：“印度为古代国家所知不仅是因为它的科学和诗歌，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寓言和故事的发源地。”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度文学对欧洲的影响，囿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长期无人探究，偶有涉及，亦语焉不详。本文试图以印度文学作品为代表，特别是印度文学作品中最具特色的寓言、故事为重心，展开论述。
一、印度文学作品西传的途径和方式
“尽管存在着地理的、语言的和种族的障碍，印度与欧洲的交往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几乎从未间断，并且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互有显著影响。”
印度文学作品通常以两种方式进入欧洲文学世界。第一种是印度文学作品辗转翻译为欧洲各种语言从而进入欧洲。另一种是印度文学作品中的寓言、故事进入别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再传入欧洲对欧洲文学产生影响。
“著名故事《巴拉姆和约瑟法特》（Barlaam and Josaphat）提供了故事流传最有趣的例子。这是年轻的基督教王公约瑟法特的启蒙史。他为所见到的各种痛苦情景而激动不已，于是隐退并成为苦行者。”这个传说并不是任何印度原始文本的直接翻译作品。它由印度传入波斯东部，并以巴列维语（Pahlavī）形式记录下来。7世纪，可能被翻译为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后来，居住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附近的修道院里的一个修士将其中一种文本译为希腊语。到了8世纪，出于训导目的，这部希腊文作品被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加以修订和改写。约1000年时，圣约翰的作品被阿索斯（Athos）的圣·尤提尼乌斯（St. Euthynius，约955—1028年）重译为希腊语。不过，圣约翰的最初版本早已不存在了。“1048年从希腊语版本译过来的拉丁语版本在14世纪以手抄本形式传世。所有的散文和诗歌形式的方言版本都无一例外取材于希腊或拉丁版本，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或者其他的另一种版本。”大约在1215年，这个传说通过居伊·德·康布雷（Gui de Cambrai）的长篇韵律诗进入旧的法语文学中。13世纪，居伊（Gui）作品的两种精确的卡斯蒂利亚语译本出现了。同时，这个传说也是三首中古德语诗的主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道夫·冯·恩斯（Rodolf von Ens）写于1225—1230年的《巴拉姆》（Barlaam）。这个传说的许多13—14世纪的法语版本引起了戏剧家们的注意，基于此传说，他们很快创作了一大批奇迹剧和神秘剧。例如，让·迪普里埃（Jean du Prier）的《未来王之奇迹剧》（Mystère du Roi Avenir）。14世纪，巴拉姆传说最初以散文形式在意大利出现。随之一些诗体戏剧也被创作出来，用于意大利城市尤其是佛罗伦萨的社团成员在广场进行演出。16世纪末，巴拉姆传说在西班牙剧院出现。
总之，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文学作品尽管表现形式异彩纷呈，但基本上都是从早期的希腊译本衍生而来的。诚如D. F. 拉齐所言：“有超过100种欧洲语版本都来源于10世纪的希腊语版本。”
“在印度最为著名的书是《五卷书》（PaAnücatantra），它是许多风行于亚洲以及欧洲的寓言的滥觞。”“《五卷书》中的故事西移的历史是与《巴拉姆和约瑟法特》传说中的寓言、故事西移的历史并行不悖的。”6世纪中叶，这部故事集以巴列维语形式编纂了一本书。一个叫做布尔佐（Burzoi）的人应库思老·阿努什尔瓦（Khosrau Anushirwan，531—579年在位）之命将《五卷书》译为巴列维语。由此而来的一部古叙利亚语译作由巴德（Bud）于570年完成，定名《卡里来与笛木乃》（Kalī lag and Dimnag）。约750年，阿卜杜拉·伊本·穆卡法（Abdallah ibn al Moqaffa）将这个巴列维语版本译为阿拉伯语，正是这部作品使穆卡法广为人知并确定了他长久的文学声誉。约1080年，西蒙（Symeon）创作了这个阿拉伯版本的重要的希腊语版本。到13世纪为止，希伯来语和老西班牙语（1250年）版本都来源于伊本·穆卡法作品的手抄本。另外，它还有一古叙利亚语版本（1000年）和一波斯语版本（1130年）。《五卷书》有一拉丁语版本，是卡普亚（Capua）的约翰（John）完成的（1270年）。正是他的译作使《卡里来与笛木乃》在西方大受欢迎。约1480年，安东·冯·普福尔（Anton von Pforr）完成了一部优秀的德语版本。1483年，这部作品以《年高智者榜样之书》（Das Buch der Beispiele der alten Weisen）为名在乌尔姆（Ulm）出版，又于1536年和1539年两次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再版。17世纪，安东·冯·普福尔的作品被译为丹麦语、荷兰语和意第绪语。在西班牙，15世纪出现了一部译自卡普亚的约翰的拉丁版本的作品（1493年）。在整个16世纪，这部作品在西班牙和安特卫普被重新发行了13次。在意大利，1548年，阿尼奥洛·菲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a）出版了一部基于1493年西班牙译本的意大利语改编缩写作品。这部作品在意大利被重复发行并成为加布里埃尔·科捷（Gabriel Cottier）（1556年）和皮埃尔拉里韦（Pierre la Rivey）（1577年）的法语译作的来源。1552年，在威尼斯出现了弗朗切斯科·多尼（Francesco Doni）的基于上述拉丁语版本的意大利语译作，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多尼的道德哲学》（La moral filosohia del Doni），于1567年、1594年和1606年重新发行；第二部分于1577年被皮埃尔·德拉里韦（Pierre de la Rivey）译为法语出版。因此“许多世纪以来，这些由一个印度教信徒编纂的简单却精巧的动物寓言故事使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得到欢乐”。
由以上《巴拉姆和约瑟法特》传说及《五卷书》进入欧洲文学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印度故事通过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波斯语的翻译作品再翻译为欧洲各种语言。这些印度故事被译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拉丁语版本通常来自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版本。这些故事从拉丁语被译为欧洲各种方言并全部或部分融入文学作品或故事集中”。
古代印度故事集中最著名的一部，是《鹦鹉故事七十则》（Sukasaptati）。这本书曾多次被译成波斯文，书名是《鹦鹉书》（Tutinameh）。许多印度故事通过它传入欧洲。
许多印度故事主题传入欧洲的另一渊源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Thousand and one nights）。约公元950年在巴士拉（Basra）写作的“阿拉伯的希罗多德”麦斯欧迪（Al-MaAs’udi）说过，这部大集子包括波斯、希腊和印度故事。通过这部著作，许多印度故事传到欧洲。传入欧洲的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乌木马的故事，它出现在乔叟的《乡绅的故事》中。
不管印度文学作品以何种方式传入欧洲，它们进入欧洲后，毫无例外地被译为欧洲各种语言，这一现象不仅说明印度文学作品西传途径的多样化，而且说明其影响在欧洲具有普遍性，而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
二、欧洲文学作品对印度文学的借鉴
欧洲文学作品对印度文学的借鉴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此，仅从内容与形式这两方面加以讨论。
（一）内容方面的借鉴
在内容方面，欧洲文学作品对印度文学的借鉴可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借用印度文学作品中的内容；第二种是对印度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加以摹仿或改写。
首先，是一个改变信仰的犹太人佩特鲁斯·阿方索（Petrus Alfonsi）（12世纪早期）的《教士的训诫》（Disciplina clericalis）（最初可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在它的拉丁语版本中清楚地表明取材于《卡里来与笛木乃》、《七哲人书》和在穆斯林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一千零一夜》。唐·胡安·曼努埃尔（Don Juan Manuel， 1282—1348年）的《卢卡纳伯爵》（Conde Lucanor）中的许多故事也出自同一个来源。在意大利的卢道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年）的长诗《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中，作者添加了一些故事，“尤其是那些讲述妇女不忠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于《一千零一夜》、《五卷书》和《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e）。”另外，有的欧洲作家作品中的故事完全取材于印度故事。例如，英国乔叟（Chaucer）的《情郎的故事》完全取自于《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而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中的一些故事就来源于印度的民间传说。
欧洲故事组诗《七哲人书》（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Wise Masters）“最终取材于一部印度或佛教原著。从现存的这部组诗一些叫做《辛迪书》（Book of Sindibad）的修订本来看它们似乎来源于一本被10世纪阿拉伯作品参考的已丢失的阿拉伯文本”。在13世纪中期，西班牙出现了一部摹仿此组诗的阿拉伯版本而作的作品，它是与最早的《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西班牙译作同期出现的。学者们已经在《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找到了许多不同的对于阿拉伯或东方的摹仿，尤其是在《骑士的故事》、《富兰克林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律师的故事》、《赦罪者的故事》、《伙夫的故事》以及其他的故事中。
欧洲文学家们在翻译、借鉴印度文学作品时，往往不改变框架只变动人物、场景或者情节。11世纪最后几年，米哈伊尔·安德列奥普洛将故事组诗《七哲人书》的叙利亚版本译为希腊语大约在1184年，这部希腊版本的第一部欧洲改编作品由一位叫做让·德·奥特瑞莱（Jean de Hautesrille）的牧师以拉丁语散文形式创作完成。其主要故事与希腊版本中的十分一致，但是其附属故事，除了一个，都与之不同。巴拉亚姆传说于16世纪末在西班牙剧院出现。在一部叫做《萨尼多罗》（Thanisdoro，ca. 1580）的悲喜剧中，人物名字被改变了，把约瑟法特（Josaphat）改为萨尼多罗（Thanisdoro）。由米凯莱·特拉莫津奥（Michele Tramezzino）出版的叫做《塞兰第波三王子之奇遇》（Peregrinaggio di tre giovani del re di Serendippo， 威尼斯，1557年）的故事集“采用了尼扎米（Nizami）的波斯诗歌《七美图》（The Seven Beauties）的框架，但是这些故事本身来自于古代或在其他各种来源，尤其是印度。在这里是以重新修改的形式出现的有关魔镜、酒商、会笑的塑像和三个伪善的少女的印度故事”。
《五卷书》在西传过程中，约750年，被译为阿拉伯语，名为《卡里来与笛木乃》（Kalilah wa-Dimnah）。这个名字来源于第一本书中的角色——两只胡狼的梵文名字变形。1548年，在阿尼奥洛·菲伦佐拉出版的一本改编自1493年西班牙译本的意大利语缩写作品中，场景被置于意大利而不是印度，最初的两只胡狼变为两只羊。1552年，在弗朗切斯科·多尼译自拉丁语的意大利语译本中，像菲伦佐拉一样，多尼也将背景置于意大利，人物是意大利人，将《五卷书》的第一卷中的两只胡狼换为一只驴和一只骡子。
以著名的威尔士故事《卢埃林和吉勒特》（Llewellyn and Geleret）为例：父亲回到家里，受到猎犬的欢迎，那犬是他留下来保护襁褓中的女儿的。犬满爪鲜血，他以为是犬伤害了孩子便宰了它。后来他看见孩子安全而舒适地睡在摇篮里，她的旁边有一只死狼。在《五卷书》的原故事中，獴和眼镜蛇分别扮演犬和狼的角色。在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里，一个头顶一桶牛奶（在一些文本中为一篮鸡蛋）的女孩，正盘算如何花她卖东西的收益，构筑着她的“空中楼阁”，她太全神贯注了，最终把头上顶的东西掉下来。在原故事里，一个乞食钵中盛满米饭的婆罗门，正梦想着发生饥荒时卖掉它得利，他在睡眠中踢翻了钵，也泼掉了钵中的食物。
不管这些故事为适应新环境怎样被修改，被道德化、基督教化，直到16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改编作品中几乎识别不出其印度特色，但毫无疑问的是，“从13世纪卡普亚的约翰到16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翻译家们在他们的前言和注解中明白地陈述它们是印度故事，他们毫不犹豫地以这种或那种变形形式保留了印度的人物、地点和动物的名字”。“只有在16世纪，当真正的印度在欧洲成为生活存在之事实时，它们的场景才被转变，人物才被基督教化了。这些道德故事的文学转变可能是由于这些欧洲改编者们害怕正统基督教徒总是监视着异端邪说，害怕以散布异教道德训诫或异教来源来推翻真正的信仰的罪名被指控。”
从以上对欧洲文学家借鉴印度文学作品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由于自己的创作需要各异，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借鉴方式有所选择。但是不管他们是直接借用、摹写还是改写，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从印度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二）形式方面的借鉴
许多世纪以来，“讲故事”这一艺术形式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原始部落同样流行。因此，成千上万的故事从无数默默无名的故事讲述者的唇齿之间溢出，又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