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事卞之琳先生攻读莎士比亚，卞先生却劝我注意20世纪英美的新批评，一种形式主义文论运动。我把散藏在北京各图书馆的资料都找来读了一下，一读钟情，立即爱上了现代形式文论——或许那种对思维整饬的追求，比较适应我这个力求化简的头脑。
我明白，意义是个云雾笼罩的迷魂阵，一个没有明确形状和边界的星云团。面对这个迷宫，批评家有两种态度可选择：一种是沉溺其神秘，醉步其曲径而不想走出来，用诗意转达玄奥，用美文抒发感官的享受，我们不妨称之为诗意的诗学；另一种是力图寻出一种解义的策略，找出一个可尝试走上一段的方向，哪怕走不出迷宫也留下几个路标或脚印。我们不妨称之为分析的诗学。
前者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倒不是因为勇敢，沉溺其中才需要勇敢。我做了一个计划，准备用十年时间一个一个流派，一个一个领域地读懂现代形式文论。下这个决心，倒也不是对“诗意派”的反感（中国道禅是现代诗意派诗学公认的始祖，但这派在中国后继者也不多），而是对盛行于现代中国的另一种批评不满，那就是“内容批评”。这种批评视文本为真实世界的描述“反映”，因此用治理统治真实社会，或评说真实历史的种种规范标准来批评文学。批评家的工作类似检察官，或小报“道德法庭”专栏作家，整日价就人物该做不该做什么评是断非。既然无法惩罚想象中人物，就让作者和出版者对人物的罪过负责。
内容批评或许是一种对文学的自然而幼稚的反应。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四种人，都是“信以为真”派，都以内容作为文学的本质。现在却要添上第五种人：“勃然大怒而痛加惩罚者，现代批评家也。”就《金瓶梅》而言，受罚者还少？
我当时之所以要走形式文论之路，是感到这是廓清弥漫文学艺术批评（包括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幼稚病”的唯一出路。压力自然不请自来，一个研究生做出个力挽狂澜的姿态，使个别诲人不倦者厌恶。其实我自己心中也虚得很。我的成长过程注定了我是个历史感很强的人，斤斤于形式屑屑于技巧，置文学的社会历史联系于不顾，我自己也感到未免过于偏颇，总觉得失落了什么。
在当时，70年代末，中国批评界恐怕没几个人愿意弄懂，或能够弄懂形式文论的种种“科学化”的术语和分析方法，所以我的沾沾自喜，掩盖了自我怀疑。从那时起我苦读了七八年形式文论，其间做过一些文学翻译，做了一些东西文学影响史研究，偶尔手痒，还写了些小说诗歌，但老学生从中国做到美国又做到英国，这个读书计划一直在遵行。
大约在1985年左右，我从叙述学读到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这一“悟”使我欣喜若狂，超越内容（或尽少依赖文学的素材）来探究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看来并非不可能之事。
然而，从这理论构想，到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讨论，还要做许多工作。为此我选择中国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作为理论构想的第一个实验。现在献于读者前的这本书，就是这个实验的总结报告。
我坦白承认，这个实验是理论先行的，并非纯然“从实践中发现真理”。然而，哪一种学术研究不是先有一个构想，一个待考验的模式？只不过一个诚实的学者应在研究中不断修正这模式。自然，先“研”范畴的存在本身就证明它决不是终极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理”，只是在特定的研究范围中比较“说得通”而已，只是在意义的混沌星云中能像模像样地理个头绪而已。但这一点不就够了？我们已经目睹过多少牢不可破的真理大厦之倒坍？
博尔赫斯认为意义歧出是中国思想，至少他笔下的中国古人按中国哲学思想设计了一个歧径园，一个小说的意义迷宫。可惜博尔赫斯又创造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英国人，一个“中国通”，重建了迷宫，识透了谜书。我呢？我是否能像那位“沦为”间谍的现代中国人，用打死这个走通中国歧径园的西方人，来表明我不仅猜得出这个谜，而且能把这谜用于具有现实意义的目的？
我希望我有博尔赫斯笔下那位现代中国人那种自信。我的书试图提出一种追寻意义的策略。只是一种，而且只是策略，策略有好坏之分，有效无效之分，但它再好也只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意义构筑方式。
我的工作，是试图找出中国文化的文本集合构造如何限制了（而不是决定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形式。只是中国小说的叙述方式至今未得到仔细研究，因此本书不得不把大半篇幅用于中国小说的叙述分析上，以设法使整个立论有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鉴于至今尚未有以中国小说为对象的中国学人写的叙述学著作，本书不得不花一部分篇幅解释了我的叙述学理论。我不想说这是一个独创的“体系”，但至少它更适合中国小说，也因此而与其他叙述学者的体系重点不同，论点也有所不同。就这意义上说，本书可视为中国小说的一本叙述学导论。
至于我研究的另一端——文化分析，应当承认，这本小书哪怕做一个中国文化结构浅略的扫描都做不到。本书能谈的只局限于中国白话小说的分析中能透露出来的一点情况。文化虽说是广义上的文本集合，但这一“广义”，就使它异常复杂，比叙述文本复杂得不可道里计。小说叙述文本，可以作为文化的窥视孔，可以作为文化结构的譬喻，但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显然，在这里，卑谦的自我认识是必要的。
在国外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有种种不利之处。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西方汉学界的气氛妨碍学人“得现代批评风气之先”。知识界过于庞大后，以邻为壑就成为每个行业从业者自卫本能。西方汉学家情愿与中国学者比考据，比版本学，甚至比僻字僻典，却不愿与洛特曼比理论视野，与热奈特比细密分析。至少可以说，汉学家很不愿意吸收采用现代理论的成果。能有意把现代文论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在西方众多汉学论文中，实在是太少见。就这一点来说，我依然是个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我所关心的，也是作为中国文化人所关心的。身居国外至多只给了我图书的方便。
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国外学术机构对于“纯学术”研究，哪怕是中国小说这样的“僻学”，总是尽可能给予支持。因此，我在此必须向下列机构表示感谢：美国加州大学董事会、英国学术院、东方学院学术委员会、伦敦大学学术基金会。没有它们的资助，在国外的生活条件中，本书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此外，许多朋友和师长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过宝贵意见，他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白之（Cyril Birch）教授，张鸿年（Samuel Cheung）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伦敦大学贝克（Hugh Baker）教授，贝丽（Alison Bailey）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薛鸿时研究员，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教授等。北京大学申丹教授特意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撰文与我商榷中国小说中的转述语问题，给我启发良多。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我曾用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的讲课和北京大学的符号学系列讲座上，各种国籍主修各种科目的同学，在课堂讨论和作业中提出种种挑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我的一些论点，经常迫使我采用更清晰的阐述——我不愿说我和同学们在共同追求真理，回到我的老提法：我们只是为整理意义混沌而寻找一个策略。但策略也有高低之分。现在我将此书芹献于读者面前，也期盼有耐心读完全书的朋友逼我朝高处走，看得更远些，别让我不上不下地坐在山坡上，在孤独中自言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