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着颇为严格的等级制。这种等级状况是以“硬化”了的土地等级占有状况为基础的。所以，有人把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称作等级所有制，其基本特点是土地经过层层受封，形成一种特殊等级，一块土地由甲授给乙，再由乙授给丙……由此决定的封建主之间的人身等级也表现在土地等级上。而且，阶级的划分与等级的划分相一致，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或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完全一致的。如封建陪臣与封君之间，不仅经济实力有显著差异，政治及社会地位亦呈明显区别。陪臣在军事上听命于封君，守卫其城堡，并随时准备应命作战。陪臣还有某些奴役性的礼仪，如为封君执马镫、下跪、合掌置于封君掌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广大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则更为突出。法国的一个修道院长在谈到自己的农奴时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我的。”③（③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99、199页。）
由这种社会基本状况所决定，中世纪西欧婚姻关系中的等级性，是相当森严的。一般而言，在两个主要阶级———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同一庄园的男女农奴结合是最为普遍的现象。此外，也有两个庄园的农奴结婚的。柯尔吞《中世纪的乡村》收录巴黎主教给另一修道院的一封信，大意是，让女农奴某人和此修道院男农奴结婚，其子女一半属主教，另一半属修道院。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领主与领主、陪臣与陪臣之间进行通婚，逾越这一等级界线者实属罕见。所以，与汉王朝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婚制相比，中世纪西欧毋宁说是一种高度板结化了的等级婚制，它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土壤中。同时，西欧社会经济上的土地等级占有和政治上的身份等级状况起了维护和强化作用。①（①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201页。）
汉代婚姻等级性的社会意义
汉代婚姻等级性的上述特点，对汉代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影响之一，这种通婚方式，促使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垂直流动。一些原处于社会下层的小农、小手工业者以及从事百业的城市平民转而进入地位较高的阶层。例如：平民女子窦氏成为汉文帝皇后，其弟窦广国受封为列侯，从而由普通平民上升到贵族阶层。平民男子高慎，“抚育孤兄子五人，恩义甚笃，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②，（②《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高慎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由平民上升为富户大族。
还有一些人通婚后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都有了改变。如司马相如同卓文君结婚后，取得了颇多资财，并拥有大量仆从，使原先“家徒四壁立”的凄凉家境得到很大改善，消费水平也大为提高。
影响之二，这种通婚方式，促使了社会阶层的水平流动，即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包括：不同手工业部门和不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如东汉时汝南卖饼家之男娶屠家之女，屠家之女从其夫，以卖饼为生。③（③参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引《风俗通义》。）还有从手工业者阶层向小农阶层的流动。史载，女子孟光能“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以家庭手工制作业谋生。但在结婚之后，她与丈夫梁鸿“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①，（①《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成为典型的小农家庭。
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机体内部的调节和更新，马克斯·韦伯认为它是社会“适度的自律震荡”，可以使社会充满生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尽管两汉时期由通婚引起的社会流动非常有限，但毕竟对汉代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影响之三，汉代婚姻等级制的逐渐加强，预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门阀等级状况的出现。在汉代，婚姻关系作为一条重要的血缘纽带，使各地区的豪族地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步步地形成了延亘数代的豪门大族。
第一步：西汉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在颍川地区，豪族地主相互通婚②；（②参见《汉书·赵广汉传》。）在高密地区，大族郑氏“世与”另一大族“王家相嫁娶”③。（③《汉书·郑崇传》。）
第二步：东汉时期有了全面发展。豪族地主之间“请召宗族，婚姻宾族，讲好和礼，以笃恩纪”④。（④《全后汉文》卷四十七崔寔《四民月令》。）东汉前期名族耿氏家族、阴氏家族、窦氏家族、冯氏家族以及东汉后期名族伏氏家族世世与皇族通婚，从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其家族地位的尊隆。
地域性的豪族集团也渐次形成。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社会地位很高的大姓，如汝南袁氏家族、博陵崔氏家族、清河崔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和山阳王氏家族等。他们之中有的人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居于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如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家族；也有一些仅保留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却并不引人注目。然而，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十分注重名门望族之间的通婚。
第三步：东汉末至三国时，两晋南北朝的门阀等级婚制的序幕徐徐拉开。北方的曹魏、南方的孙吴和蜀汉政权的社会基础就是士族大姓，其中，尤以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表现为突出。⑤（⑤参见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46本（第1分），1974年12月。）
通过联姻，一些大族的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北方的河内司马氏、东海王氏、山阳王氏，南方吴郡的顾氏、陆氏、张氏、朱氏，这些大族，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上层，显然，没有东汉三国时期的长期积聚和发展，它们是不可能在两晋以后突然兴起的。而这些大族之间、这些大族与其他大族之间的相互通婚，从家族延续、血缘关系的凝聚、家族社会的保障诸方面，起到了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代替的作用。
通婚频率比较高的有河内司马氏、东海王氏、太山羊氏、颍川苟氏、河内张氏、博陵崔氏，以及吴郡的顾、陆、朱、张、孙氏等家族。它们在公元3世纪之后，先后成为社会上风云一时的大家族，有的还延续了千余年之久。①（①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BuckleyEbrey）在《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博陵崔氏家族从西汉后期到唐代的千余年发展史。她认为，崔氏联姻多是河北大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均是其联姻对象。到了唐代，崔氏仍然主要与其他大士族通婚（占80%以上）。伊佩霞还认为，博陵崔氏在汉代是具有地方性血缘关系的松散的家族群，至北魏则成为门阀贵族，而且一直持续到唐代。关于此书，可参见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82（1））。）
相对而言，蜀地的士族大姓要少一些，而旦没有一个家族延续发展成为两晋之后有名望的士族。尽管蜀地不乏豪族地主，如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新都县“多名士，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也”②，（②《华阳国志·蜀志》。）但终因巴蜀地区的地理形势的固狭，山陵围绕周回，人口流动幅度不大；加之，刘备入川后，对当地豪族采取既笼络又打压的方针③，（③在蜀汉政权中，大多数官吏都是非巴蜀人氏，他们占总数的61%，巴蜀籍人只占39%（据《三国志·蜀书》统计）。刘备对蜀地豪强戒心很重。如彭羕自认为是广汉豪姓，为人“恣性骄傲，多所轻忽”。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刘备先贬他之职，后又把他下狱，“竟诛死”（《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又如，蜀郡大姓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王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三国志·蜀书·周群传》）。）因此，士族大姓在这里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此外，一些名门世族，虽然政治地位不居当时社会的最高层次，却自恃门第高贵，血族“纯”、“洁”，而拒不与某些朝廷权贵通婚。史载，山阳名族王谦任大将军何进长史，此时何进权倾一朝，他“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但王谦却很看不起这位出身于“屠家”的顶头上司，遂“弗许”，拒绝与何进结亲。①（①参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所以，汉人仲长统十分感慨地说：“故姓族之殷，不以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②（②《群书治要》引《昌言》。）这已相当接近两晋南北朝的门阀等级婚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