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选民女有了固定日期，即每年八月进行挑选。还有专门负责选女的官员，即“明礼仪”的中大夫和后宫御官掖庭丞。①（①参见《后汉书·皇后纪上》及注引《风俗通义》。）
第二，选民女有了地区上的要求。应劭的《风俗通义》②（②《风俗通义》佚文，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417页。）和《后汉书·皇后纪上》都说当时遴选后宫女子的地区是“洛阳乡中”。事实上东汉时皇帝后妃籍贯虽然不限于洛阳周围，但洛阳附近的人占了一半以上。与西汉相比，东汉皇帝后妃籍贯在京畿附近者的比例也有提高。可见，应劭和范晔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第三，选民女从年龄到相貌上有了具体标准。在年龄上，《后汉书·皇后纪上》载，所选入宫女子年龄是“年十三已上，二十已下”，而实际上，20岁者极少，一般都是16岁以下（见本书第三章）。在相貌仪容上，要“姿色端丽，合法相者”，“长（身材高）壮（健康）皎洁（美丽）有法相”③。（③《后汉书·皇后纪》及注引《风俗通义》。）从马援之女马氏入宫之时“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的记载看，头发也是法相的一个标准；入宫女子的仪容可能还为分若干等。
第四，对后宫女子提出了“德”的要求。只有宫女行为举止合于“德”，才有可能被定为后、妃、夫人：“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④（④《后汉书·皇后纪上》。）
所谓“德”是封建伦理对女子的要求和约禁，即“内无出阃之言，外无私溺之授”。马援女儿在入宫后，“孝顺小心，婉静有礼。……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成为明帝之后。女子窦氏，“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以之成为章帝之后。而邓氏更是这方面的楷模：“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夙夜战兢。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帝深嘉爱焉。”⑤（⑤《后汉书·皇后纪上》。）遂成为皇后。
统治者对达到“德”的途径作了探讨。和帝邓后强调习读经书，她下诏说：“中宫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①。（①《后汉书·皇后纪上》。）这种风气甚至蔓延到诸侯王中。清河孝王的宠妃左小娥就“善史书，喜辞赋”②。（②《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第五，占卜和相面成为选后、妃的重要环节。初选民女入宫，即须经过相面，合格后才能入宫。从后宫女子被选为皇帝后、妃和夫人，还须再经由相面者和太史的相面与卜卦。如女子梁氏入宫后，相工茅通先为之相面，“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则“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比》”。合格后梁氏遂成为顺帝贵人。③（③参见《后汉书·皇后纪下》。）而皇帝成婚之日，则要由太史令来慎重确定。故史称：“太史令一人……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④（④《续汉书·百官志二》。）
此外，在汉代皇帝确定后妃的程序中，偶见“探筹立后”之事。据《后汉书·胡广传》，顺帝欲立皇后，但贵人有宠者共有四人，难分轩轾，“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以“神”意立选之事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左传》昭公十三年《传》云：“楚共王无家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立社稷’。乃偏以璧见于群望日：‘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于是，楚共王遂通过这种方法确立后嗣。不过，东汉时“探筹立后”之议却并未能施行。太尉胡广等朝中要员上书极力劝阻汉顺帝：
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
恃神任筮，既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⑤（⑤《后汉书·胡广传》。）
胡广等人还提出“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⑥（⑥《后汉书·胡广传》。）的标准，为顺帝所采纳。可见，汉代人已察觉到依靠“探筹”、假借“神意”立皇后是不可靠的。这与先秦时代相比，从信天命而接近于重人事，这显然是理性的一个进步。
从西汉到东汉的这些变化是相当明显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仅仅看做封建皇帝婚仪程序上的增加或完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全貌。上述的这一演变过程正是豪族地主兴起时，封建宗法伦理观念日益扩展的缩影。这一趋势与前述的婚姻关系构成中等级性的强化是同步发展的。东汉初年封建统治者明确提出，他们慎选后妃是为了“详求淑哲”，以便使“贤妃助国君之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把皇帝后宫与封建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尝试。在汉代，它的确加强了封建统治机体内部的调节能力。如明帝马皇后、章帝窦皇后、和帝邓皇后都大加限制马氏家族、窦氏家族和邓氏家族势力的极端发展，从而平衡了皇权与外戚的关系。后人在考察了战国时“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而至西汉初年“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而至“斫雕为朴”的东汉后宫制度沿革后，对东汉“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可谓矫其敝矣！”认为这是值得后世统治者仿效的作法。①（①参见《后汉书·皇后纪上》。）
汉代皇帝纳后妃和夫人的过程也给后世以一定影响，从晋至宋代自不待言，晚及明代，亦可看出其痕迹。纪晓岚《明懿安皇后外传》一书所述明天启元年选后之事，在三个方面颇类汉代选后的步骤。其一是年龄和所选女子数目相近：
先期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以正月集京师，集者五千人。
其二是合法相与汉代相近：
天子分遣内监选女，每百人以齿序立，内监循视之，曰：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出之。凡遣归者千人。明日，诸女分立如前，内监谛视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诵籍、姓、年岁，听其声之稍雄、稍窳、稍浊、稍吃者皆去之。……明日，内监各执量器，量女子之手足，量毕，复使周行数十步，以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轻躁者，去者复千人。其留者仅千人，皆召入宫，备宫人之选。
其三是明德行贤，具有温顺的性格和良好的品行“节操”：
于是入选者仅三百人，皆得为宫人之长矣。在宫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论，而评汇其人之刚柔愚智贤否，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皆得为妃嫔矣。
尽管在一些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后世为遴选宫女的状况基本上和汉代相同。因此，说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宫闱制度的滥觞，是不过分的。
过量消费：用于婚嫁的支出
既然婚姻嫁娶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汉代人用于婚嫁方面的支出量是相当惊人的。皇帝、诸侯王、高级官吏、大中小地主阶层、富商大贾等统治阶级成员自不待言；生活并不富裕的城市平民阶层、占卜之人、行医贩药者也大都花费许多钱财操办婚事。甚至平时省吃俭用的小农、小手工业者，这时也十分大方地拿出他们平日的积蓄。
汉代人用于婚嫁的开支有如下几项：
定婚之前，婚家双方要付给媒人一定数目的钱财。
宋代人袁采曾说：“古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而近世尤甚。绐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绐男家则厚许之。”①（①袁采：《世范》卷一。）以从其中上下其手，牟取厚利。汉代媒人也是通过联系婚家，取得钱财。唯史料缺罕，现尚不知婚家双方付给媒人钱财的确切数目。
占卜者为婚姻当事人辩同姓、卜吉日也要索取报酬。
《史记·日者列传》云：“且夫卜筮者……而以义置数十百钱……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看来，占卜者为婚家行卜一次，要收费百钱上下。而行卜二三次，则要收费数百钱。②（②《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记管辂语云：“昔司马季主有言……嫁女娶妻或生长，岂直数千钱哉？”此说与《史记》不同，或者数千钱是为达官贵人卜吉日的收入，亦未可知。正文因《三国志》晚出，故从《史记》。）
婚嫁期间耗钱最多的项目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携带的嫁妆。在两汉四百余年间，聘金和嫁妆数目越来越多，形成了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时间长。从西汉到东汉，婚嫁奢靡之风一直未衰。汉武帝时，“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③。（③《汉书·严安传》。）婚嫁尤为铺张。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把此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东汉时期，“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④。（④《后汉书·章帝纪》。）有的人家为了多得聘财，“一女许数家”；在有的家庭中，“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①，（①《潜夫论·断讼篇》。）逼令亲属再嫁他人。
第二，地域广。在汉代，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秦地，“嫁娶尤崇侈靡”②。（②《汉书·地理志下》。）其中长安城“闾里嫁娶，尤尚财货”③；（③《三辅黄图》卷四。）太原和上党地区，“嫁娶送死奢靡”；卫地，“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④；（④《汉书·地理志下》。）蜀地，“俗奢侈”，“归女有百辆之徒车”⑤。（⑤《华阳国志·蜀志》。）婚嫁重聘财嫁妆在地域上的广泛性，还可以从汉安帝诏令中得到反映：“嫁娶送终，纷华靡丽。……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⑥（⑥《后汉书·安帝纪》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诏。）
第三，波及面大。在汉代，绝大多数阶层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重聘财与嫁妆的风习。聘财与嫁妆的数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家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
（1）皇族封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和庞大的经济收入，其聘财数量是所有阶层中最多的。还在西汉初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惠帝娶后就用“聘黄金二万斤”，此外，还有若干数目的“雁、璧、乘马、束帛”⑦。（⑦《后汉书·皇后纪》；《晋书·礼仪志》。）惠帝以降，汉代封建皇帝聘后之钱都是“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⑧。（⑧唐人李贤注《后汉书·皇后纪》指出：“《汉旧仪》：‘聘皇后，黄金万金。’吕后为惠帝娶鲁元公主女，故特优其礼也。”这个说法是不符合汉代史实的。《汉书·王莽传》载，汉平帝娶后，“有司奏：故事，聘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故事”是汉人习语，系指前代惯例，则聘后用金二万斤非惠帝时的特殊现象，明矣。而李贤引以为据的《汉旧仪》，在传抄过程中颇多舛误，从史料价值上看，亦不如《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可信。）如汉平帝娶后，有司奏请聘以黄金二万斤。⑨东汉桓帝立梁皇后，也用黄金二万斤。
皇帝聘妃子及夫人，所用钱财亦颇多。平帝以王莽女儿为后，王莽只接受聘财四千万钱。王莽目的是力纠西汉侈靡之偏，但是朝臣议论纷纷：“今皇后受聘，逾群妾无几”。由此可见，皇帝聘妃子与夫人，要花费聘金近四千万钱，约为聘皇后用金的五分之一。
关于皇族其他成员聘妻情况，时人谷永指出：诸侯王家资富饶，“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①。（①《汉书·文三王传》。）《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赵共王刘充打算以“聘金二百斤”（折合为钱二百万）娶妻。这可能是诸侯王的普遍聘金量。
汉宗室女子嫁妆十分丰厚。无论是“列侯尚宗室皇女”，还是宗室女子出嫁边地少数民族首领，都是如此。公主的政治地位相当于诸侯王，拥有大量的资财与田宅，这些家资是公主的财产，随其一起出嫁。因此，毋宁说她们的家资同时也是嫁妆。刘邦曾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②。（②《汉书·匈奴传上》。）细君公主出嫁乌孙，陪嫁物品中有从人、服装、乘车、丝帛和金银器皿。生活用品大到衣被，小到六博之具，应有尽有。③（③参见《汉书·西域传下》。）直至东汉前期，耿恭驻守西域，还见到随细君出嫁的博具。由此看来，汉代皇族宗室女子的嫁妆费用多者可达百万，乃至千万钱，少者亦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高级官吏与富商大户这个阶层的男子聘金数目低于皇族成员。如汉献帝时丞相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④。（④《后汉书·列女传》。）辎车一乘约值一万钱⑤，（⑤汉代，轺车一乘值万钱。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445页简云：“轺汉车一乘值万”。辎车是贵族富家子所乘的交通工具，从汉代画像资料看，其制作精巧考究，装饰丰美华环，故其价格当接近轺车。）马价每匹也在一万钱左右⑥；（⑥汉代马一匹约值万钱。《居延汉简甲编》简245云：“第廿三侯长赵备，责居延阳里常池马钱九千五百。”《流沙坠简释文》卷二第12页简文“《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令少仲出钱三千，死马骨肉，付循请平。”罗振玉考释谓：“钱三千者，马价三分之一，则一马直九千。”）“充路”钱帛难确定具体数量，且以最低限额十万钱计；奴婢假定有1人（从史书记载看当在此数以上），汉代奴婢之价是一人值三四万钱。⑦（⑦汉代的奴婢价格因体格、技艺等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价格高者可达百余万钱。《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济北王买了四个奴婢，一个奴婢值一百一十七万。一般在三四万钱之间波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第445页载简文：“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郫县东汉残碑云：“五人直廿万”、“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载《文物》，1974（4））。）则董卓聘礼至少在一百六十万钱以上。这虽是突出的事例，不足以代表普遍现象，但也反映了高级官吏在嫁娶时付出聘金数目之多了。东汉人郑众曾谈到百官婚嫁时送往女家礼物“凡三十种”，类别繁多，名称各异，并各有含义。
当然，未必每个官员都用这三十件物品，但其中一些如玄丝、羊、雁、五色丝等在当时确很通行。此外，官吏还要给女方送钱币。富商大户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高级官吏，但因为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聘礼上的支出也很多。史称：“货殖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①。（①《三国志·蜀书·董和传》。）《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了富商大户的花费：“富贵嫁娶，车辎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综合上述记载，可以推测，这两个阶层男性成员聘妻所费当在数十万至百余万钱之间。
这两个阶层女性成员的陪嫁财物亦少于皇族阶层，这些陪嫁物包括随从奴婢、各种衣饰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在生活用品中，铜镜是引人注目的。考古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大都是“延年益寿辟不羊”，“见日之光，长毋相忘”，“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之类的吉语。但也有一部分镜子的铭文表明，这类铜镜是作为女子陪嫁物的。
女子出嫁携带铜镜是为了梳洗脸面，所谓“清精治（冶）铜华以为监（鉴），照察衣服观容貌……以为信，精（清）光宜佳人。”②（②王辉：《铭刻考跋四则》，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
《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载，蜀地大商贾卓王孙给女儿卓文君的嫁妆是：“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统计这些嫁妆的价值，当在三百万钱以上。但卓氏是名闻全国的巨商，非一般大户能比，故汉代普通富商贵族给女儿的嫁妆大大低于此数。史载，他们嫁女时往往给“满车”之物。④（④参见《潜夫论·浮侈篇》。）如马融“家世丰豪”，其女出嫁“装遣甚盛”⑤。（⑤《后汉书·列女传·袁隗妻》。）东汉人陈省有二子，长子娶张度辽之女，少子娶荀氏之女，“皆贵家豪富，从婢七、八，资财自富”⑥。（⑥《华阳国志·汉中士女》。）《急就篇》有“妻妇娉嫁赍媵僮，奴婢私隶枕床杠，蒲蒻蔺席帐帷幢”语，颜师古注谓：“赍者将持而遣之也。媵。送女也。僮，谓仆使之未冠笄者也。言妇人初嫁，其父母以仆妾财物将送之也。”颜说甚确。显然，这也是指高级官吏和富商大户两个阶层。由此可见，高官、富户阶层女子嫁妆所费一般在二三十万钱以上，多者可达几百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