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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周礼》成书于汉初(15)

记得2>世纪8>年代,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曾做过一期先秦史专号,国内先秦史名家几乎悉数撰文。专号第一篇《谈先秦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乃先生所撰。先生云,先秦史研究有三条战线:考古工作者站在第一条战线,古器物和古文字学者站在第二条战线,历史学者则是站在第三条战线。史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才能取得成绩。先生此文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反响很大,《新华文摘》曾予转载。先生不仅如是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以下为我亲历之数事。

1984年秋之某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称,陕西凤翔发现之秦公一号墓将于近日开棺揭椁。先生放下报纸,随即命人去买火车票,带我等学生数人赶赴西安,次日清晨乘汽车直奔凤翔考古工地。秦公一号墓发掘队队长韩伟先生特许我等进入大墓墓底考察。大墓深度约当于七层楼房。南北墓道之总长达一二百米,为加快发掘进度,墓道只清出几十米,因而斜坡很陡,加之运土车辆反复碾压,坡面又硬又滑,难以行走。我等年轻人也只能小心扶着墓道侧壁,慢慢下行。先生年届古稀,无法随往,便站在墓口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并不断向考古队专家询问。次日,听说凤翔附近发现一批魏晋墓葬,大家决定前去考察,考虑到地点较远,故劝先生在招待所休息,但先生执意与我等同行。我等在田野中往复数小时,回到住地,人人筋疲力尽,而先生依然兴致勃勃。

1987年秋,我陪先生到浙江新昌开会,适逢良渚文化反山、瑶山遗址刚刚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带去几本照片,在小范围内介绍。会后,先生便带我等前往杭州,到考古所库房参观出土玉器,先生每天戴着手套,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件文物,前后达一周之久,似不知疲倦。我对玉器发生兴趣,正是肇端于此。

1988年,我陪先生到西安开会,闻说三门峡新近发现几座虢国大墓,会后,先生即赶赴洛阳。当地文物部门决定用吉普车送我们去工地。不料,出发时下雨,因路途较远,主人较为犹豫,但先生坚持要去,主人只得应允。我们用整整一天参观大墓发掘现场以及库房文物,深感欣喜。顺便提及,先生看文物非常仔细,口问笔记。

有时没有带纸笔,回到住所后,必定详细追记。先生常云,脑子最靠不住,时间一长就忘,或者弄错,故一定要及时记录。

行文当简洁明快

先生行文简洁,文字凝练而不晦涩,反对枝蔓其辞,言之无物。先生尝言,援庵先生激赏顾亭林的《日知录》、钱竹汀的《十驾斋养新录》,除钦佩其史学卓识外,亦仰慕其惜字如金之文风。顾、钱为文,每每仅几百字一篇,然字字皆实,无虚文浮词。援庵先生不甚喜欢做文学者所写史书,如欧阳修《新唐书》,因其过于讲究辞藻,虚言较多。故援庵先生批改学生作业,非常注意文句之简洁,某生之论文,在一句中出现三个“的”字,援庵先生即在旁批注道:“此处有两个“的”即可。并圈去其中一“的”字。奉生师所言,令我耳目一新,奉为学术旨趣。及至后来看到启功先生书写之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衡。”而知朴实无华乃是援庵先生树立之门风,既涉及文风,亦是做人本色,道理很深。先生修改我等论文,对文句是否简洁、畅达,十分注重,凡有字句芜杂、颠倒重复之处,必加删芟。我细读先生批改之处,发现文句确实碍塞不通,从此,我在修改文章之时,必先暗读一过,对文句做,减法”,凡赘字衍句,务必扫荡殆尽。近年,居然有教授说我所写文字比较,干净”,少有废话,令我欣慰,此为先生教育之结果。

文章不怕放

我上硕士一年级时写成一篇论文,当时年轻,以为有了新见理应尽快发表,以免被别人抢了先,便投给某杂志。编辑看后,允诺刊用。于是我请先生审阅,原以为几天之后即可取回,不料先生收下后不再提及此事,我心生纳闷,又不便催促。大约过了半年,先生才将拙作交我。先生云:,文章写好后,不要急着发表,要放一段时间,想想立论是否稳妥,史料可有缺漏,此时尚有修改之余地。

若是发表后方才发现错误,就会追悔莫及,所以,文章不要怕放。先生又云,援庵先生对此非常强调,常对学生言:

“文章要多置时日。”文章须三四次改易,我作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文章要精炼,不要有废词,要做到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

其后我多次替先生誊抄文稿,发现稿纸之样式多很老旧,纸色泛黄,可知存放之时间已相当久。印象最深者,乃是一篇考证《史记·六国年表》之文章,稿纸下缘遭受鼠啮,已成圆弧形,底排某些文字已经不存,至少已存放十几年。可知先生乃是秉承援庵先生之学风!先生所云,乃是学术箴言。如今学风浮躁,我等更应铭记在心,恪守终身。

三,耳提面命

如今大学博士论文之选题,大率有两种情况,一是导师命题,二是学生自选。我属于前者,由奉生师指定,研究主题为《周礼》成书年代问题。

《周礼》一书,治术与学术兼包,对中国政治与学术皆有重要影响,然其成书于何时,学界聚讼两千余年,言人人殊,迄无定谳。研究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之学者均从自身之立场出发,从中征引史料,因而此书或用于证明西周史,或用于证明东周史殊为奇怪。若说《周礼》乃西周作品,则断断不可作为战国史料引用;反之,若是成书于战国,岂能用来证明西周制度?先生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及此事,故而希望我就此做系统之研究。

记得我上中学时,曾在无锡崇安寺古旧书店见过线装之《周礼》,翻开一看,满目生僻字,岂是我之学力能及,连忙放回插架,但亦从此引发对《周礼》之好奇心。“文化大革命”甫过,我在无锡古旧书店见到缩印本孙诒让《周礼正义》,两大册,售价仅两元,随即买下。可惜此书小字密行,几不能容针,只可查检,无法阅读,遂又作罢。千万意料之外,因先生命题,我居然与此书结下终生之缘。

接受选题后,内心惶恐无似:此书我从未通读过,如今不仅要诒让乃清代经学殿军,所撰《周礼正义》乃《周礼》研究之集大成者,尤当先读。而此书彼时尚无标点本印行,图书馆虽有藏本,但不能勾画标记于其上,甚觉郁闷。岂知天如人愿,不久,我随先生前往浙江开会,经过绍兴时,我无意中在古旧书店发现一部四部备要本《周礼正义》,全二十八册,令人难以置信者,标价仅为十元,可谓天佑神助!我购下此书,同行之师友无不艳羡。我之博士论文出版时,先生在序言中还提及此事,称我在绍兴见此书后,,狂喜,急购归,从此寝馈其中”,诚非虚言。

因我所得《周礼正义》无标点,故每日功课便是逐页点读,无从偷懒。我根基很浅,读此皇皇巨著,深感力不从心,但已无退路,唯有迎难而上。由于文献古奥,又是点读,故需高度凝聚脑力,稍一走神,则不知所云,唯有返回重来。每日午餐后,头脑如有铁箍,无法放松,难以入睡。等起床号响起,两目惺忪,昏昏沉沉,只得用冷水浸面,刺激神经,以便下午继续攻读。这一工作绵延四五月之久,艰辛之极。期间,先生对我关心备至,时时询问进展情况,并多次对我说,若宿舍内晚上喧闹,可以到他书房看书。

先生云,《周礼》成书年代研究,自来有两途:一是研究其官制体系之年代特点;二是研究其治国思想之年代特点;两者均有可取之处,可择善而从。我最初倾向于前者,拟仿照郭沫若《<周官>质疑》之法。郭氏选取《周礼》中与金文不合之十九项,逐一考证,最后判断其成书年代。我计划将此法推广到《周礼》所有职官(总数约三百六十),以求在覆盖全书之基础上提出新说。先生表示同附录五《亡尤室问学偶记意。于是,我从天官冢宰入手,逐一收集材料,但很快发现,此书许多职官不见于先秦文献、铜器铭文,无从考证。当时,刘雨、张亚初先生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将《周礼》职官与金文对比,而知仅四分之一职官可证于金文。换言之,有近四分之三之职官于金文无证。事实证明,既有之思路需要调整,遂决定从分析此书之思想构成及其时代特点来推断其成书年代。经过反复思考,大体形成如下之论证思路:

1;《周礼》作者之建国思想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构成;

2;儒、法融合始于荀子,阴阳、五行融合始于邹衍,四者同时出现于一书始于《吕氏春秋》,故《周礼》成书年代不得早于战国晚期,此为其成书年代之上限;

3;《吕氏春秋》为杂家,虽四家之说见于一书,但尚未融为一体,杂凑痕迹明显。《周礼》之三家思想已融为一炉,其精致之程度非该书可比,其成书年代当更晚;

4;汉初,随着大一统王朝出现,诸家思想走向融合,与《周礼》所见大体相符。鉴于《周礼》中不见文景时盛行之黄老思想,故其成书年代之下限当在文景之前。

5;《周礼》乃理想国蓝图,但其中确有利用先秦材料者。譬之今有陕西老农利用若干捡来之秦砖汉瓦、两周木料,建成一畜厩,其中虽有旧材料,但其建筑风格与年代只能归诸当代。本文重点,乃是确定《周礼》成书年代,而非具体职官之来历。

先生对我提交之论文新大纲表示赞同。由于思路改变,耗去时间不少。校方规定,三年之内必须完成论文答辩。为争取时间,我每写出一章,即送先生批阅,自己接着往下写。新一章写完后再与先生手中之前一章交换。每次交换,先生都会详细谈该章存在之问题,有些问题相当重要,如我主要依据孙诒让《周礼正义》立说,先生认为有失偏颇,因为贾公彦《周礼疏》乃唐人《九经疏》之最优者,学者早有定论,故论文必须顾及。先生之点拨,使我得以避免某些重大疏漏。接着,我先根据先生意见修改前一章,然后再写更下一章。如此往复,直至初稿全部完成。记忆犹新者1988年12月31日,我如期完成全稿,交先生总审。

先生批阅论文相当仔细,无论是论点阐发、史料征引,还是文句修饰,都严格把关。若论述太烦琐,先生会大段删除,或者干脆将这一部分稿纸裁去,而将修改的文字写于另纸,然后粘贴在一起。有时粘贴之稿纸太长,先生便将长出之部分向上折叠。故论文送去时,稿纸很整齐,取回时已是长短不齐,其中浸透先生心血。

论文之关键引文,先生往往会查检原书,并且发现一些错误,甚至有将篇名写错者。那是写作时自以为记忆确切,未去核对,一经先生指出,惭愧无似!如此不仅避免了某些,硬伤”,亦使我日后更加谨慎。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论文字数再多也完全靠手抄,抄得多了,字迹就潦草,以致难以辨认,凡遇此类情况,先生并不直接批评我,而是在草字旁边写出正楷。先生之一丝不苟,令我惭愧无似,此后,我抄写文稿,字数再多,亦能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在我撰写论文期间,先生每每与我谈及外校寄给他评审之博士论文,好在何处,差在哪里,一一分析,让我少走弯路。先生对论文之要求非常严格,或近乎苛刻,某校有一博士论文请先生评阅,先生提出七条批评意见,认为尚未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建议暂时不组织答辩。先生曾将这些意见一一说与我听。先生之认真,乃是出于学术良心,并无恶意,而对方导师却不领会,此后之论文评阅便不再邀请先生,先生亦不介意。另有一事,予我印象极深,某日,我到先生处有事,先生举起案头一本书对我说:

“你的论文若写成这样,我就不让你答辩!”我接过书一看,作者是一位颇负盛名之学界名流!我当时内心之戒惧,读者当不难想见,故不敢稍有懈怠之心。

1989年春,我之博士论文即将提交答辩。当时校方之论文审查程序非常严格,评阅专家必须在十五至二十位之间,因而本学科之重要专家几无遗漏。一个月后,评阅意见全部寄回,均同意答辩,随后拟定答辩委员会名单。先生认为,论文答辩旨在听取专家意见,故要尽可能邀请与论文主题关系最密切之专家。记得有人建议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著名学者担任答辩委员,先生当即拒绝:“这位先生参加论文答辩会,从来不提意见,只说好话,请他来答辩,意义何在1”最后拟定杨向奎、张政烺、李学勤、刘家和、郑昌淦、牟钟鉴、李民七位先生为答辩委员,杨向奎先生为主席。答辩委员会中,有三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之著名学者,即使是历史所博士论文答辩,他们亦很少同时出场。由于先生之力,三位先生同时前来,使答辩会大为增色。答辩申请书送到系里时,时任系学位委员会主席的何兹全先生在批复栏中写道:,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

1989年4月4日上午,论文答辩会如期在校内专家楼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昌淦先生首先发言,说《周礼》很重要,亦很难研究,如今看到此篇论文,非常欣喜,希望日后有更多青年后进来研究《周礼》!答辩委员会主席杨向奎先生是研究先秦礼学之名家,对《周礼》用力尤深,出于对后学之提携,对我鼓励有加,其他答辩委员亦复如此,答辩全票通过。当时博士生数量较少,故每当有人通过论文答辩,《师大周报》均予报道,报道稿一般由系里提供。我的答辩通过后,先生很是兴奋,亲笔撰写答辩报道稿,送交《师大周报》发表,这使我非常感动,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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