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所谓的江淮杂楚与江淮豪帅关系如何呢？裴氏为寿阳著名豪族，但裴邃又是支持萧遥光叛乱的伧楚之一。（参见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载《中国史研究》，1996（2）。）在这里，伧楚与豪帅合一。这样的例子尚有许多。”可见伧楚与江淮地域联系十分密切。据《梁书》卷十《夏侯详传》，夏侯详为谯人，夏侯氏是魏晋时期淮北著名望族，但本传又谓其与寿阳裴叔业同乡。《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载：“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萧衍故也。”可见夏侯氏确已居淮南寿阳。其迁徙时间不详，大概在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三》：“南谯太守，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后割地成实土。”）《梁书》卷二八《夏侯夔传》说，（夏侯详子）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力量十分惊人，夏侯氏显然是江淮间最有势力的豪帅，1996（2）。）如裴氏这样的豪族出没于江淮地域的尚有许多，但夏侯夔之兄夏侯亶，却被称为“伧人”。王玄谟，太原祁人，其祖徙居青州，宋武平青齐，玄谟家族迁至下邳。（参见罗新：《青徐豪族和宋齐政治》，见《原学》第一辑，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宋书》卷七六本传云，玄谟在徐州刺史任上，曾散私谷数十万斛，牛千头以赈济贫民。泰始年间（公元465—471年），淮北四州沦陷，玄谟家族居地不明。但王氏滞留原地可能性不大，大概和其他青徐豪族一样迁于江淮之间。宋末齐初，玄谟从兄弟玄载、玄邈的活动基本不离江淮地区，玄载还以“士望”被板为徐州刺史。（参见《南齐书》卷二七《王玄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同书《州郡志上》：“北徐州，镇钟离……元徽元年置州，割为州治，防镇缘淮。”）玄谟家族一迁青州再迁下邳，三迁江淮，虽然辗转无常，但其原有的经济和武装力量仍得以维持，王氏仍然是江淮著名豪帅。和夏侯亶一样，王玄谟亦被目以“老伧”。
京兆杜氏，本中华高族，因南渡不早，被目为“伧荒”，他们作为南朝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杜叔宝徙居寿阳，成为当地土豪乡望，挟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坚拒官军，可见，杜氏又是横行一方的豪族。（参见《宋书》卷六五《杜坦传》、卷八七《殷琰传》。）略阳垣氏，垣遵、垣苗俱仕于南燕政权，宋武帝平青齐，垣氏迁于下邳。泰始年间，垣氏家族人物以其“父伯并为淮北州郡，门族布在北边，百姓所信”（《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屡求边境自效。显然，垣氏也是淮水流域具有较大影响的家族。平原刘氏，为青州豪族，刘怀珍曾“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族人刘善明在青州饥荒时，曾开仓救济乡里，百姓多获全济。（参见《南齐书》卷二七《刘怀珍传》、卷二八《刘善明传》。）青州失陷，刘氏南迁淮水附近郁州。（参见罗新：《青徐豪族和宋齐政治》。）垣、刘二氏虽未蒙“伧楚”之称，但其经历和特点与王、夏侯、裴诸氏十分相似，所以也应是《晋阳秋》所称的江淮杂楚之一。
以上例证说明，“杂楚”和豪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江淮豪帅一般都被称作“杂楚”。真正在南北政权中有较大影响的也正是这些具有豪帅特征的“杂楚”而非一般“杂楚”。（参见余嘉锡：《释伧楚》，见《余嘉锡论学杂著》，227～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当然，“杂楚”未必尽是豪帅。如汝阴人任忠，被孔范称为“伧士”（《南史》卷七七《恩幸·孔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陈书》卷三一本传云其“少孤微，不为乡党所齿”；又《梁书》卷二十《陈伯之传》载，伯之，“伧楚”一词屡见不鲜，济阴睢陵人，少时偷刈邻里稻谷，田主呵之云：“楚子莫动。”少孤微的任忠及偷刈稻谷的陈伯之虽亦为“伧楚”，但显然不能和上述名重一方，具有经济及武装力量的豪族相比。不过，这种“杂楚”在取得一定官位后，由于他们的乡邻关系，在本地仍具有一定号召力，特别在齐、梁之际的动荡岁月里，他们对南朝政权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他们回乡招募，实际也具有了豪帅的某些特征，所以他们也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章炳麟先生认为“伧人”即壮夫，并以“今自镇江以下至于海滨无赖相呼曰老伧”证成其说。余嘉锡先生认为这一解释太过迂曲，不足取。（参见余嘉锡：《释伧楚》，231页。）其实，章氏之说未必皆非，亦有一定道理。江淮地区属南北冲突地带，常有战事发生。此地人民欲求生存和发展，必“有自全之伎”，否则“何异犬羊”（《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任人宰割。江淮“伧楚”皆为“壮夫”，乃地域环境所使然。《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云：豫州“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又《晋书》卷九二《文苑·伏滔传》载伏滔《正淮论》论及淮南地区云：“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这些皆是实际情况的反映。上述诸豪帅、垣氏、裴氏以骁勇果敢著称，而王氏、夏侯氏则以将略见长，所以江淮豪族又多是世所习称的将门。（《南史》卷五八评论韦、裴二氏称“将门有将”。《梁书》卷一七《王珍国传》称珍国为“将家子弟”。珍国父子事迹见下文。又，载《中国史研究》，刘峻，平原人，刘怀珍从父弟，但却是将门，见《南史》卷四九《刘峻传》。关于将门与豪帅的关系，参见郑敬高：《南朝的将门》，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6）。）他们和“唯战是习”的乡里部曲结合在一起，便组成一支能征善战的武装力量，各为南北政权所重视、依赖。与好勇斗狠，长于将略相对，一般认为，“伧楚”皆鄙拙无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至少南北对立时期江淮豪帅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当然，其文化特征不同于江左王、谢等高门甲族。以“荒伧赐隔”的杜坦，“颇涉史传”，夏侯亶“涉猎文史，辩给能专对”。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崔祖思父僧护，为州秀才，祖思本人“好读书史”，观其所上《陈事书》，儒学修养显非一般。刘善明“少而静处读书”，又撰《圣贤杂语》，当是儒家有关治国安邦的语录。）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一引《晋阳秋》：“吴人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参见《宋书》卷六五《杜坦传》；《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裴邃传》；《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刘善明传》。）由此可知，他们所研读的多是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而非与实际无关的玄学思想。因为设题论理辩难，挥麈谈玄的风流潇洒丝毫无助于其家族在边界的生存和发展，而儒家讲求伦理道德的观念则有利于其宗族凝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总论其在齐、梁时期的活动和遭际，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载：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曰：“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
《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说，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按：夏侯氏南迁寿阳已历数世，很难称其为北人。梁武帝虽认为夏侯亶言行与北人有异，但夏侯亶认夏侯溢为从弟不正是“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的具体体现吗？前引王玄谟散谷赈济贫困，刘善明开仓周赡乡里的举止也正与“北土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相合，而与南方宗族间“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的风俗迥异。可见不辨族从是一般伧人豪帅的特点。伧人豪帅举止如此，与其所处地理环境有关，其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修养又为其行为准则奠定了基础。江淮豪帅这种因担心服属易疏，而不忍言族的做法，无疑会加强宗族间联系的纽带，使宗族乡里具有坚固的凝聚力，而豪帅则得以保持领导核心的地位。只要局势动荡，豪帅便会利用其固有的影响和号召力较为容易地组织起一支战斗力较强、为人所重的武装力量，参与政争，甚至左右一时政局。
当然，江淮豪帅地处南北交界地带，也不会丝毫不受南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即以学术论，玄载“雅好玄言，修士操”，言行颇类江南高门；而裴植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也正是渐染江南风俗的结果。不过，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江南风俗习惯毕竟是次要的，以探讨他们在齐、梁政权中的作用。
一、江淮豪帅和伧楚之关系有关
东晋南朝的史籍中，由地处南北交界地带，这一特殊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好勇善战及其所具备的儒家文化修养，才是江淮豪帅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点更接近于北人，而不是南人。
顺便提及的是，“伧楚”一词未必就是漫骂轻侮之语，特别在南北朝时期，“伧楚”已基本变成一中性词。梁武帝径称夏侯亶为“伧人”，我们丝毫看不出轻视鄙薄之意，至于史家撰史提及“伧楚”，亦不含贬意。“伧楚”在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指明对方身份特征，犹今之“南方人”、“北方人”之谓。
二、江淮豪帅与南齐政治泰始
年间，青徐四州及淮北五郡被北魏占领后，这一地区的部分豪帅率领宗族南迁江淮，成为这一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并和刘宋权臣萧道成结合起来，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篡宋建齐的活动。当然，南迁之前，他们已较频繁地活动在此地。刘宋“义嘉之乱”中，平原刘氏、太原王氏数人被委以此地刺史、太守之职。其时，四方反叛，中央武力捉襟见肘，对青齐地区兵锋难及，只有当地豪族才能影响控制这一地区。宋明帝任命豪族为当地刺史、郡守，表明中央把青齐地区平叛的任务完全交给了他们，他们可以合法组织军队，不受限制地进行军事行动。徐州地区垣氏活动突出。宋明帝遣垣荣祖回徐州说降薛安都，意在利用垣氏在徐州的影响，给薛安都施加压力，而薛安都也惧怕荣祖在淮北招合部曲，所以留而不遣。垣氏参与平叛的尚有垣闳、垣历生等成员。（参见《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垣荣祖传》；《魏书》卷四三《房法寿传》。）政府危急之时，论述其在南北对立时期的动向和作用。（参见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固可借用其力，但垣、刘等豪帅家居青徐，距中央悬远，和中央关系若即若离，所以对中枢政权难有很大影响。“义嘉之乱”结束后，他们并未因平叛有功而得到重用。余嘉锡先生曾著专文加以讨论，探源究变，对伧楚的含义做了详尽细致分析。青徐的沦陷，虽然使他们丧失了桑梓家园，但迁居江淮为他们和中央政权结成密切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成为其家庭地位得以上升的契机。萧道成虽出镇淮阴，但他拥有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他之能够篡宋建齐，主要得力于南迁江淮的青徐豪帅的支持。南齐建立后无论捍卫政权，还是控制江淮局势，也只有江淮豪帅可以利用。《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崔僧渊附传》载僧渊劝降崔慧景书云：“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寿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崔僧渊系清河东武城人，青齐沦陷，以平齐户入北魏，与崔慧景同宗。在这些豪族看来，江淮诸州由他们来控制是自然之事，如其不然，就是受到怀疑的先兆。事实情况也确是如此。据《南齐书》卷二七《刘怀珍传》载：怀珍于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被任为豫州刺史，此在萧道成平定刘休范，执掌朝政未久，表明“淮蕃海捍”必须由江淮豪帅来负责，而萧道成也只有利用他们才能稳定局势，巩固新得的权位。昇明二年（公元478年），萧道成以子晃代怀珍为豫刺，时人已怀疑怀珍不受代。萧道成虽云：“我布衣时，怀珍便推怀投款，况在今日，对南朝政治影响至深且巨。本文对江淮豪帅聚而观之，宁当有异？”语似坦诚，但从时人之疑分析，道成虽未必心怀猜嫌，但怀珍出任边州已久，毕竟使人不很放心，所以一俟政局稳定，道成便由其子萧晃代怀珍刺豫了。虽然如此，一般情况下，萧道成仍然只能任用江淮豪帅来治理边州，而无其他力量可以利用。自萧道成辅政至建元四年（公元475—482年），出任徐、豫、兖、青等边州刺史的多是江淮豪帅如刘、崔、垣、明等姓。（参见万斯同：《宋方镇年表》、《齐方镇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垣闳附传》载：齐高帝辅政，使褚彦回为子晃求闳女，闳辞以“齐大非偶”，帝虽嘉其退让，而心不能欢，即以晃婚王伷女。王伷为琅邪高门，垣闳江淮“伧楚”，以家族门第声望论，垣闳难与王伷相比。南朝最重婚宦，但萧道成以四姓之一的高贵门第，竟然首先择婚垣氏，未果，才与王氏联姻，除了结交江淮豪帅以固权的目的外，无其他解释。又《南齐书》卷五三《刘怀慰传》载：
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京邑，议者以江右土沃，韩树峰笔者曾撰文对寿阳裴氏进行个案研究，流民所归，乃治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
齐高帝效法东晋初建琅邪县于建康事，亦欲在京邑立齐郡。但江淮豪帅毕竟不同于琅邪王氏，他们是流民帅而非风流名士，他们更适合在江淮这种特殊地带生存和发展。何况流民既居于江淮间，流民帅自然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武装力量，徙居京邑。江淮豪帅和流民固结在一起，卜居江淮间，固然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原有的武装力量，但却也丧失了在京邑发展的机会。高帝设齐郡，意在收买江淮豪帅人心，这和东晋初年元帝设临沂县以拉拢王氏的做法相类；而江淮豪帅辅高帝篡宋，亦和王氏助元帝建晋近似，但他们却未能像王氏那样冠冕不替，甚至在南齐也难有作为，原因盖在于此。同时，他们在江淮地区所拥有的武装力量也使政府惴惴不安。不过，江淮豪帅毕竟辅助萧道成创立了南齐基业，萧道成虽对他们心存疑虑，却不致杀戮诛害。他去世后，江淮豪帅因涉入内部政争，其遭遇便有了很大变化。《南史》卷四七《荀伯玉传》载：
武帝即位，伯玉忧惧。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崇祖田业在江西，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与崇祖并见诬伏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