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经常参与扈从之列，说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特殊重视。藏传佛教于元初由吐蕃传入蒙古和“汉地”，元朝统治者抬高它的地位，既是出于控制吐蕃地区的需要，也是为了抑制“汉地”原有的佛教各宗派。张留孙原是正一道门下，元代统治者对他加意扶植，让他自成一派，显然也是为了压制原有的道教宗派，便于控制。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元代统治者之所以要两者的首领和上层人物扈从，还因为他们都擅长招神驱鬼、呼风唤雨的法术，能为皇帝驱除巡幸中的不祥，保证平安。以藏传佛教来说，皇帝巡幸动身以前，“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③（《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旨在祛除不祥。国师胆巴便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胆巴善持秘法，据说能作佛事退敌军，又能祷疾致愈。有一次北巡时“过云州龙门，师谓徒众曰：‘此地龙物所都，或兴风雨，或惊乘舆。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电果作，四野震怖，独行殿一境无虞。至上都，近臣咸谢曰：‘龙门之恐，赖师以安。’”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以玄教宗师张留孙来说，“上与昭睿顺圣皇后驻日月山，后疾甚，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上大喜，命为上卿”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神道设教，本不足凭，但对迷信神鬼的元代统治者来说，则无疑从中既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又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就使得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神职人员成为扈从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除了藏传佛教僧人和玄教道士之外，扈从队伍中有时也有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但都是临时性的。例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全真道掌教苗道一的门人“井公制授诸路道教都提点、洞阳显道忠贞真人，转教于大长春宫，有司给驼马，扈从车马，巡幸上京”①（《陕西金石志》补遗下，高《御香记》。按，这位“井公”应即井德用，曾为陕西耀州静明宫主持。（《陕西金石志》补遗下，《至大三年加真人号碑》））。全真道道士得以参与扈从之列，是很罕见的。
这些宗教神职人员扈从皇帝到达上都以后，分别住在本教派的寺观之中。在此期间，要举行许多宗教活动，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各种“佛事”。如：
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受佛戒的仪式。元代诸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事实上在“登大宝”以后，还继续受戒。受戒有戒坛，上供马哈剌佛。②（参见杨瑀：《山居新语》）受戒仪式要由帝师或其他高级藏传佛教僧人主持其事。如“武宗皇帝、皇伯晋王（甘麻剌）及今皇帝（元仁宗———引者）、皇太后皆从（胆巴）受戒法”③（赵孟：《龙兴寺无上帝师之碑》（拓本））。帝、后及皇族受戒，或在大都，或在上都。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元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皇后亦怜真八剌在大都“受佛戒于帝师”。十二月，“帝复受佛戒于帝师”，这也是在大都。而到了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皇后受牙蛮答哥戒于水晶殿”④（《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纪一、二》）。这又是在上都。上有所好，贵族官僚也纷纷以受戒为荣，成为一时风尚。“似将愚日破黄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⑤（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安息薰坛建众魔，听传秘密许宫娥。自从受得毗卢咒，日日持珠念那摩。”⑥（朱有燉：《元宫词》）
游皇城。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做佛事，“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①（《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佛教密宗崇拜的神佛中有大白伞盖佛母，大白伞盖即光明广覆之义。参见洪惠镇：《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文物》，1986（1）），迎引出宫，护送的仪仗队首尾排列长三十余里，游历皇城，皇帝后妃在宫中搭彩楼观览。游行完毕，将伞盖送还，复置于御座上。这是大都每年最盛大的一项宗教活动。后来在上都也照样举行。“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当时诗人为之咏道：“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②（。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另一位诗人也为此写下了长篇，其中道：“岁时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队喧憧憧。吹螺击鼓杂部伎，千优百戏群追从。宝车瑰奇耀晴日，舞马装辔摇玲珑。红衣飘裾火山耸，白伞撑空云叶丛。王官跪酒头叩地，朱轮独坐颜酡烘。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③（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皇城曲》。按，这是作者“开平第四集”中的一首）“红衣飘裾”指藏传佛教僧人。“白伞撑空”指皇座的白伞盖，上都与大都游皇城均以藏传佛教的圣物为中心。“朱轮独坐”者应是帝师。从这些诗篇中，多少可以想见当时上都游皇城的盛况。
其他佛事。游皇城是规模最大的佛事，受戒也是佛事，此外还有多种佛事，也在上都举行。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中书省臣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④（《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内外佛寺”之“寺”，从下文来看，应系“事”之讹。上都岁作佛事一百六十五，几占全部佛事二分之一。皇帝在上都时间大体为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几乎天天都有佛事，佛事的地点，或在宫内，如大安阁⑤（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或在寺院中，也有在特定地点，如铁幡竿⑥（参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⑦（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五首》），正是当时佛事盛况的写照。
此外，每遇大宴会时，藏传佛教僧人都“设止雨坛于殿隅”，以法力止雨保证宴会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惯例。诗人为此写道：“雍容环佩肃千官，空设番僧止雨坛。自是半晴天气好，螺声吹起宿去寒。”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②（宋褧：《燕石集》卷九，《诈马宴》）
佛教的各种活动是主要的。道教也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都曾在寿宁宫设醮（见本章第三节）。但从现有记载来看，道教的活动是很有限的，远远不能同佛教相比。
元代皇帝在上都还经常召见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如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召见正一道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上都幄殿”③（《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元英宗即位时，诏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入觐，见于上都。④（参见《汉天师世家》）有些宗教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也纷纷来到上都活动。当时佛教内部有教禅之争⑤（参见《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天台国清寺是浙东名刹，天台宗的祖庭，元初“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僧人湛堂澄在元贞元年（1295年）“入觐于上京，赐食禁中。复以国清为言。宣政院为奏请降玺书加护，命公主之”⑥（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一，《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
由此可见，每年皇帝巡幸期间，上都都要增加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其中扈从皇帝来的占主要部分。而宗教活动，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佛事，在巡幸期间正是上都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上都的寺院道观
上都城建成后，各种宗教的寺院道观陆续兴建起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佛教寺院，其次是道观，最后是伊斯兰教的寺院。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佛教寺院
上都建成后，“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乾光寺和龙光华严寺，是上都最重要的两所佛寺。乾为西北，艮为东北，这两所佛寺分别位于上都皇城的西北角与东北角，遥遥相对。
两寺之中，龙光华严寺创建时间较早。“丙辰之岁，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岁，作大龙光华严寺。寺于城东北隅，温公主之”。“戊午之岁”是蒙哥汗八年（1258年）。温公是僧至温，曾为禅宗曹洞宗领袖万松的侍者。他与刘秉忠“少时相好”，刘秉忠出家为僧，便是他劝说的结果。刘秉忠入忽必烈幕府后，“荐师可大用”，得到召见，“留王庭多有赞益”。居三岁遣还。“时宪宗命海云主释教，诏天下作佛戒会，师持旨宣布中外而辅成之”。忽必烈征云南还，“刘公请承制锡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洺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至温与忽必烈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龙光华严寺建成以后，他首任主持，绝非偶然。至温“锐意卫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八，《佛国普安大禅师塔铭》）在释道之争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开平释道辩论中，失败了的参与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即被送到他主持的这所新建寺院中落发，已见前述。
至温在中统元年（1260年）“纳印辞职”，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病死于桓州天宫寺。继任主持的是福裕（1203—1275），他也是万松的弟子，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兴国寺。蒙哥汗时，又被召至“北庭行在”。后出任嵩山少林寺住持，“万松、海云实为之主”②（程钜夫：《雪楼集》卷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正是福裕首先通过阿里不哥大王向蒙哥汗告状，挑起了释道之间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至温和福裕在“汉地”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海云和万松，他们两人都与蒙古宫廷有着特殊的关系。忽必烈以至温、福裕两人相继主持龙光华严寺，说明了他对这所佛寺的特殊重视。至温和福裕均出自万松门下，万松属禅宗中的曹洞宗。因此，龙光华严寺是一座禅宗寺院，“以传菩提达摩之学者居之”。到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福裕之后，龙光华严寺主持名字可考者尚有七代，从至温算起共九代。其中第六代住持维寿较有名，他“以道行文学受知英宗，制授大司徒”③（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维寿的墓碑碑额近代尚存。
